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文学理论-文学语科-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内容简介

在中国戏曲的发展史上，有两大高峰，一个是元杂剧，一个是明传奇。两者虽从艺术形态上说同属中国戏曲的范畴，但又呈现出鲜明的、难以混淆的特色。本书从它们产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演出场所和观众的成分、作家队伍的构成以及作品的结构方式、审美趋向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展示了我国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和异彩纷呈。

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本书特色

《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元杂剧和明清传奇比较》：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目录

一戏曲史上的两个高峰
二渊源与流变
（一）诸宫调——元杂剧的母胎
（二）平阳——元杂剧的摇篮
（三）文化渗透与元杂剧的风格
（四）吴中和明传奇
（五）昆山腔的革新
三演出和体制
（一）元杂剧的演出
（二）元杂剧的演员和剧团
（三）元杂剧的体制
（四）明代的演员、剧团和演出
（五）明代的家乐和家班
（六）明传奇的体制
四作家和作品
（一）元代的“书会才人”
（二）元杂剧中的世俗世界
（三）雅俗结合的杂剧艺术
（四）明传奇作家的构成
（五）明传奇的时事剧和爱情剧
（六）明传奇的“文人化”
五社会政治与戏曲兴衰

铜琵铁琶与红牙象板节选

所谓“时事剧”指在题材上直接表现发生不久的重要社会政治事件的作品。这种取材方式，不仅在戏曲，而且在其他文艺样式中，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时事剧中，首开风气的成功之作是《鸣凤记》，这部作品大约写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吕天成《曲品》著录无名氏作。剧的主要内容写嘉靖时，奸臣严嵩把持朝政，杀害了力主收复沦于鞑靼之手的河套失地的忠臣、大学士夏言和都御史曾铣。兵部主事杨继盛上书，痛陈严嵩的罪行，结果也遭刑戮。礼部主事董传策、工科给事吴时中、兵部郎中张鹤楼三人联名劾奏严嵩，又被严刑拷打之后，发配充军。翰林郭希颜不惧死，越职上书极谏，又遭毒手。*后，巡卫御史邹应龙、刑科给事孙丕扬、巡江御史林润等人，前仆后继，终于斗倒严嵩，清算了严党的罪行。这个传奇从头绪纷繁的社会政治事件材料中，提炼出五个典型事例，组成戏剧冲突。在表现忠义之士刚直不阿上，确有感人的力量。缺点是人物性格不够个性化、情节有雷同，语言也嫌不够通俗流畅。虽然如此，《鸣凤记》在当时的传奇创作以至在戏曲史上，都有它的意义和影响。这主要是开创了戏曲与时事、与重大社会事件之间的关联的先河。在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伏诛后不久，作者就将这宗震动朝野的政治事件搬上了舞台，把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十大忠臣称作“双忠、八义”，把严嵩父子及奸佞一党在舞台上，在整个社会面前加以鞭笞，这是对社会事变作出的迅速的艺术上的反映。这种反映，归根到底是反映了士大夫文人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它扩大了戏曲取材范围，加强了戏曲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当然，对于中国戏曲来说，《鸣凤记》带来的影响也是利弊兼有的。
自《鸣凤记》之后，时事剧在明传奇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一般正直的士大夫痛恨奸臣误国、佞幸当道的愤怒，寻到了一个发泄的突破口。比起历史剧来，时事剧更能够痛快淋漓地表达作家对现实问题的观点和情绪。又因为所写到的事件在时间上的切近，因而也容易获得观众的共鸣。在这一时期的时事剧还有木石山人的《金环记》，为清官海瑞立传。海瑞是嘉靖时人，由于他持身廉洁、嫉恶如仇、锐意兴革、打击豪强，因而不为当道者所欢迎，但他被士大夫看做是忠臣的楷模。史粲的《忠孝记》和无名氏的《壁香记》，为正直的官员沈铄树碑。沈铄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因为上疏弹劾严嵩的专权跋扈、欺君罔上被严党诬为白莲教中人，*后将他斩首，二子也被杖杀于狱中。万历朝作恶多端的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的时间*久，诬害的忠良*众，因此，以表现与魏忠贤一党斗争的戏曲也*多：陈开泰的《冰山记》、穆成章的《请剑记》、盛于斯的《呜冤记》、高汝拭的《不丈夫》、王应遴的《清凉扇》、范世彦的《磨忠记》、三吴居士的《广爰书》、白凤词人的《秦宫镜》，都是以这段时事作为题材的时事剧。明代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评论《清凉扇》剧说：
此记综核详明，事皆实录。妖姆逆玛之罪状，有十部梨园歌舞不能尽者。约之于寸毫片楮中，以此作一代爰书可也，岂止在音调内生活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清凉扇》所写的内容，都是根据实事，对于魏忠贤等人的罪行，十部传奇也写不完。把这些罪行写在纸上，可以当做历史的证言，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戏曲艺术的范畴。对于祁彪佳的这段话，如果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那就是它的长处在于突破戏曲本身而进入了社会政治生活。但若是从戏曲艺术的角度考虑问题，时事剧使戏曲承担了更多的使命，或许会使作家难免对艺术方面有所忽略。
也许是明代朝廷，特别是嘉靖、万历两朝党争激烈、政治斗争时间持久而且异常惨烈，而在忠奸较量中，前辈正直官员失败的阴影笼罩在后辈士大夫的心头拂之不去，而后来的士大夫的政治生涯中，也很难说一定就不会重蹈覆辙。因此，那些正在为官的和为过官的传奇作家之中，以忠奸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时事剧，总是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即使在并非时事剧的其他传奇创作中，有时也会有意识地融入这方面的内容。比如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取材于《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的始末，情节与小说大致相同。但在具体处理上，李开先对于林冲与高俅的冲突的内容作了改动。《水浒传》中林冲被高俅逼上梁山的原因，是因为高俅的儿子高衙内垂涎林娘子貌美，要夺为己有，因此才害得林冲走投无路。《宝剑记》却将其改为林冲由于多次上本参奏高俅、童贯朋比为奸、祸国殃民，因此受到高俅、童贯的谋害。这种处理、更动的高下，不必简单地去论定，值得注意的是，《宝剑记》把林冲塑造成一个忧国忧民、不畏权势的忠臣所蕴涵的现实的时代内容。这种改变，显然与作者李开先的仕宦经历和他对险恶的政治斗争的认识有关。
这些时事剧和忠奸题材的戏曲，一般出自正直的士大夫文人之手。剧中爱憎分明、臧否确定。权奸荼毒百姓、残害忠良的罪恶展现在舞台上，能激起观众的义愤，而忠臣良将为国为民，不惧牺牲，也引起观众的钦佩和感叹。然而，舞台上对于忠奸斗争的表现，常常是奸佞作恶无法无天，忠臣的抗争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皇帝居中则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这种模式，在时事剧中成为拘囿而不易变化，且忠臣虽然可以舍生取义，而是非的裁决和矛盾的解决，却常常不很明细。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作家的历史观、艺术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传奇的另一重要题材，是有关婚姻爱情方面的。这类作品，可以称为“爱情剧”。著名的传奇《牡丹亭》和《紫钗记》（汤显祖）、《焚香记》（王玉峰）、《玉簪记》（高濂）、《绣襦记》（徐霖）、《红梅记》（周朝俊）、《娇红记》（孟称舜）都属于这一类。比起此前的爱情题材的戏曲作品来，这个时期的一些有成就的爱情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明显地出现了新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