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 目录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主题特稿、专论、观潮屿、学思录、新叶林、会议录、回音谷等栏目探讨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 节选

本辑特稿是劳思光先生的《论非绝对主义的新基础主义》一文，是先生近年来少有的长文，是对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潮流的一个回顾、总结、回应与救治，是“面对当的长文，是对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潮流的一个回顾、总结、回应与救治，是“面对当代哲学及文化的危机，为哲学思维寻觅出路”。本辑的另一篇特稿是来自于美国著名教授ThomasA.Metzger(墨子刻)与劳思光先生商榷的文章。生商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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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哲学缺乏分析，只有直觉。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重视直觉；但是，如果说完全没有分析，就未免绝对化了。朱熹就很重视“条分缕析”，在注解四书时，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不过，朱熹不是为分析而分析，分析本身并不是目的，分析的第一个目的，是建立分层理论或层级理论，其最终目的则是完成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有机整体论，更确切地说是生命整体论。朱熹的分析方法，遭到陆九渊的批评。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所以他不著书，更不作注解。朱熹说：“义理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圣贤于此，错综斟酌，毫发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寻，亦未尝腭柱而调瑟，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页339）义理之中分出轻重，轻重之中又分出轻重，要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仔细“斟酌”，作到“毫发不差”。如果在细微之处错了，大处则必然跟着错，这就是“枉”尺而寻不能“直”。因此，“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页36），这样才能将书中的义理“断”得清清楚楚。这是朱熹注解四书的一个重要方法。正是运用这种“析理”的方法，朱熹将四书中的许多重要范畴，特别是一些核心范畴，分成不同层次，分别加以说明，再用综合的方法，将其联系起来。所谓综合，总是伴随着分析的，没有分析，便无所谓综合（反过来也是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很重视分析。当然，这种分析与现代哲学所说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是一回事，它主要是“义理分析”即‘析理’，也可以说是“概念分析”；但是，我们所说的“概念”，与西方哲学的概念又有不同，对此，要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四书中的中心概念或最高概念是“道”，但是，究竟什么是“道”？历来的注释家都未能提出比较详细的解释，只是随各人的理解而说之；或者不作解释，作为现成的范畴而用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容易说清楚。这也许有一个好处，就是保留其全部意义，让人们去体会，一旦说出来，就会破坏其“全”。但是，这样就很难深入了解其中的具体涵义。不能了解其中的具体涵义，其整体把握也就不甚了了。宋代理学又称道学，其全部学说就是对“道”的解说，他们虽然用“理”字代替了“道”字，对于“道”的解说也就变成了对“理”的阐述，但是，在朱熹之前，还没有人对“理”作出比较深入全面的解释。正是朱熹第一个提出了全面解释，区分出“理”的不同层面的涵义，而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注解四书完成的。四书中的“道”，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