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书共有七篇,每篇再分为上下,其中有六篇是采用人名。首先是《梁惠王》,是孟子与之谈话的一位梁国国君。其二是《公孙丑》,一般认为是孟子的学生。其三《滕文公》,是滕国的国君,他不称王而称“公”,是小国的国君,因为要势力够大才敢称王。第四篇是《离娄》,离娄是古代眼睛*好的代表,可以看得又远又清晰,直至“秋毫之末”,即秋天野兽新长出的毛的尖端。其五是《万章》,孟子的学生。其六是《告子》,是当时一位学者,他讲了一句名言,叫做“食色性也”。*后一篇不采用人名,叫做《尽心》,等于是做一个总结,孟子思想的精华也在于此。
《孟子》前面几篇的内容有许多具体的事件和谈话,因为这些篇章中出现几位国君,他们程度有限,并不是做学问的人,只是负责治理国家。孟子是哲学家,所以在同他们谈话时,难免表现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至于孟子与告子辩论的时候,就十分精彩了,人性是善?还是向善?或是不善不恶?在《告子篇》里都有深入的探讨。
一部孟子智慧的全本,一部细讲经典的巨作。
全书根据傅教授40小时孟子系列讲座,历时三年整理而成,突出地体现了傅教授对儒家哲学数十年的研究心得。
让一般读者均能遗址文字的障碍,借以欣赏傅佩荣教授谈古说今、中西贯通的文风。
生活在今天这个充满巨变与喧嚣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股安定身心的坚强力量。而汲取孟子的智慧,即可获得此一力量。
卷一梁惠王篇上
【1.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你不以千里为远,来到这里,将为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谈到利益呢?只要有仁德与义行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邑有利?’士人与平民说:‘怎样才对我自己有利?’上上下下互相夺取利益,国家就陷于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百辆兵车,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算多了。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没有讲求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没有讲求义行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的。大王只要谈论仁德与义行就够了,何必谈到利益呢?”
孟子见梁惠王,这里的“见”,我译成“谒见”,代表礼貌。有人翻译成“孟子去见梁惠王”,好大的口气!哪有读书人去“见”国君的?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讲究礼仪的,尤其是孟子。所以不译成“去见”或“拜见”,而译成比较合乎礼仪的“谒见”。
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其他诸侯是不能称“王”的。但是在南方的楚国,天高皇帝远,率先大胆的自称为王,还让楚国官员比周朝各国官员都高了一阶。后来在战国七雄——韩、赵、魏、燕、齐、楚、秦的争霸过程中,紧接著称王的是魏国国君,是为魏惠王,后来迁都大梁(今日的开封),又名梁惠王。之后其他各国势力逐渐扩张,也相继称王。
“叟”字是古代尊称年纪比较老的人,并没有轻视之意,更何况梁惠王怎么敢轻视孟子?当时的君主都以“卑礼厚币”邀请学者,希望能帮他富国强兵,而学者也渴望“得君行道”一觅得好国君,去实践自身的理想抱负。所以梁惠王一见到孟子,还是尊敬地称呼他为“老先生”,其实,梁惠王的年纪比孟子大多了。“不远千里”,其实是一种比喻,因为各国间有很多阻隔,并不是真的有千里之远。
孟子喜欢演讲,别人问一句,他会回一百句,甚至把整套道理都说出来。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对日”的“对”字,代表下对上的礼貌响应。孟子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都用“孟子日”,直接说了;只有对国君或地位比较高的人,会用“对日”,表示礼貌。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
孟子接下来说的大道理,重点即在强调“仁义”二字。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无论做人处事还是治国平天下,都以此为准则。而且孟子特别强调“仁义”源于人性,人的一生不行仁义,那要走什么路?不仁不义吗?这显然讲不通,所以人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特别将“仁义”译成仁德与义行。“仁”可以用仁政、仁者、仁民爱物等很多方式解释,之所以译为“仁德”,是因为在《孟子》里,仁和内在的“德”有关,亦即仁要靠自觉之德由内而发。
“义”当然也是由内而发,不过它指的是正义的行为。告子与孟子*大的差别,在于告子认为“仁内义外”,而孟子则认为“义”也是由内而发,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不可能离开主体性一如果不是“我”这个主体愿意做某件事,而是受到别人的胁迫,那么我的行为就不能说是有价值的。譬如,有人拿枪逼着我到孤儿院捐钱,我迫于情势只能认捐,这并不是我在行善。
此外,“义”字原来就有“宜”之意,是指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说话、做事,都要随时调整到适宜,因此“义”包含了对行动的判断与实践,亦即牵涉到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作义了。
提出仁义之后,孟子接着探讨当时国家处境的问题。
古代以兵车来衡量国家的大小,战国七雄皆为万乘之国,代表有一万辆兵车,是有武装力量的大国。另外还有五个千乘之家:宋、魏、中山、东周、西周,都是小国。“千乘之家”的“家”是指卿大夫的封邑,又称采邑,他们也拥有一定数目的兵车。
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因为大夫“后义而先利”,后和先,一个代表忽视,一个代表重视。“不夺不餍”,因为讲利益,当然希望取而代之。
利益就是资源,而且是有限的,如果在上位者得到好处,底下的人就被剥削了;同理,底下的人得到好处,在上位者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取了,所以如果从上到下的各阶层都“交征利”,整个国家就会乱成一团。
所以孟子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在拥有万(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能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百)辆兵车的大夫”,因为当这些卿大夫联合其他大夫,有机会胜过君王一人的力量时,就有可能造反成功。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治国之道究竟是什么?
