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内容简介

一九九二年，先生倡导“走出‘疑古’”说：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一九九八年，先生再次重申“专门学科”论：*近我常想，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我相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
二○○五年，先生重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说：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入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谈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这一领域，我想*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二○○六年，先生再次提到“民族信心”问题：今天我们更应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寻找宝贵的遗产，更好地建立我们的民族信心和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认识到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使我们今后的贡献更多更好。
二○○七年，先生提出“不公平”说：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很多地方被贬低了，与外国类似的文明相比，有些人给的评价不公平。
二○○八年，先生提出“世界意义”说：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在人口数量、疆域的广阔，还是历史的渊源长久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要认识世界文明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自己意义重大，对了解整个人类文明的兴起过程，提高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本书特色

先生特别强调比较考古学、比较文明史之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全体的一部分，不以人类文明为大背景考察中华文明，而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就不可能对中华文明有真正透彻的理解。
先生又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之论以及“走出”疑古“时代”之论，力图重建中国人自清末以来业已丧失殆尽的对于本国文化的“真正自信”。
先生之努力非仅“为往圣继绝学”，更欲“为万世开太平”，为这落难四百年的“华夏文明”之起死回生，指明一个方向先生说：“史学的终极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菲但赚不了钱，还需要你去牺牲。”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目录

自序
**章 不可怀疑的文明
一、走出疑古时代
二、谈“信古、疑古、释古”
三、关于“疑古时代”
第二章 中国文明之源远流长
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二、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
三、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
四、古代文明与文化发展战略
五、东周至秦代文明概观
六、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第三章 三代离我们有多远
一、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
二、天下之中
三、古代文明研究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四、“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科研项目的特点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献学基础
六、“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方法的特点及成果
七、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金文历谱
八、学科结合的必然趋势
九、文明起源的科学考察
十、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四章 《周易》在中国文明中之分量
一、关于《周易》的几个问题
二、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
三、从《要》篇看孔子与《易》
四、孔子、朱子论《易》异同
五、帛书《周易》的几个问题
第五章 中国文明之地理的分布
一、多彩的古代地区文化
二、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
三、丰富多彩的吴文化
四、安徽南部的青铜文化
五、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
六、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
七、韩国金海出土的西汉铜鼎
八、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古文孝经》论介
九、爱尔兰出土中国印章 的传说
第六章 古文字与中国文明
一、文字起源之谜
二、汉字——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三、古埃及与中国文字的起源
四、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孪生
五、甲骨文的世界
六、甲骨学的七个课题
七、殷墟甲骨发现一百年
八、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
九、殷墟出土的周人甲骨
十、金文的形形色色
十一、论孔子壁中书的文字类型
十二、战国文字研究
第七章 占器物与中国文明
一、中国青铜器及其*新发现
二、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两个高峰
三、青铜器与商周文化的关系
四、谈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锕文化
五、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
六、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
七、中国铜镜的起源及传播
八、中国和中亚的马车
九、曲阜周代墓葬的两种类型
第八章 沉睡地下的文明史
一、新出简帛与学术史
二、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
三、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
四、中、日、英三国出土木简
五、简帛和楚文化
六、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论
七、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意义
李学勤先生学术编年"
编后记%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节选

**章 不可怀疑的文明
一、走出疑古时代
（一）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二）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我特别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l992年第4期发表，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沣西挖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问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聂崇义的《三礼图》，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一些图传下来的。它把器物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背上背着个尊。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实际不是这样，没有动物身上背个尊的。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完全是这个样子，可见《三礼图》虽然画的不一定都对，但是并非毫无所据。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
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考古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上世纪）20年代，他写了《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早发表在哪儿吗？先见于《清华周刊》，后来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学》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他和秉志、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科学画报》，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瀞容编辑。说起这两个人，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学来的。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科学》杂志上，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本，现在是珍本了。
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新发现至少不比那个时候少吧？可是有一点，重要性差些，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尚书》。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
现在的发现还没有《尚书》，可是至少从数量上说，比起古代一点不差，因此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屡屡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直接看到当时的书。我自己认为，对这些东西做全面和彻底的研究，恐怕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得到的。因为比如汲冢竹书，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研究，对古史研究作用很大。所以这一类新发现，它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古书的面貌和我们的想象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有时候我常常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孔安国，或者束晳、荀勖这些人的重大成果。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来。当然他在某些点上比我们认识得更多，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已不认识繁体字。繁体字离开我们才多少年？社会上繁体字还存在，可当时社会上已没有古文流行，人们没有这种教养。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古书是一种新的信息途径。它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学术，这个机会是前人没有的，因为至少两千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过去很多东西都糟蹋了，像王僧虔所见的所谓蝌蚪文《考工记》，结果根本没有传下来。还有傅奕本的《老子》提到，在徐州发现了项羽妾墓，墓里面发现了《老子》，可是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只是做了一点儿校勘，也不知道哪些是从项羽妾墓来的，是不是就是《汗简》里的《古老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步是把新发现的这些书整理出来，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至于说，我们学术界要想充分吸取这些东西，得到它的影响，那还仅仅是尝试。当然，今天它已经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在现已发现的这类材料里，我想今天大家*需要的有一种就是秦律和汉律。过去研究汉律，比如沈家本、程树德专门辑录汉律，他们钩稽汉律费了那么大劲。至于秦律简直不成条，所以程氏的书只叫《九朝律考》，不敢叫《十朝律考》。近年我们居然在云梦睡虎地和龙岗两次发现了秦律。秦律我们发表得还比较快。现在江陵张家山两批汉律竹简还没有发表，但可以告诉你们，材料好极了。我老劝人不要急于去讨论什么“隶臣妾”，*好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材料太多了，如果你说错了的话，马上没法办。张家山简数量很大，**批和云梦睡虎地的简差不多，总在1200枚左右。睡虎地随葬秦律的那个叫喜的人是个令史。他抄的那些律，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随葬张家山**批汉律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官职比睡虎地的官要高，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这批简给我*深的印象是《盗》、《贼》二律，它的细致程度比起唐律并不逊色。它考虑的各种细节，比如杀人吧，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对象以及亲属关系等等，非常非常细。从这一点看，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不是很多。
另一个大家*关心的是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特别是《易传》。关于《易传》，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易传》中的《易之义》比今本《系辞下》多出很大的一段，而这一段和今本《系辞》有同样的哲学意义，这当然极其不得了。
当然除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现，比如定县八角廊的西汉竹简《论语》，估计还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另外还有《周易》，那是阜阳八角廊汉墓出的，是占卦用的，像《火珠林》这类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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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作者简介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多次在欧美亚澳及港台地区任教讲学，如：1981年至1982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克莱亚堂客座院士，1985年任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1988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客座教授，1990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聘教授，1993年起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名誉教授，1998年任美国达默思大学蒙哥马利教授，2001年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2003年任韩国明知大学客座教授。1986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节选

