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迪我与中国 内容简介

《庞迪我与中国》讲述了：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推动了人类的相互交流和共同进步。中西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来没有未中断，近年来更趋活跃，形势不断丰富。双方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活动。不久以前，互办中国文化周和西班牙年，分别向两国人民展示了精彩纷呈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中西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在广泛进行，在中国学习的西班牙学生有近千名，中国有16所大学开设西班牙语教学。2005年两国还举办了中西大学校长论坛。2006年塞万提斯学院在北京开设分院，成为促进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希望两国的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携手努力，不断密切两国文化交流，为中西友好世代相传做出新的贡献。

庞迪我与中国 本书特色

《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推动了人类的相互交流和共同进步。中西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来没有未中断，近年来更趋活跃，形势不断丰富。双方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活动。不久以前，互办中国文化周和西班牙年，分别向两国人民展示了精彩纷呈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中西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在广泛进行，在中国学习的西班牙学生有近千名，中国有16所大学开设西班牙语教学。2005年两国还举办了中西大学校长论坛。2006年塞万提斯学院在北京开设分院，成为促进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希望两国的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携手努力，不断密切两国文化交流，为中西友好世代相传做出新的贡献。

庞迪我与中国庞迪我与中国前言

前言
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第二部中曾谈到，中国的大皇帝是如何希望在北京建立一所“西班牙学院”。而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如今已经成为现实，这所“西班牙学院”即是2006年7月成立的北京塞万提斯学院。
从这个美丽但并不孤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其文化、哲学和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魅力，已经深深地感染了西班牙的作家们，使他们关注并进而研究中国。历史上，从16世纪中叶直至18世纪以前的大约150年间，西班牙在整个西方的汉学研究中曾起到重要的先驱作用，并使西班牙成为那一时代欧洲主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西班牙上述研究汉学的传统没能发扬光大，以至于在其后的200年间西班牙的汉学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竟为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直至张铠教授写出《庞迪我与中国》一书以后，人们才开始对庞迪我的生平和业绩重新做出评价。在汉语的教学上，也停步不前。我记得，当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西班牙开始学习中文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很遥远的、甚至是疯狂的事情。在80年代初期，也只有两所官方语言学校在教授中文。
现在终于到了“回到”中国的时代。所谓回到中国，我的意思是，有许多共同的纽带将我们与中国连结在一起，其中包括我们使用着地球上广泛使用的两种语言，而且两国学习对方语言的热潮正浓：
在中国，与西班牙及西班牙语美洲关系的发展，催生了中国对西语人才的需求。近五年中国教授西语的大学从25所增至近50所。
在西班牙，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成立了4所孔子学院，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在马德里将会设立中国文化中心。
西班牙21世纪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扩大在亚洲这一区域的影响。为促进中西两国间的了解，这才在北京建立了塞万提斯学院，并于2007年举办了中国西班牙年。
在此，我想感谢中国政府对塞万提斯学院的支持与认可在*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温家宝总理访问了塞万提斯学院在马德里的总部，并发表了重要的演说。
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进入中国是希望成为连续两大洲的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增进双方的了解而贡献力量，并使两国人民都从中受益。
今年恰逢西班牙内战70周年纪念，我们举办了关于西班牙内战期间国际纵队中国支队英雄事迹的研讨会。我们还将举行关于被保护的艺术品的共同经验。由中国著名戏剧导演改编的《唐吉可德》也即将演出。
