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内容简介

“在我一生中*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本书即为此口述之集结版。
当代爱国名将李宗仁先生第三任夫人胡友松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1月25日去世，终年69岁。胡友松生前曾经详尽回忆自己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后三年，以此献给其心目中永远*怀念的德公，深情缅怀和纪念李宗仁先生逝世40周年，谨以此隆重纪念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大捷胜利70周年。

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本书特色

在我一生中*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一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
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影后胡蝶之女胡友松，特殊年代演绎惊世之恋，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登上婚姻之船。

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目录

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节选

**章 没家的孩子
“家”和明星妈妈胡蝶
我是1939年在上海出生的，我的母亲就是人人都知道的“电影皇后”胡蝶，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知道，后来社会上流传我是胡蝶和戴笠的私生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稍微有些时间概念和普通常识的人只要一算就知道了，因为胡蝶是1945年到了重庆以后和戴笠认识的，到了第二年才和他同居，这个时候的我已经长到八岁了。所以说，这个漏洞百出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那个时候，我自从出生就随生母托付的养母一起在南京居住，那时生母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若梅”，我随着生母胡蝶的姓。
我跟生母胡蝶只是断断续续地生活在一起。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见大人们在*有名的上海大世界里跳“国际标准”舞，那男男女女的舞姿真是好看极了，我几乎是每个礼拜都会跟着生母胡蝶到这些高级的娱乐场所里来，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热闹。那个时候，我母亲胡蝶还很当红，她早在1933年就获得了“电影皇后”的称号，虽然不是中国电影界**个“电影皇后”，但她获得的这个称号却是叫得*响亮的。我还记得上海另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百乐门”，那里面一天到晚放的全都是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曲，还有美国的爵士乐。我印象*深的是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那些歌女在台上唱歌，或者是我生母胡蝶和一些电影界的人士登台表演，我就手里拎着一个小花篮在场里来回走动，每当观众投进来钱，我就点头微笑着说“谢谢”。我长得很可爱，又打扮得很洋气，无论是观众还是电影界的人都很喜欢我。所以，我跟着生母胡蝶的那段日子，是感觉*快乐的一段美妙时光。
但让我感到不高兴的是，生母胡蝶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她经常到香港去拍戏，再加上抗战时期一直在外颠沛流离，我们母女在一起的时间很短。生母胡蝶没有更多的时间照料我，况且她还有自己正式的一家人，我就只好住在那种长期包下来的饭店客房，里面有服务生，定时有人送餐。靠着生母胡蝶的名气，我好像还认过很多干妈，每次出去见她们，都被打扮得像个洋娃娃一样。生母胡蝶不在的时候，就只好不断把我托付给这个阿姨那个阿姨的，她们大多数都是一些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我就称呼她们为干妈。那个时候，在生母胡蝶出入的交际场合里，除了我就没有别的小孩，所以，我就跟这些干妈们在一起，看她们玩麻将呀、跳舞呀什么的，她们很爱打扮我，还经常带我出去看电影、看戏。
现在年龄大了，好多*近发生的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我却记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在我记忆中，胡蝶对吃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非常讲究穿。她身穿花旗袍，脚蹬高跟鞋，很时髦，她的服装档次也很高，款式新颖，日常穿的都可以随时上镜。特别是她一笑，左脸蛋上还浮现一个酒窝，所以，我印象中她总是特别漂亮。后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又从上海搬到了南京，记得在我七八岁的那一年春天，我当时已经懂事也记事了，有一次跟着保姆到夫子庙去玩，无意之中撞到了一个算命先生的卦桌旁。我好像记得这位算命先生对着我瞅了又瞅，望了又望，模样很怪，他跑过来追上我的保姆说了一通算命的话，我当时根本听不懂。只是回到家里，听保姆对我说，不让我乱跑，说我以后能遇到不凡之人，我听了，并不理解话里的意思，看保姆的样子，她好像也是似是而非的。
