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风雨:袁良骏学术随笔自选集 内容简介

片断：
二、台湾新文学作家心目中的鲁迅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占领者积极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妄图消灭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台湾人民坚决反抗，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20～4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作家们表现得相当出色。“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后，浪潮很快波及台湾，台湾也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其旗手当推张我军。1924、1925年间，张我军连续发表文章，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介绍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猛烈攻击台湾以古典诗词为主的旧文学。张我军虽然没有专门撰写评介鲁迅的文字，但他却一再称道“五四”新文学，说“中国的新文坛已产生了无数金光灿烂的作品”。在写于1925年的《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一文中，开列的**本小说即是鲁迅的《呐喊》。经他的推荐，在影响较大的《台湾民报》上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1926年8月，张我军到北京求学，曾专门到鲁迅寓所拜访并赠鲁迅《台湾民报》四本。1929年鲁迅回北京探望母病时，张我军又去看望。无疑，张我军对鲁迅是相当崇敬的。
1927年大革命期间，当时在广州的一批文学青年如张秀哲（月澄）、张深切（死光）、郭德金（刚军）、林剑腾（赤剑）等，出于对鲁迅的敬仰，曾多次拜访鲁迅并求鲁迅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言，为他们的杂志写文章。亲热之情，由鲁迅该年4月为张秀哲的译作《国际劳动问题》一书所写的《序》中不难窥见。据台北文学史料专家秦贤次先生介绍，后来张秀哲在他1947年出版的回忆录《“勿忘台湾”落花梦》和张深切晚年出版的回忆录《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阳》中都有真切的回忆。
这批台湾青年中，有的（如张深切）后来成了台湾新文坛上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和他们的一大批文学战友，以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发扬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为台湾的新文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他们对鲁迅的热爱、仰慕之情也时时流露笔端。
其中*突出的当然是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赖和。赖和和鲁迅的相似主要不在他们都由医学走向文学，而在他们“为人生”的执著和嫉恶如仇的襟怀，在他们文学作品思想、风格的一脉相承。据赖和挚友、作家杨守愚回忆：
（赖和）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要着，是在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

八方风雨:袁良骏学术随笔自选集 本书特色

自序
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二》中，鲁迅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这里虽然说的是翻译，但却触及了“学术文艺”著作如何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问题。在鲁迅看来，即使是学术论著（即“讲述学术文艺的书”）也不必板着面孔，让人望而生畏；而应该生动活泼，谈笑风生，使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鲁迅这里倡导的，也就是随笔化的学术，学术性的随笔，质言之，即学术随笔也。既然高深的“讲述学术文艺的书”都可以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那末，一般的学术论文更可以放下架子，更可以谈笑风生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练着写这样的学术随笔。一来二去，日积月累，也有了二百余篇。因为是练习，很多篇并不成功。除了学术功力、学术深度方面的不足，在生动活泼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这里只能套用孔老夫子的话：“非曰能之，愿学焉。”现在，我从二百余篇中选出41篇，编成《学术随笔自选集》，投放市场，接受检验。全书分成三辑：
**辑“八方风雨论鲁迅”，共匕篇，篇幅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之所以叫“八方风雨论鲁迅”，有两层含义：一是鲁迅生前、身后都承受着八方风雨的冲击；一是我的这些随笔也曾惹起过一些风风雨雨。《两位艺术大师为何不相能——略论鲁迅和梅兰芳》诸文，可说是鲁迅和现代文化名人评价问题的具体化。它们引起的风风雨雨，不言而喻。《为什么会一度出现贬损鲁迅的情绪》一文，是对一股复杂思潮的正面剖析；而《为鲁迅一辩》一文则尖锐批评了美籍华人学者、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他竟然在今天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文化互补的时代潮流下，彻底否定鲁迅。《“地方色彩”·民族性·世界性》一文，纠正了一个流布甚广的以讹传讹，它正在迎接习以为常者的挑战。至于《毛泽东和鲁迅是天才，但不是“相对完人”——读周扬同志文后》一文，更明显是“冒犯权威”。因“权威”已经作古，“冒犯”并不说明什么“学术勇气”；但争论的问题本身，却很有学术价值。“相对完人”之类的字眼，大可以从我们的学术字典中消失了。
我曾经不自量力地想像古人著《〈论语〉正义》、《〈孟子〉正义》那样写一本《鲁迅著作正义》，言简意赅地介绍全部鲁迅著作。可惜力不从心，写了《坟》到《三闲集》的六本杂文便难乎为继了，这便是《崇高的葬礼》到《白璧与微瑕》六篇文章。我并不死心，还要努力写下去。对鲁迅这样的语言艺术大师，花这样的功夫是值得的。
第二辑“文坛杂说”上篇，涉及了“五四”与“新儒学”、“天才”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报告文学的真实与虚构、俗与雅等争论较多的理论和创作问题，是自己的一得之见。其中有的文章如《“报告小说”——一个文学怪胎》发表当时便引起过激烈争论。让我略感欣慰的是，一位当时与我意见相左的老大姐刘茵同志，几年前当面向我“认错”，她说：“现在看来，还是您的意见对。”这未尝不是一段学术佳话吧！
“学风杂谈”三题，尖锐批评了一些不良学风。《胡兰成不值得吹捧》一文则抨击了歪曲历史、美化汉奸的不良倾向。而今，盛行的是“自我包装”和相互吹捧，上面这几篇文章很可能尤遭某些人的白眼。但我认为这些话应该说，必须说，学术界、理论界应该发扬正气，扫除歪风。应该提倡学术品格、学术风骨。
第三辑“台港澳文学纵横谈”10篇，是我十年来对台港澳文学的部分心得。为了避免重复，凡拙著《香港小说史》中论及的作家作品一律不收。香港、台湾、澳门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港澳文学亦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台港澳文学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和贡献，它们大大丰富了祖国文学的宝库。海外华文文学不同于台港澳文学，但很多台港澳作家较早定居海外，二者便有了错综复杂的联系，机械地割裂开来倒大大不妥了。
1999年春节于独行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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