今年也是西班牙著名耶稣会士、东西方文化交流先驱者庞迪我踏上中国内陆的410周年。大象出版社将把《庞迪我与中国》一书再版。对此我非常高兴。希望今后我们能为加强中西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易玛孔萨雷斯布依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
一、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与耶稣会的建立
关于基督教传入西班牙的年代，至今尚无确切定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基督教初兴的两三个世纪，它一般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的状态，所以缺少相关资料来说明基督教早期在西班牙活动的概况。另一方面，*初的基督教信徒大多数是下层社会的芸芸众生，他们文化程度低，因而有关基督教运动的记载非常有限。根据一些历史传说来分析，基督教传入西班牙大约在耶稣蒙难后的几十年间。基督教传入西班牙的路线，首先是海路，经西班牙濒临地中海的的诸海港，逐渐向内地扩展。其次是在罗马人征服西班牙的过程中，沿着罗马人开辟的“大道”，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思潮，随着商队传向西班牙的内地。至3世纪末或4世纪初，西班牙相当部分地区都有了基督教社团并留下了一宗教建筑物遗迹。4世纪留存下来的文献表明，基督教在西班牙已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在蛮族向“罗马世界”大举入侵的年代，自409年起，作为蛮族人的一支，西哥德人开始向西班牙入侵。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西哥德人以托莱多为中心建立了他们比较松散的统治体制。在西哥德人与西班牙原土著居民的融合过程中，西哥德人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所以西哥德人的入侵并没有造成两班牙基督教化的中断。
至711年，业已建立地跨亚、欧、非三大洲伊斯兰帝国的阿拉伯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入侵西班牙。不久，除毗邻法国的一小块西班牙国土外，几乎整个伊比利皿半岛都被阿拉伯人占领。由于阿拉伯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强制推行伊斯兰化，因而引起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人的反抗。为了收复失地，西班牙人和入侵的阿拉伯人进行了长达7个世纪的艰苦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斗争上升到圣战的高度，即“十字架”与“新月”之战。由此，基督教在西班牙人的精神领域取得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但要把十字架插遍阿拉伯人占领的地域就要有王权的支持和骑士的宝剑来开路。也就是说，要想在西班牙建立基督教的精神王国，那么必须以世俗的帝国为基础。于是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西班牙形成了基督教僧侣、国王以及贵族骑士三位一体的神权、王权以及宗法特权相结合的政治结构。
1492年，西班牙人民终于将阿拉伯人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完成了收复失地的斗争。被尊称为“天主教国王”的西班牙君主伊莎贝尔女王和费尔南德国王立即感觉到，如果没有新的征服目标，那么充满宗教狂热的教会势力以及富于冒险精神、掠夺成性的骑士集团将对王权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也将成为西班牙国内动乱的重大因素。把“祸水”引向东方，遂成为西班牙王室的重要国策。即，再度燃起西班牙人的宗教狂热，组织新的“十字军”远征东方，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曼帝国手中，夺回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进而攻占君士坦丁堡，重新打开通往东方的商路。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使西班牙国王成为全世界的君主，而且东方的财富也会源源不绝地流进西班牙。西班牙王室所以支持哥伦布远航而且将西班牙国王致中国“可汗”的国书交于哥伦布，其目的就在于打通驶向中国的航路，通过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贸易，为组织新的“十字军”筹集军费。
1492年哥伦布的远航意外地到达美洲。
在阿班牙征服美洲的过程中，十字架与宝剑相辅相成，而且始终把征服事业置于王权名义之下。教会势力深知，意欲建立一个笃信基督教的精神王国必须以世俗王国为依托，任何一个传教士不仅应信奉上帝，同时也应效忠于西班牙国王。他们的历史使命就在于，“除向没有受到福音之光感召的人们传播上帝的崇高与光荣之外，也在于寻求西班牙的威严和强大。上帝也在利用西班牙的威严和强大来实现其伟大的事业”①。这种把精神王国与世俗王国相结合的理想，就是建立“世界天主教王国”，这也就是所谓的“西班牙主义”。对每个西班牙传教士来说，他们都应深沉而自觉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由于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几十年间，西班牙在欧美大陆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因而西班牙王权享有崇高的威信而教会则拥有空前的感召力。所以在庞迪我出生的时代，很多西班牙青年热切渴望献身于宗教事业，以便为建立“世界天主教王国”奋斗终生。