我跟着保姆回到了新街口的一家大饭店，那时候，我们就住在这家大饭店里，这就是我的“家”。由于生母胡蝶跟这家大饭店的卞老板关系很好，我后来就被寄养在这个大饭店里。我只是朦胧地知道生母是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在我出生以后，她就一直很忙，经常是上海和南京两头跑，有时在上海的时间比在南京还要多。到了我该上小学的时候，生母又重新给我起了另外一个大名，叫胡友松。我一直不知道生父是谁，曾问过生母，她回答我说，你没有爸爸。
记得我是五岁就开始上学了，在南京的白鹭洲小学读的书。平时，在饭店里只有保姆照顾我的生活起居，生活费靠着生母的接济，倒不觉得清贫，只是常年不能跟着亲生的母亲在一起生活，感到缺乏母爱的关怀。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妈妈已经逃难到大后方去了。那个平时我叫宋阿姨的保姆对我还很不错，她除了每天接送我上学、照顾我吃饭睡觉之外，就是给我讲故事，教我背唐诗、唱儿歌，算得上我*早的启蒙教师。
由于还小，我每天除了上学做作业，倒也衣食无忧。只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又有妈妈又有爸爸的，我心里总有说不出来的难受，所以，在没事的时候，就整天坐在饭店的大堂里盼着妈妈能够早点回来。虽然说，妈妈的模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盼望妈妈的心情却是很迫切的。有一天，妈妈突然回来了，她把我抱过来，在我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又一口，然后，又让我唤她身后站着的那个一点也没有妈妈和蔼的女人叫“沈阿姨”。就是这个讨厌的沈阿姨替代了以前那个对我特别好的宋阿姨。
有一段时间，妈妈和那个我并不喜欢的沈阿姨住在大饭店里，整天在一起玩牌聊天。到了晚上，和我睡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才和我说说话。这段日子，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但同时也在心底盼着那个沈阿姨快些走，因为我不知怎么的很讨厌她。
不巧的是，这一年的夏天还没有过去，我就得了肺炎，而且浑身还长满了湿疹。我也没法上学了，整天待在饭店的“家”里，妈妈有时候陪着我，但大多数时间好像并不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多的依然是我*不喜欢、本能就敌视的沈阿姨。
我的这场病是时好时坏，一直拖到初冬也没有完全好透。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天下午，妈妈从外面回来了，给我带来许多好吃的东西，还给我买来了一件翻毛皮上衣。我当然是很高兴。晚饭的时候，沈阿姨也过来陪着我们母女俩一块吃，我那时年龄小，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什么反常的迹象，我哪里知道这顿晚饭竟成了我和生母的*后一顿晚餐。在饭桌上，妈妈和沈阿姨都争着给我夹菜，这样反常的举动我当然是一丁点也看不出来，我反而还感觉自己是世界上*快乐的人了。我只记得妈妈对我说：“若梅，以后妈妈会很忙，没有时间照看你了，过两天你就跟沈阿姨去北平吧。以后你要记住你的小名叫若梅，大名叫胡友松，你没有爸爸，只有妈妈，以后沈阿姨就是你的妈妈。”我从记事起就经常独自一个人待在酒店里，当时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似乎并不感到十分的意外，只是心里极不情愿妈妈走。所以，还傻乎乎地问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看得出来，作出这样的决定，妈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她的心里有很多的难言之隐，我也看得出来她是非常难受的，我用眼睛盯着妈妈，妈妈不敢再抬头，她慌忙掩饰着自己的神态，可是，在她转头的时候，我还是看到她的眼泪落在了胸前的白旗袍上。
那天晚上，我和妈妈仍然像往常一样地睡在一张床上，说了很多话，我都记不清了，*后困得我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当我迷迷糊糊地醒来的时候，是沈阿姨在推我叫我起来，妈妈早已不见了，沈阿姨说妈妈天不亮就走了……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生母是要随着一家人到香港定居了。医生提出建议，说我得的这个病*好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因为北方的气候干燥，适宜休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军阀张宗昌在济南死了，他的姨太太沈文芝就跑到南京来当家庭教师，生母就委托她把我带到了北平。
后来，我又听说在1951年，生母胡蝶曾到北京来想接我到香港，只是这个可恶的养母提出许多条件，还非要找胡蝶要一笔钱，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胡蝶很不利，胡蝶唯恐待的时间太久，事情有变，再说她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钱去满足养母的要求，只好连我的面也没有见，就忍痛含泪地匆忙离开了北京。胡蝶临走前交给沈文芝一个装满首饰的手提箱，嘱咐她一定要供我上大学。可惜沈文芝挥霍成性，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这个装满首饰的箱子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阴错阳差，就彻底改变了我整个人一生的命运。
