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长篇回忆录,是作者在经历升降沉浮、荣华与痛苦之后,对自己几十年的漫漫人生路的真实记录。
60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
“一二·九”呵,我的起点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在香港一间爱尔兰人创办的中学毕业以后,一共考上了香港大学、伦敦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五间大学。我的父亲是香港一家西药房的老板,他当然希望我克绍箕裘,继承世代相传的祖业(我的祖父黄藻云也是一个著名的中医生),进香港大学或者伦敦大学学医。我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得了这两间大学的奖学金,并不需要家里花多少钱。但,由于受到舅舅、南社诗人马小进和叔叔黄恕和的熏陶,我从小就养成了对文学的兴趣,爱书本子,爱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特别是爱读中国古典诗词,只愿能够考进北平清华、燕京等名牌大学,在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等名师指导、栽培之下,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即使当不上作家,至少也可以在大学或中学里做个胜任的国文教师,度过这一生,也许会比做医生更为惬意一些。加以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怒潮对我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与其远托异国,身居海外,钻进实验室和书堆里,毋宁跑到抗日前线的北平,投身于学生救亡运动的激流中,更为符合我的心愿和理想。我的父亲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对子女一向采取比较自由放任的态度,尊重他们自己的抉择,我很容易就说服了他,放弃了香港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奖学金(这当然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孑然一身跑到北平,挑选了清华大学的国文系,以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假如当时我作了另一种抉择,进了香港大学或者伦敦大学学医,也许将会成为一名内科专家,再不会靠摇笔杆子来谋一碗饭吃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即使我选择了医学,后来又改行从事文学,也并不见得没有可能。许多作家都走过这样一条道路,契诃夫、鲁迅、郭沫若……我当然不敢和这些大师们相比,但这至少足以说明在医学和文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都是“人学”,只不过前者是从生理方面来研究,后者是从心灵方面来研究。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是人类灵魂的研究者和剖析者,即使不一定配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我终于来到北平。秋天的北平是格外妩媚动人的。西风吹红了香山的枫叶,秋阳映亮了北海的涟漪。清华大学的校址就在圆明园废墟附近,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很容易诱发人们“思古之幽情”。然而,对于我这个刚刚从岭南来到北国的孩子来说,这一切风光文物,丝毫也引动不起诗情画意。北平城外已经强敌压境,兵临城下,战云密布,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谁也没有心情去游山玩水了。连近在咫尺的颐和园和香山、西山,我也没有去玩过一次。同学们朝夕议论不休的,是时局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和战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不由得我们不感到切肤之痛。在我来到北平之前,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重大政治事件已经相继发生了。长城以北中国的*后一块领土——热河,已经合并到日本人卵翼下的“满洲国”里去,察哈尔也沦陷了一部分。那一年六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跟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出。卖整个华北的“何梅协定”。根据“何梅协定”的条款,日本军方逐步促使华北“特殊化”,日本驻屯军和汉奸武装,不断制造各种事故,到处挑衅。六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日军的唆使和支持下,自封为“正义自治军”司令的汉奸白坚武纠集了一百五十多名土匪流氓,占领了丰台火车站,夺去一列装甲火车,开往北平永定门,炮轰北平南部市区。日军在“军事演习”中,曾经一度占领北平东面的香河和三河等县城。国民党的冀东专员殷汝耕公开投敌,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他的武装部队经常到北平朝阳门、东直门和东北郊一带窜扰,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①的紧张局势。带着太阳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经常在北平上空低飞盘旋。北平市民每隔几天就听到日军在城外演习实弹射击的枪炮声震天价响。日军的坦克车甚至闯进北平市区,在东城区碾死了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学生。北平虽然名义上还算是中国领土,但实际上已经像一只熟透了的桃子似的,很快就要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北平,这个亚洲*壮丽的、*具有古香古色的都城,岌岌可危,更难消几番风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据说是出自蒋南翔同志手笔的名言,道出了当时北平成千上万爱国学生的心声。当然,少数亲国民党的右派学生并不这样看,他们坚信蒋介石制订的“先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还会长时间推行下去,“剿共”战争一天没有结束,中日之间就不会发生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哪怕北平处于日本华北驻屯军重兵包围之中,也还可以照样歌舞舁平,偏安三五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直到他们毕业或者出国留学以后,局势都不会有多大变化。这些人大多数是国民党政府里达官贵人的公子哥儿,他们有点像那些结巢在帐幕上的燕子,居危而不思危,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依然苟且偷安,醉生梦死,每个周末都在东城的六国饭店里酗酒跳舞,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一九三五年*后的一个月;严寒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到十二月初,就风雪交加、滴水成冰了。