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是搞好编辑工作的必要条件。编辑部采取许多措施,以提高大家的编辑和写作能力。集体修改文章,就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当时的做法是:参加起草中央文件的副总编,把中央起草修改文件的方式方法和作风带到编辑部来,每期都有几篇稿件,由副总编主持,分工编委及责任编辑参加,对稿件逐段逐句地边读、边议、边改,无论内容、文字,是否符合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央精神,有没有反映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行文表达方式是否合乎逻辑,经过议论,该定的定,该改的改,该删的删。这既可集思广益,较快搞出文章,又是对年轻编辑一个极好的学习锻炼机会。与集体修改文章相配合,每期编完后都开一个“编后会”,会上重点介绍某些文章从立意、结构的前后变化及修改过程的体会、经验,这是学习写作和编辑工作*具体、*有效的途径。此外,还给每个编辑人员定任务,每年要写几篇文章,文章写出后,发挥集体力量给以帮助,以提高文章的质量和水平。编辑人员的培养和提高,要靠组织、靠集体,同时也要靠个人的努力。那时我们对编辑人员讲,我们是共产党员,但我们不是天才,也不是庸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个特殊就在:我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用功,特别能攻坚,经过努力、奋斗,我们会取得好成绩,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这样的认识,许多同志后来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下,都用功不懈,风也挡不住,雨也挡不住,人也挡不住,作出了一定成绩,成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骨干力量。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创全球发行量纪录的刊物,影响中国政局三十年。
毛泽东亲自提议创办、亲笔写刊名,用以引导全国思想理论走向的中共中央机关刊;邓小平亲自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并在新时期指导该刊实现办刊方针的拨乱反正;从《红旗》到《求是》,中央机关刊的风云变换。
中央的关怀
毛泽东与《红旗》杂志
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毛泽东关怀和指导下,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创刊。社址在现沙滩北街2号大院。这里原是北京大学的旧址。40年前,即1918年10月至1919年春毛泽东曾在大院红楼工作过。40年后,他亲自提议、策划、催生的《红旗》杂志在这里诞生,他虽身不至,但心却同《红旗》紧紧联系在一起,指导红旗一桩又一桩重大活动。
(一)提倡、推动、指导红旗的开创工作
我们党还在筹建过程中,就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此后,尽管刊物名称有所变化,但一直坚持在办,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一直考虑恢复党刊。1955年重建中央政治研究室,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为党刊创办做组织、人事准备。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几次强调我们的干部“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此要钻,要学,要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这时正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党面临一场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宏大复杂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代领导集体对此进行全面探索和实践。党的理论刊物的创立被提上工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办刊物”这个问题,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他在这次会议的结论提纲中,再次提出“考虑出刊物的问题”。还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正是出于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他提出建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把办刊物问题具体化了。他在3月22日讲话时,指出:我很高兴陈伯达同志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有一个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180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定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出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情况说话,但也可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系的话。
正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刊物创办得以落实,初步确定办刊人选,有关人员在成都就办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过商讨谋划。
1958年5月25日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讨论通过关于主办党刊的决定。他说,会议第三项,有个办红旗杂志的决定,读一下吧。(杨尚昆读《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创办红旗杂志的决定[草案]》)这个问题也是南宁会议建议的,成都会议也谈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还讲是七月一号出版。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怪,可以好多年就是搞不起来,可以一下子就搞起来了。我倒是不算个消极分子,我是主张要搞一个理论杂志,至于哪一天出版呢?我就没有把握了。当时有同志提议七月一号出版,我说也可以。现在提早一个月。今天已经25号了,所以今天就要集稿。就以利用这次大会(指八大二次会议)的许多稿子,一期还出不完。还有,从前我们谈了,各省也搞。我说这个法子好。每一个省,每一个大市,每一个自治区,都可以搞。一个省,除开个别的小省算小国之外,在国外就是一个大国。成都有个各省办杂志的决议(指中央的通知)。现在具体解决的是中央的杂志,需要在这个会上作出一个决定来。
有什么意见?(稍停)付表决好不好?还要讨论?(稍停)这个创刊词大家看过没有?(邓小平答:看过了)大家应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看过,可以。(他在24日看发刊词时曾有批语:“此件写得很好,可用”)赞成的请举手(全体举手),放下。反对的举手(稍停),没有。通过。(热烈鼓掌)
决定全文如下:
一、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六月初创刊。
二、决定由陈伯达同志担任《红旗》杂志的总编辑。
三、全党应当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各级党委应当经常供给稿件。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该分别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
从会议记录可以看到,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以“一致通过”和“热烈鼓掌”来欢迎《红旗》杂志的诞生!
这次会前,毛主席审阅了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他在审阅时,在大部分编委名字下画个杠杠,个别的画个框框,也有的画个“、/”,还在名单下方空白处,写有“文艺部门周扬”、“联络部王稼祥”、“中央党校杨献珍”、“科学院范文澜”。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名单有一些新的考虑。但*后他还是批准了原拟的名单。
编委共36人,他们是:
丁冬放王力王任重王鹤寿尹达邓力群
田家英刘大年孙冶方艾思奇李友九李井泉
李达肖华吴冷西陈伯达陆定一周扬
林铁欧阳钦范文澜范若愚胡乔木胡绳
姜君辰柯庆施陶铸张德生许立群康生
冯定舒同杨献珍廖鲁言薛暮桥谭政
常任编辑: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
总编辑:陈伯达
**次编委会于1958年5月24日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会议主题是“谈成立编委会和写稿问题”,有31人出席。
(二)为红旗题写刊名、审改文章、拟写按语和
约稿信
在筹办党刊过程中,许多同志提出,请毛主席为党刊命名。毛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寻个好名字。有关部门发动工作人员,提出各自的建议名称,经汇总,上报中央,毛主席圈定“红旗”(这个名字是中宣部韩静同志提出的),经中央同意便定了下来。毛主席又为红旗题写了刊名。
毛主席的字写得好,是举世公认的。他自少年时即以苦学练就深厚功底,以后一直苦练不断,承绪晋唐以来狂草的神韵,经他自身长期挥洒融创,终于写出一手运笔潇洒、豪放,布局得当,气韵出神入化、气势磅礴淋漓的书法来。真可谓龙腾虎跃,气象万千。他为红旗书写刊名二十余幅,供编辑部选用。他在5月24日写毕刊名后给红旗总编信上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有的刊名题字旁,注“似可用”、“比较从容”、“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等等。一个“画”字,形象地表现出他的书写灵感:把生动活泼、极富民族特色、上下飞舞的江绸,变为笔下的狂草红字。这个绞丝偏旁既是传统的,又是同草书绞丝偏旁很不一样,充满艺术魅力和想象空间。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杜甫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所讲的故事:“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
红旗编辑部从毛主席题写刊头中选出两字作为正式刊名题字,这就是流传至今、众皆称赞的红旗二字。这两个字怎么看都令人叹服:结构完美,气韵非凡,动静天成,永具魅力。毛主席还把自己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交红旗在创刊号上发表。创刊号出版后,他仔细审读,发现一处错误,为此专致函《红旗》予以纠正,并提出,“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毛主席这一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影响着《红旗》工作人员,使这一优良传统长续不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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