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丛书-钱穆评传国学大师丛书-钱穆评传前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国学大师丛书-钱穆评传 内容简介

《钱穆评传》全面深入的介绍了闻名遐迩的国学大师钱穆的文化生命与学术生涯，他的民族悲情，忧患意识、崇高人格和渊博的学识，评述了他独特的历史文化观、中西比较论、人生论及关于四千年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方法和卓越贡献。作者以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重建为主线贯穿全书，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钱穆评传》是目前中国大陆**部全面评述钱穆思想与生平的研究专着。

国学大师丛书-钱穆评传 目录

国学大师丛书-钱穆评传 节选

钱穆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初九(公历7月30日)生于无锡，于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享年96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泰斗!
钱先生原名恩镍，字宾四，民元(1912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他自1912年始，在乡村任小学教师，自1922年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来学术思想史，出版有关著作，其学术名流地位已逐渐确立。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渡，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国史大纲》。这部著作于1940年出版之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抗战八年，先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极著影响。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先生于1949年移居香港，当年及次年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先生在艰危困苦之中正式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自此，钱、唐诸先生惨淡经营的新亚书院成为护持祖国传统文化的重镇，造就了许多人才，培育了可贵的新亚精神。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亦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先生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宾四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先生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皇皇巨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等，以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他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自身已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学者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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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钱先生渊博如海，著作等身。以我们的学力来为一代国学大师钱先生作评传，实在是自不量力。承丛书策划者与组织者钱宏先生看重，命我们写作此书。我们踌躇再三，终而应命。所以如此，一来我们十分敬仰钱宾四先生的人品和学问，非常喜爱读他的书；二来由于40多年的隔离，大陆学界，特别是青年，对钱先生和他的学术思想十分陌生，需要作一些浅近的介绍，因此才有了这部书稿。我们这本书平实地述介了他的生平与学术思想、观点和著作，目的是帮助大陆青年了解钱先生，学习钱先生，并通过熟悉钱先生来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为吾华文化生命的接续和重建而奋斗终身。
本书的提纲由我拟定，全部初稿由汪学群兄写成，第一生平章、第八人生章和附录年表的二稿也是由学群兄修订的，大部分二稿则是由我修订的。在修订过程中，有些章节我作了内容增删、调整与审订、标题重拟和文字修改，部分章节则作了大的改写或重写。最后由我通修了全稿。本书的写成，功劳主要是学群兄的。至于书中的谬误和问题，则应由我来负责。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承蒙钱宾四先生的哲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钱逊教授和宾四先生的孙女、武汉大学历史系钱婉约副教授与她的丈夫、武汉大学图书信息学院王余光教授的热情指导、帮助和关心。他们把自己珍藏的图书资料，有的是钱先生亲笔签名的大著，借给我们，提示我们写作时应注意的方面。钱逊教授还提供了宾四先生的照片一帧，并审阅了年表。这使我们非常感动。江西百花洲出版社的同志们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辛勤无私的奉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我的导师李德永先生于盛夏拨冗审稿赐序。朱志方兄翻译了英文提要。学群的父母和我的妻子、侄女在酷暑中担任了誊抄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我们还要感谢钱先生高足及海内外学者，如余英时先生、严耕望先生、罗义俊先生等等，是他们的一些论著把我们引进了钱学之门。本书参考、借鉴了海内外已有的钱先生研究成果，谨向作者们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