日本人又找寻新的借口,导演了一个流产的政变。有一天,日本浪人和汉奸带领着五六百个流氓和抽大烟、吸白面的“瘾君子”,去中南海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向何应钦代理委员长请愿,沿途叫喊着“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华北自治”等汉奸口号,一直闯进居仁堂。身为华北*高军事当局的何应钦竟然亲自接见他们,待若贵宾,对他们的要求一一给予圆满答复。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同意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由老牌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出来主持。这么一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可以兵不血刃,就实现华北“特殊化”,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真是到了*危险的时候了!在这里,我不想多费笔墨来记述“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经过,这已经有十多二十部历史著作、回忆录和文学作品详细地记载过和描述过了,我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已经说得很详细、很清楚的事情。我所要告诉读者的,是作为亲自参加过这两次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的一员,从我的眼中所看到的和心中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年满十七岁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而且曾长期生活在香港。发生在祖国大陆的一切事情,对于我来说,都好像《天方夜谭》般那么新奇和不可理解。但有一点我是一清二楚地看到了的,亡国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我虽然天真而幼稚,却忧心忡忡,有一种大难临头的不祥预感。……
%黄秋耘,广东顺德人。中共党员。曾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干部,解放军粤赣边纵一支队司令部参谋。1949年后历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组长,《南方日报》编委,中央联络部研究员,新华社福建分社代社长,《文艺学习》常务编委,《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羊城晚报》编委,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中嘲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笔会中心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风雨年华》等。散文集《往事并不如烟》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集奖,《黄秋耘散文选》获1986年广东鲁迅文学奖,专著《黄秋耘文学评论选》获1985年广东鲁迅文学评论荣誉奖。
“一二·九”呵,我的起点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在香港一间爱尔兰人创办的中学毕业以后,一共考上了香港大学、伦敦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五间大学。我的父亲是香港一家西药房的老板,他当然希望我克绍箕裘,继承世代相传的祖业(我的祖父黄藻云也是一个著名的中医生),进香港大学或者伦敦大学学医。我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得了这两间大学的奖学金,并不需要家里花多少钱。但,由于受到舅舅、南社诗人马小进和叔叔黄恕和的熏陶,我从小就养成了对文学的兴趣,爱书本子,爱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特别是爱读中国古典诗词,只愿能够考进北平清华、燕京等名牌大学,在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等名师指导、栽培之下,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即使当不上作家,至少也可以在大学或中学里做个胜任的国文教师,度过这一生,也许会比做医生更为惬意一些。加以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怒潮对我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与其远托异国,身居海外,钻进实验室和书堆里,毋宁跑到抗日前线的北平,投身于学生救亡运动的激流中,更为符合我的心愿和理想。我的父亲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对子女一向采取比较自由放任的态度,尊重他们自己的抉择,我很容易就说服了他,放弃了香港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奖学金(这当然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孑然一身跑到北平,挑选了清华大学的国文系,以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假如当时我作了另一种抉择,进了香港大学或者伦敦大学学医,也许将会成为一名内科专家,再不会靠摇笔杆子来谋一碗饭吃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即使我选择了医学,后来又改行从事文学,也并不见得没有可能。许多作家都走过这样一条道路,契诃夫、鲁迅、郭沫若……我当然不敢和这些大师们相比,但这至少足以说明在医学和文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都是“人学”,只不过前者是从生理方面来研究,后者是从心灵方面来研究。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是人类灵魂的研究者和剖析者,即使不一定配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我终于来到北平。秋天的北平是格外妩媚动人的。西风吹红了香山的枫叶,秋阳映亮了北海的涟漪。清华大学的校址就在圆明园废墟附近,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很容易诱发人们“思古之幽情”。然而,对于我这个刚刚从岭南来到北国的孩子来说,这一切风光文物,丝毫也引动不起诗情画意。北平城外已经强敌压境,兵临城下,战云密布,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谁也没有心情去游山玩水了。