**章 不可怀疑的文明
一、走出疑古时代
（一）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二）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我特别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l992年第4期发表，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沣西挖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问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聂崇义的《三礼图》，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一些图传下来的。它把器物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背上背着个尊。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实际不是这样，没有动物身上背个尊的。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完全是这个样子，可见《三礼图》虽然画的不一定都对，但是并非毫无所据。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
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考古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上世纪）20年代，他写了《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早发表在哪儿吗？先见于《清华周刊》，后来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学》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他和秉志、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科学画报》，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瀞容编辑。说起这两个人，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学来的。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科学》杂志上，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本，现在是珍本了。
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新发现至少不比那个时候少吧？可是有一点，重要性差些，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尚书》。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
现在的发现还没有《尚书》，可是至少从数量上说，比起古代一点不差，因此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屡屡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直接看到当时的书。我自己认为，对这些东西做全面和彻底的研究，恐怕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得到的。因为比如汲冢竹书，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研究，对古史研究作用很大。所以这一类新发现，它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古书的面貌和我们的想象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有时候我常常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孔安国，或者束晳、荀勖这些人的重大成果。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来。当然他在某些点上比我们认识得更多，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已不认识繁体字。繁体字离开我们才多少年？社会上繁体字还存在，可当时社会上已没有古文流行，人们没有这种教养。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古书是一种新的信息途径。它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学术，这个机会是前人没有的，因为至少两千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过去很多东西都糟蹋了，像王僧虔所见的所谓蝌蚪文《考工记》，结果根本没有传下来。还有傅奕本的《老子》提到，在徐州发现了项羽妾墓，墓里面发现了《老子》，可是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只是做了一点儿校勘，也不知道哪些是从项羽妾墓来的，是不是就是《汗简》里的《古老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步是把新发现的这些书整理出来，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至于说，我们学术界要想充分吸取这些东西，得到它的影响，那还仅仅是尝试。当然，今天它已经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在现已发现的这类材料里，我想今天大家*需要的有一种就是秦律和汉律。过去研究汉律，比如沈家本、程树德专门辑录汉律，他们钩稽汉律费了那么大劲。至于秦律简直不成条，所以程氏的书只叫《九朝律考》，不敢叫《十朝律考》。近年我们居然在云梦睡虎地和龙岗两次发现了秦律。秦律我们发表得还比较快。现在江陵张家山两批汉律竹简还没有发表，但可以告诉你们，材料好极了。我老劝人不要急于去讨论什么“隶臣妾”，*好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材料太多了，如果你说错了的话，马上没法办。张家山简数量很大，**批和云梦睡虎地的简差不多，总在1200枚左右。睡虎地随葬秦律的那个叫喜的人是个令史。他抄的那些律，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随葬张家山**批汉律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官职比睡虎地的官要高，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这批简给我*深的印象是《盗》、《贼》二律，它的细致程度比起唐律并不逊色。它考虑的各种细节，比如杀人吧，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对象以及亲属关系等等，非常非常细。从这一点看，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不是很多。
另一个大家*关心的是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特别是《易传》。关于《易传》，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易传》中的《易之义》比今本《系辞下》多出很大的一段，而这一段和今本《系辞》有同样的哲学意义，这当然极其不得了。
当然除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现，比如定县八角廊的西汉竹简《论语》，估计还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另外还有《周易》，那是阜阳八角廊汉墓出的，是占卦用的，像《火珠林》这类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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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作者简介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多次在欧美亚澳及港台地区任教讲学，如：1981年至1982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克莱亚堂客座院士，1985年任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1988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客座教授，1990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聘教授，1993年起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名誉教授，1998年任美国达默思大学蒙哥马利教授，2001年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2003年任韩国明知大学客座教授。1986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