然而庞迪我出生的年代既是西班牙王国享有鼎盛荣誉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西班牙迅速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从西班牙国内来看，征服美洲所掠获的贵金属运回西班牙以后，引发了“价格革命”，在物价高涨和商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西班牙经济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之中。在国外，尤其在欧洲，西班牙面临着宗教改革和民族主义崛起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西班牙天主教教高尚而积极奋进的生活，公民应视自己为上帝的工具，自觉地去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在教会组织中，教民推选他们自己的长老和教士，从而排斥了传统的天主教那套从属罗马教皇的主教统辖体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主、自决的倾向。在英国，经历了新教革命，宣布英国的国教独立于罗马教廷，它只服从于英国国王的权威。显然，宗教改革运动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
面对着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自身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事实上，为了与宗教改革运动相对抗，由罗马教皇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很快掀起了高潮。1545年至1563年间在奥地利的特兰多城连续召开了几次大规模的宗教会议，从理论到实践上，对天主教的改革做出了许多具有方向性的决议。针对新教改革运动对天主教教义的批评，特兰多会议重申，为了使灵魂得救，善行与信仰被赋予同等的重要性，而“圣事”被视作取得上帝恩典不可逾越的途径。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重新得到确认，教会将依照君主政体的形式改建。为了消除天主教会内部滋长出来的弊端和保持维护教会的纯洁性，特兰多会议规定禁止教士出售赎罪符，这正是遭到社会普遍非议的弊端。此外还规定，主教和一般教士只能担当一项圣职，以避免因兼职而获取多项收入，而且担任教职的只能是那些节俭廉洁的教士，腐败变质的教士将从教会中开除出去。为了完善教会的自身建设，一方面开始清理和整顿教廷的财产和财务；另一方而为提高传教士的素质，规定每个主教管辖区均须设置一所神学院。天主教的上述改革运动主要是针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因此，天主教的改革运动又常常被称作“反宗教改革运动”。
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以及在特兰多会议上，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耶稣会起到了重要作用。耶稣会是由西班牙人伊格纳西奥德罗耀拉于1534年创立的。罗耀拉是巴斯克人，小贵族出身。14岁时父母双亡，未成年已接受教会的剪发礼，在卡斯蒂亚的一座教堂里任司库的侍从。后参加军队，想谋求个人的荣耀。在西班牙与法国争雄欧洲的战争中，罗耀拉投身潘普洛纳战役，其间一腿受伤致残。雀养病期间，由于他阅读了《耶稣传》和《圣徒列传》，并从中有所感悟，于是他下定决心要为上帝的荣耀而奋斗终生。1522年他决定以残疾之身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以坚定自己的信念，但在他的必经之途巴塞罗那正值鼠疫肆狂，无法成行。于是1523年他到阿尔法大学攻读哲学和神学。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1528年他又来到了法国，在巴黎大学深造，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在此期间他*终完成了《神操》艺术的写作，内中详细陈述了他的思想和学说。为了实现他宏伟的理想，罗耀拉遂于1534年创立了耶稣会。这是一个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活力的宗教组织，其锋芒直接指向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我们前已述及，在西班牙从阿拉伯人手中收复失地的斗争中，教会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威望。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教会又起到了核心作用。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渴望荣誉，怀着为建立“世界天主教王国”而献身的热情投身于各宗教团体之中。因此，西班牙天主教会人数不断膨胀。特别是从收复失地到征服美洲的整个过程中，由于王室的特许以及贵族的捐赠和教会自身的经济活动，致使教会拥有庞大的资产。每年教会的岁入几乎相当于西班牙国家岁入的一半。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大量西班牙贫苦民众纷纷破产。为了生计，他们往往涌入教会之中，以寻求庇护。当然也有数量众多的游手好闲之辈为了寄生生活而挤入教门。所以西班牙各宗教团体已经人满为患。16世纪西班牙人口为823.5万人，而教会的各类神职人员达16.93万人，占总人口的2%。高级神职人员生活腐化堕落，已为千夫所指；低级神职人员素质低下，在特兰多会议前，西班牙没有一座修道院对神职人员进行系统的教育。因此一半修士几乎都极端愚昧无知。高级神职人员与下层修道士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对抗，所以西班牙天主教会处于一种软弱、涣散的状态。
当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在北欧和西欧蓬勃发展的时候，西班牙也受到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宗教改革之风也吹进了西班牙，在巴利阿多里德，信仰路德宗教改革理想的激进分子率先建立起来核心组织。