连近在咫尺的颐和园和香山、西山,我也没有去玩过一次。同学们朝夕议论不休的,是时局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和战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运,不由得我们不感到切肤之痛。在我来到北平之前,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重大政治事件已经相继发生了。长城以北中国的*后一块领土——热河,已经合并到日本人卵翼下的“满洲国”里去,察哈尔也沦陷了一部分。那一年六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跟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出。卖整个华北的“何梅协定”。根据“何梅协定”的条款,日本军方逐步促使华北“特殊化”,日本驻屯军和汉奸武装,不断制造各种事故,到处挑衅。六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日军的唆使和支持下,自封为“正义自治军”司令的汉奸白坚武纠集了一百五十多名土匪流氓,占领了丰台火车站,夺去一列装甲火车,开往北平永定门,炮轰北平南部市区。日军在“军事演习”中,曾经一度占领北平东面的香河和三河等县城。国民党的冀东专员殷汝耕公开投敌,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他的武装部队经常到北平朝阳门、东直门和东北郊一带窜扰,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①的紧张局势。带着太阳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经常在北平上空低飞盘旋。北平市民每隔几天就听到日军在城外演习实弹射击的枪炮声震天价响。日军的坦克车甚至闯进北平市区,在东城区碾死了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学生。北平虽然名义上还算是中国领土,但实际上已经像一只熟透了的桃子似的,很快就要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北平,这个亚洲*壮丽的、*具有古香古色的都城,岌岌可危,更难消几番风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据说是出自蒋南翔同志手笔的名言,道出了当时北平成千上万爱国学生的心声。当然,少数亲国民党的右派学生并不这样看,他们坚信蒋介石制订的“先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还会长时间推行下去,“剿共”战争一天没有结束,中日之间就不会发生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哪怕北平处于日本华北驻屯军重兵包围之中,也还可以照样歌舞舁平,偏安三五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直到他们毕业或者出国留学以后,局势都不会有多大变化。这些人大多数是国民党政府里达官贵人的公子哥儿,他们有点像那些结巢在帐幕上的燕子,居危而不思危,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依然苟且偷安,醉生梦死,每个周末都在东城的六国饭店里酗酒跳舞,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一九三五年*后的一个月;严寒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到十二月初,就风雪交加、滴水成冰了。日本人又找寻新的借口,导演了一个流产的政变。有一天,日本浪人和汉奸带领着五六百个流氓和抽大烟、吸白面的“瘾君子”,去中南海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向何应钦代理委员长请愿,沿途叫喊着“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华北自治”等汉奸口号,一直闯进居仁堂。身为华北*高军事当局的何应钦竟然亲自接见他们,待若贵宾,对他们的要求一一给予圆满答复。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同意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由老牌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出来主持。这么一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可以兵不血刃,就实现华北“特殊化”,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真是到了*危险的时候了!在这里,我不想多费笔墨来记述“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经过,这已经有十多二十部历史著作、回忆录和文学作品详细地记载过和描述过了,我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已经说得很详细、很清楚的事情。我所要告诉读者的,是作为亲自参加过这两次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的一员,从我的眼中所看到的和心中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年满十七岁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而且曾长期生活在香港。发生在祖国大陆的一切事情,对于我来说,都好像《天方夜谭》般那么新奇和不可理解。但有一点我是一清二楚地看到了的,亡国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我虽然天真而幼稚,却忧心忡忡,有一种大难临头的不祥预感。……
黄秋耘,广东顺德人。中共党员。曾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干部,解放军粤赣边纵一支队司令部参谋。1949年后历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组长,《南方日报》编委,中央联络部研究员,新华社福建分社代社长,《文艺学习》常务编委,《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羊城晚报》编委,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中嘲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笔会中心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风雨年华》等。散文集《往事并不如烟》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集奖,《黄秋耘散文选》获1986年广东鲁迅文学奖,专著《黄秋耘文学评论选》获1985年广东鲁迅文学评论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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