没家的孩子
就这样，在1946年的初冬，我跟随沈阿姨来到了北平，她让我改口叫她妈妈。我已经记不清楚是在哪里的一家四合院内，我们安顿下来了。由于是冬天，北方时常刮着大风，感觉到很冷，和南京比起来，我一点也不喜欢北平。这大概也是我在南京住得太久的原因吧，当时我已经长到七八岁了呀。
刚到北平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沈阿姨对我还可以，她老是逼着让我改口叫她“妈妈”。可是，还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个所谓的“妈妈”就突然对我莫名其妙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她每天打牌、赌钱，随后还渐渐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我们的日子自然会越来越贫穷，由于整天缺吃少穿，一家人大眼瞪小眼地都指望着这个女人，她的脾气和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几乎是天天发脾气，动不动就拿我来出气。这样的日子是我长这么大以来从没有遇到过的，由于自己的年龄还太小，所以不能独立。
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我要不是因为年龄小，好多次真想一咬牙一跺脚离开这个不像家的“家”。在我倔犟的个性慢慢形成的同时，我也在寻找时机。于是，我改变了以前总是和她顶着干的做法，故意对她顺从一些，表面是屈从和改变了一些，这样，她以为我服了软，对我也变得温和一些，不像以往那样凶神恶煞，非打即骂。有时碰到打牌赢钱的时候，她也会把我拉到身旁说一些我有时听得懂有时又听不懂的话题来。渐渐地，我也就对这个姓沈的情况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原来这个名叫沈文芝的女人，是奉系军阀张宗昌*小的姨太太。沈氏自幼还练就了一身的好武功，并且在张宗昌发迹之前当旅长的时候就做了他的姨太太。
在1932年9月2日的下午，张宗昌在济南火车站被韩复榘派去的杀手给打死了。他的家人听到消息后，顿时感到不但失去了靠山，而且马上要大祸当头了，就各自管自己，纷纷逃命。可沈文芝却一反常态，她认为自己虽然是张宗昌的姨太太，但也是明媒正娶，所以，当张宗昌死亡的噩耗传来后，她并不像张宗昌的其他大老婆小老婆那样逃得无影无踪，反倒是在家中为死去的亡夫摆上灵牌，披麻戴孝地祭奠起张宗昌来。
后来，官兵们开始搜查张宗昌的房子，实际上是为了强占他的财产，沈文芝这才凭借着自己的一身武功，拼杀着跑出来，*后逃到南京，东躲西藏，一直隐姓埋名地靠给人接生来维持生活。过了几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沈文芝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生母胡蝶，她很会做事，很快就和胡蝶攀上了，两个人无话不谈，胡蝶把她当做知心朋友，我的出生情况自然也被这个姓沈的了解得清清楚楚。也许由于我是一个私生女，生母为此有诸多难言之隐，沈文芝千方百计地说服胡蝶同意收我做她女儿，这样无形中也替我生母解了围，因为我整天住在她朋友的饭店里，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就这样，生母经不起沈文芝的一番花言巧语，就把我送给了她，这样一来，生母似乎也从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认为自己的亲骨肉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归宿。沈文芝带我到了北平以后，隔了好长时间，才告诉我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听了这些话之后，感到更加迷惑不解，那时我小小的年龄哪里能够懂得这么复杂的东西，有时候我会一个人悄悄地跑到离家不远处的什刹海，坐在水边，想着连自己都解答不了的疑惑。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是谁？她跟着丈夫潘有声去了香港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又为什么偏偏把我交给这个我从心底里恨得咬牙切齿的女人，让我跟着她整天受罪呢？我*后得出的一个答案就是我恨我的生母。过去发自内心的朦胧的爱，变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恨，恨她的自私，恨她的无情，恨她的冷酷无情。
人在顺境的时候，感到日子过得很快，也很快乐，但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就感到很难受、很消沉。我那时感到在北平的日子可真难熬，简直与在南京的那阵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1948年的夏天就来到了。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加紧打仗，北平的形势很紧张，傅作义将军一开始是奉命进行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在死守着北平城。白天听到远方的隆隆炮声倒不可怕，主要是到了晚上，就感到炮声特别的响，常常吓得我从梦中惊醒，虽然我已经九岁了，但还是个孩子呀！
……

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作者简介

刘澍，出生于西安。
曾出版《往事述说一银幕内外的著名电影艺术家》、《艺海情侣百年婚恋》、《中国电影幕后往事》、《银海艺影——庞学勤、杨洗伉俪画传》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