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丛书-冯友兰评传国学大师丛书-冯友兰评传前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国学大师丛书-冯友兰评传 内容简介

《冯友兰评传》文字晓畅，持论公允。作者怀着对历史的温情敬意和广阔的胸怀，拨云见日自然而然的接近了读者与传主及其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从而使《冯友兰评传》具有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学大师丛书-冯友兰评传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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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本书完成之后，总要写一篇书跋或后记之类的文字，以述作书原委，以明作者心迹。这也是中国学人自古以来留下的一个传统。本人亦不能例外。
谈起作书原委，首先使我想到《国学大师丛书》的设计者兼此套丛书的责任编辑钱宏先生。在我以往的经验和接触中，还未遇到过像钱宏先生这样对事业孜孜以求者。从他向我约稿的那一天起，便以不寻常的责任心和完成此套丛书的使命感，不断“跟踪”我的写作。当他发现我因杂务而有影响写作进程之嫌时，又不断监督并催促我要按时交稿，并毫不留情面。可以说，如果没有钱宏先生的督促，此稿很有可能中途辍笔。如今即使交了稿，因本人不会科学地料理时间，故对此稿一拖再拖，以至成为此套丛书的最后交稿者。在此谨向钱宏先生表示歉意。此歉意中所饱含的除内疚之外，更多的则是对钱宏先生的敬意和谢意。
此外，在此书撰写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本来，此书曾约与我的朋友王守常先生共同撰写，无奈他因太忙而无暇顾此。但他还是同我共同商讨了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并共同拟定提纲。因此，对于此书的完成，实有守常先生之功。
在此尤其要感谢提要的英译者、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刘意青女士。此书在交稿之时，正值北大放暑假，几位英文较好的朋友又都不在北京。刘意青教授刚从延安大学助教回京，便提供了及时的帮助，使我当天即得到译文，真可谓“雪中送炭”。
现在，《冯友兰评传》总算交稿了。照常理，当一本书完成之后，作者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但对我却不是。这“不是”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大的原因，乃在于传主的曲折而丰富的人生阅历、浑厚而深邃的哲学体系，实非一本小小的评传所能“勾玄探赜”的。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家。在他生前，我虽有幸亲聆其教诲，但自知不敏，故常抱“非日能之，愿学焉”之心态，向先生问学。今年恰逢冯先生逝世五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应该说是对这位已故哲学家的最深沉、最永久的纪念。
文摘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庭。他的故乡——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就坐落在汉江的一条小支流——唐河——的东部，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小镇。这条哺育着未来哲学家的小河，像流经中国广表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条小河一样，静静地流淌，默默地奉献，以其无私的胸怀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地，养育着它智慧的儿女。唐河源出河南方城县西北，向南流经青台、泄源，西南经新野至湖北襄阳会白河，人于长江大支脉一汉江。唐河县即以唐河得名，古属唐州，位于南阳、泌阳、新野三地之中枢，汉魏以来，历为文人荟萃之地，尝有人杰地灵之说。
冯友兰的祖上并非河南人。“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①在祁仪镇冯家是大族，有土地1500亩，三世同堂，人丁兴旺，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冯友兰的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曾去考过秀才，但没有被录取，后来就不再应试，故一生未取得任何功名。冯玉文有三个儿子：长子名云异，字鹤亭。次子名台异，字树侯。三子名汉异，字爽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名字是一门学问，它往往反映出父母对子女的某种寄托，特别是希望子女在未来人生道路上成才。在冯老先生三个儿子的名字中，都有“异”字，盖老人希望子女长大后都能成为异于寻常的人。
冯友兰的父亲台异，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其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人成了秀才，虽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进人士林，成为斯文中人，就是说成为知识分子了。以后他在社会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①如果成为进士，则更进一步，就算登人仕途，可以作官了。按照这样的标准，冯友兰的家族门第，在当时可称为“书香之家”，把这种门第接下去，即称为“耕读传家”。照封建社会的情况，“耕读传家”是以乡绅地主阶层为主的社会中层层系的基本特征。因为上层社会的子弟条件优越，不必“耕”甚至不必“苦读”便可承袭高官厚禄，而广大的下层社会的农民，生活艰辛，没有更多的财力支持自己的子弟读书，因此则只能“耕”，不能“读”。只有乡绅地主因财力有余，其子女读书人仕的机会比一般农民多得多，因此具备较多的上升流动的条件，但也有一部分因坐罪、破产或其它原因，脱离中层层系而向下流动，其知识分子往往因此较多地接触下层民众，反映到文化上，则可以表现较多的人民性。
冯台异自1898年进士及第，到1904．年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之间的8年中，一直作为仕途上的“候补”等待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②这就是说，“进士”作为科举中人，可以作官，但不一定作得上官。因为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封建时代的没落时期，官场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定势”，没有官场上的后台支持，没有台前幕后的权钱交易，仅凭自己的学识和才干，是很难跻身于仕林的。冯台异虽是进士出身，但被排斥在官场之外达8年之久，直到1904年，张之洞在武昌办新式教育，开了一所称作“方言学堂”的外语学校，方谋得一个相当于现在总务长的“会计庶务委员”的职务。这一职务按当时的社会标准，还算不上官，只能算是为官府做事的“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