国家富强之源
孟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夫们只重视利益而忽视义行,一定会把国君的产业夺走。所以孟子重申仁德与义行的重要。讲求仁德的人,不会遗弃父母;讲求义行的人,不会怠慢君主,如此国家才能够建立应有的秩序,进而强大。因为每个人都跟父母的关系*亲密。如果对别人好,而不从对待父母开始做起,就变成墨家了。
墨家主张“兼爱天下”,一个人不能偏爱自己的父母,要把别人的父母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个理想虽然很了不起,却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大的问题就在于别人是否也能够做到“兼爱”,如果别人不能这么做,到*后自己的父母反而变成没有子女的了。
譬如,我在车上,我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也在,只有一个座位时,我应该让位给谁?如果要用猜拳决定,或是谁的年纪大就让给谁,那么父母养小孩要于什么呢?这样一来叫做“不要父母”了!
孟子的批评虽然严厉,却有他的道理。他不是故意骂人,而是经过合理的推论之后才这么说的。
《论语·乡党》曾提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是说孔子一听到君主下令召见,等不及车准备好就立刻出门,然后车子才追上来。这是古时候的礼,说明不怠慢君主的态度。
*后孟子做出总结:如果一位国君真正想达到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只要奉行仁义,就可以做到;相反的,如果讲求利益的话,上下交相利,国家就危险了。其实孟子所要表达的,无非是希望君王们要有耐心,不要寻求快捷方式,眼光要看得长远一点,从根本上改善体制。
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入了孟子的世界。
【1.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唐鹿攸伏,唐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轫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日灵台,谓其沼日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沼旁边,一面观赏成群的大雁小雁与大鹿小鹿,一面对孟子说:“贤良的人也会以此为乐吗?”
孟子回答说:“只有贤良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快乐,不贤良的人即使有这种快乐,也是无法享受的。《诗经·大雅·灵台》说:‘开始度量灵台的规模,筹划准备所需的材料;百姓一起来建造,灵台很快就落成;开始度量时并不急着完成,百姓却像帮父母那么卖力。文王巡游到灵囿,母鹿安静卧伏着,母鹿肥润有光泽,白鸟羽毛很洁白。文王游观到灵沼,满池鱼儿在跳跃。’周文王使用百姓的力量建造高台深池,可是百姓非常欢喜,把他的台称为‘灵台’,把他的池称为‘灵沼’,并且很高兴他有各种麋鹿鱼鳖。古代的贤君与百姓一起快乐,所以能够享受快乐。《尚书·汤誓》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要与你同归于尽!’百姓痛恨夏桀,要与他同归于尽,即使他拥有高台深池与各种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吗?”
梁惠王为自己盖了一个漂亮的“囿”。“囿”就是在宫廷附近建的大园林,里面种满花草,养些珍禽异兽,让君主可以观赏狩猎,等于是他休闲活动的地方。他请孟子来了之后,当然心情愉快,于是问了:“贤良的人也会以此为乐吗?”
此处的“贤”是指杰出优秀的人。古时候“贤”是与“不肖”作为对比,不肖就是不像,也就是做得不好。反之,“贤”代表杰出,表现在三处:善良、明智与能力;善良代表德行,明智代表聪明,能力则代表能干。古文里一个字往往有不同的意思,此处译成贤良、贤明、贤能都可以,只要基本的观念掌握住,理解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诗经》中的理想境界
接着,孟子引用了一大段《诗经》的内容来回答。
“经始灵台”的“经”是指度量,“灵”则有伟大、崇高、神妙莫测的意思。我们常说某某人有灵气,代表灵巧神妙的潜质;“灵台”指的即是一个很吉祥、很美妙的东西。“经之营之”,就是好好准备、规划,“经营”一词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攻”是“治”的意思,不是说庶民来攻打,而是老百姓来工作,帮忙建造灵台;“不日”代表很快,好像没有几天就做完了;“经始勿亟”的意思是开始度量的时候不要急;“庶民子来”的“子来”这两个字很有趣,意思是百姓就像子女帮父母亲做事一样。一般人叫我们做事,我们都要看时间、看条件,要想半天;但父母叫我们做事,那真是心甘情愿、开心得很,马上就来帮忙了。
……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讲座教授。傅佩荣积极推进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出版作品逾百种,曾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等多项殊荣。作为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近十几年来,他每年开展200多场哲学及国学的演讲和讲座,还多次应邀前往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华人社团作传统文化讲座,在华人文化思想界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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