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学科发展-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简史-教辅教材-文化科教-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社会变迁与学科发展-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简史目录

导言
一、台湾人类学史研究回顾
二、主要论著分类和介绍
三、台湾人类学史的分期问题探讨
四、本书的目的及问题意识
**章 “蕃情”研究和“旧惯”调查
一、官方和学界机构的变迁
二、学者、田野工作和著述
三、日本学术的两种传统
四、日本学者的学术贡献
五、小结
第二章民族志与文化史研究
一、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复建
二、田野工作和研究领域
三、主要学者和学术取向
四、学术焦点和理论探讨
五、小结
第三章范式转换和科际整合
一、旧领域的延续和新领域的开拓
二、范式转换和科际整合
三、社会科学中国化讨论
四、小结
第四章社会开放与学术范式多元发展
一、机构新增和调整
二、研究领域的多样化
三、新近研究的趋势：以民族学研究所为例
四、小结
第五章汉人社会研究的变迁
一、主要学者和著述
二、学术话题和理论讨论
三、新视角：从周边看汉人社会
四、小结
第六章台湾高山族研究的变迁
一、作为殖民地对象的研究
二、中国文化子系统的开掘
三、文化适应的社会政策研究
四、彰显主体性的研究
五、小结
第七章平埔族群和客家研究的勃兴
一、日本学者的平埔族群研究
二、战后平埔族群研究的延续
三、客家研究传统的由来
四、台湾客家学的建构
五、小结
……
第八章余论：社会变迁与学科发展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台湾社会和学术大事年表
后记

社会变迁与学科发展-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简史内容简介

《社会变迁与学科发展：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简史》包括了民族学、民族史、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法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世界民族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入选文库者大多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是我校学者对民族问题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前沿问题做出的回应。“治学不为媚时语，寻求真知启后人”。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文库，倡导平朴求实的学风，探寻社会运动的规律，与全国同行一道推进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类发展进步服务。

社会变迁与学科发展-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简史节选

一、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复建随着“中央研究院”众多学者的来台以及众多学者加入到大学教育体系中，这便在大学教育体制中给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一点和日本占领时期不同的是，日本占领初期人类学在台湾的生长，是以殖民政府中和远在日本本土的人类学团体为基础的。1949年，在中国考古学和人类学界元老李济先生的倡导下，得到校长傅斯年先生的支持，台湾大学文学院设立考古人类学系。该系的前身为日本占领时期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土俗人种学讲座”。1945年，“帝国大学”易名为“台湾大学”，该讲座也易名为“民族学研究室”，附属于文学院历史学系。原来民族学研究室的相关资源同时并人该系。1956年，设立硕士班。当时的专任教授有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卫惠林、陈绍馨、高去寻、石璋如、董同和、李玄伯、陈奇禄等，都是学有专长且经验丰富的学者。可以说，该系的教授阵容是相当坚强并有特色。同时，再加上日本占领时期台北“帝国大学”士俗人种学及语言学教研室原有的传统以及上述两个研究室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考古学、民族学标本和图书设备，使这个新成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在短期内就成为台湾大学各学术领域中很突出的一个部门。不但研究极为活跃，而且教学也至为积极。该系教学主要强调整合的人类学研究取向。学士班要求人类学四大分科--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基础课程均应修习，而进阶科目则以前两者为主。该系毕业生后来有很多人在人类学界十分活跃。例如该系前十届毕业生约有40人，其中成为国内外专业人类学家的就有20余人。①该系早期毕业生包括张光直、李亦园、乔健、吴燕和等国际著名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这些学者在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每每提到系内学生每年级不过2-3名。例如李亦园先生就说：“1953年6月，‘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班学生毕业，我和唐美君兄是仅有的两个毕业生。”②该系1953年创办定期的《考古人类学刊》，一直出版至今，另有不定期刊物《考古人类学专刊》。该系成立的当年，在李济的主持下，会同原“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和台湾文献委员会的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陈绍馨、林衡立、陈奇禄等人，先后组成“瑞岩山地考察团”、“中部山地考察团”。1954年，又组织了“苗栗赛夏族调查团”。在此基础上，“中国民族学会”于1954年1月17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举行复会仪式和会员大会。在当时总数66位会员中，出席者达46人。如果这66名会员就是“中国民族学会”在大陆时的班底，那么“中国民族学会”可能是当年大陆迁台诸学会中*为完整的一个，这对于今日民族学在台湾人文和社会诸学科中的崇高地位当然有重要影响。这次大会选出理事15人，监事5人，并决定编行《中国民族学报》。到1963年，该刊在台湾共出版了3期（此后继之以《中国民族学通讯》刊印至今）。陈奇禄认为这十年是恢复后的“中国民族学会”在台活动的鼎盛期。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