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钱理群，算是浙江杭州人，中年以后才去过两三次。实际上生在重庆，长于南京，在贵州流放十八年，两鬓斑白方当上“老童生”，四十二岁得了文学硕士，从此被视为青年学者，今又忝称北京大学文学系“老教授”。

醉心于文学史写作的探讨与实践，研究自己的同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著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以及《1948年：天地玄黄》、《现代文学三十年》（与他人合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作）等学术著作。从不敢问津文学创作，偶尔因为生命不堪重负而写些文学之外的文字，借以自我摆脱，居然编成了《人之患》、《世纪末的沉思》、《压在心上的坟》、《学魂重铸》四本小册子。

精彩摘录

在鲁迅的观念中，“把人当做人”还是“使人成为努力”是区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于尺度，这也是他观察于思考一切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论“食人”》文人也有嗜杀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人比皇帝将军更卑劣，因为皇帝将军是公开杀人，而文人是制造舆论鼓励别人杀人，自己身上好像没有血迹。《论演戏》中国成为一个游戏场，当言语者进入游戏场，无论说什么都与自己无关了，听众、看客可以把你的思想任意化为游戏。鲁迅举例说，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中国来，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中国，中国人却把他的真话当消化看，当时萧伯纳的主体已消失了，落入游戏厂落入看客的眼睛中，他的言语被看客改造和歪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管说什么都是笑话。中国的启蒙主义旧像萧伯纳一样，启蒙主义的话语落在游戏场中变成了演戏，而启蒙主义者变成了小丑，所以中国的游戏场的可怕就在这里：中国最后只剩下一片“哈哈哈”，只剩下喜剧，而没有悲剧和正剧，因为悲剧和证据都被看客转化为一种最低劣的喜剧。有以为年轻学者薛毅在研究鲁迅所说的游戏国现象时，引用了艾略特的诗：“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世界在剧场的嘘声中告终，不给人任何悲壮感和力量，只给人滑稽、可笑感，中国就要终结在这种嘘声中。老庄哲学本意追求精神自由状态，但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就成为“寻开心”……鲁迅说中国人的致命弱点就是开玩笑，不认真，这是打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一把钥匙。流氓的特点就是两个，一是没有固定的理论和主张，在互相对立的理论当中不断地变，而这种变化又没有规律和线索可寻。本来一个人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认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不存在。...

——引自章节：第一、二辑

《反思三题》摘自鲁迅：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而敌人就做了这一国的所谓强者的胜利者，同时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为自己先已互相残杀过了，所蕴蓄的怨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盛世。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绝对不能让步》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中级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做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的时代”，这本事本世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果忘掉这一切，又回到老路上，这一个世纪的血和泪都白流了。《读文有感——我们的危机在哪里》一个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了某种选择，就要不顾利害与时尚地坚持下去，如果他作到了这一点，尽管可能一时不合适宜，但从长远看，总是有意义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并不总是按生命的内在要求，作独立选择，而更多包含了自身利害的种种考虑，他们的选择就...

——引自章节：第三、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