其后，在巴伦西亚、洛格罗尼奥、巴塞罗那、穆尔西亚、托莱多、萨拉戈萨以及加的斯等地都有路德的追随者在活动。虽然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不断以“异端分子”的罪名对信奉新教的人士进行镇压，但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风起云涌，在西班牙想凭借镇压手段扼杀新教运动，已越来越困难。所以宗教改革运动对西班牙冲击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诱发了西班牙天主教的改革。在西班牙天主教会中，一些明智的宗教领袖已开始认识到除非西班牙天主教进行重大的改革，铲除弊端，否则它就不会重新赢得千百万民众的信任，它也不会具有与宗教改革运动相抗衡的力量。如果西班牙天主教会不能振兴，西班牙人民就会失去精神支柱，从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动乱。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动乱双重打击下，西班牙这个“日不落”帝国将迅速衰落：在美洲，它无力控制美洲殖民地业已抬头的分立主义势力，美洲殖民帝国将分崩离析。在欧洲，当宗教改革运动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之时，如果西班牙失去了往昔的国力，那么它在欧洲的属地将纷纷寻求独立而在与信奉新教的国家的冲突中，西班牙将一步步失去自己称雄的领域。这样，实现“世界天主教王国”的理想将永远破灭。正是出于这种深沉的危机感，西班牙宗教界的部分上层人士才一方面推行教会的内部改革，另一方面又积极与罗马教廷合作，并在特兰多会议上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兰多会议是分三个阶段召开的，前后历时18年。西班牙天主教教会先后共派出163名高层宗教人士参与其会，在整个会议期间起核心作用，①并以特兰多会议为契机，展开了反宗教改革运动。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与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激烈冲突使罗耀拉深刻认识到反宗教改革运动所具有的国际性质。所以他决心创建一个跨 国的宗教团体。1534年罗耀拉于圣母升天节那天，在巴黎的蒙塞拉 特本笃会隐修院与他的追随者沙勿略、勒费弗尔、拉伊奈兹、萨尔迈 隆、包瓦迪亚以及罗德里格斯等人共同创建了耶稣会。由于耶稣会 的宗旨和教规完全适合于天主教改革的需要，1540年获教皇保罗三世的正式认可，耶稣会也表示将无条件地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威。而罗耀拉作为耶稣会的**任会长，把他个人的人格特点和意志力都注入到耶稣会的组织建设当中，“虔诚与外交手腕的混合，苦行与世俗交往思想的混合，神秘主义与冷静盘算的混合，这就是罗耀拉的性格，这就是耶稣会的标志”。①
罗耀拉创建耶稣会时，强调耶稣会士要像战士一样以无畏的精神将自己奉献给上帝，所以耶稣会在西班牙文中用的特定术语是“La Compania de Jesus”，即“耶稣连队”，其中companla在西班牙语中意指在一位“官长”( caudillo)统领下的“连队”。罗耀拉曾亲自向教皇保证，他的“连队”随时随地可以投入战斗，以支持庄严的天主教体制和秩序。
为了保证“连队”的战斗力，耶稣会强调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这是一条带根本性的纪律。这也是耶稣会从多明我会日趋衰落中汲取的教训。“有多少个多明我会士，就有多少种见解”这被耶稣会认为是导致多明我会力量减弱的*重要原因。在耶稣会创建的年代，可以说耶稣会是当时组织上*集中、纪律*严明的一个宗教团体。耶稣会会长由选举产生并任职终生。耶稣会总部设在罗马。耶稣会会长通过自己的特殊网络对各级的下属人员儆出任命。耶稣会由于有上述体制的保障，所以它很快便发展成一个卓有实效的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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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迪我与中国》讲述了：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推动了人类的相互交流和共同进步。中西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来没有未中断，近年来更趋活跃，形势不断丰富。双方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活动。不久以前，互办中国文化周和西班牙年，分别向两国人民展示了精彩纷呈的传统和现代文化。中西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在广泛进行，在中国学习的西班牙学生有近千名，中国有16所大学开设西班牙语教学。2005年两国还举办了中西大学校长论坛。2006年塞万提斯学院在北京开设分院，成为促进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希望两国的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携手努力，不断密切两国文化交流，为中西友好世代相传做出新的贡献。

庞迪我与中国 作者简介

张铠，1938年4月生，辽宁沈阳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外关系史。1956年9月至1957年7月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1957年9月至1959年7月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1979年7月至今，先后在本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工作。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海外交通研究会理事。
主要代表作有：《“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论文)、《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专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