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 目录

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 本书特色

《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 节选

《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内容简介：社会心态，通俗地讲，指民风和大众心理状态。这种民风和大众心理状态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并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人认同这种观念、态度和意志，或不自觉地受到这种观念、态度和意志的控制。在每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都是必须重视的研究领域。故此，杜亚泉在民国初年就特别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理问题。他认为，“个人心理分为智情意三大端，社会心理亦分为智情意三大端，即社会知识、社会感情、社会意志是也。二者为一浑圆体，复杂混合，不能为显然之区画，亦如个人心理参互错综，不能为判然之界限。略言之，则知识者，所以开浚社会之精神；感情者，所以推动社会之精神；意志者，所以表示社会之精神。而社会之智情意，既出个人之智情意集合而成，则必个人之智情意，先立于精确正当稳健之地，然后社会之智情意，乃得臻于精确正当稳健之域。此则社会心理之纲要也。”一般说来，社会心态的内容包括心理取向、社会理智和文化精神，在本质上，它是社会存在的变化规律在社会主体中的精神内化，是社会实践者和精神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和驱动力，它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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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心理波动源于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正如梁启超在《改革缘起》中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甲午一役始也。”随之而来的维新变法唤醒了中国人的广泛的社会参与意识，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天演论》终结了中国人的继嗣者心态，开启了一种进步、创造者心态，由此引发了社会的一种崇新风气和厚今薄古的心理，为文学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提供了心理基础。第二轮大的心理波动主要在辛亥革命前发生。它集中表现于1903年“革命排满”思潮的狂飙突起。这一年，相继发生了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留日学生风潮、“拒法抗俄”运动、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与《警世钟》的出版、《苏报》案等等，“排满”、“革命”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据时人记载，当时大江以南的知识界“翘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想之非，人人争从事于新知识、新学术，迄今而自由民主之论飘沸宇内，莫能禁遏，固不得谓智育之无进步矣”，卢梭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理论和“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开始在新型知识分子中得到普遍认同，新型知识群体与清政府的对立开始公开化、激烈化。第三轮心理波动产生于立宪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发生。立宪运动的失败使改良主义者纷纷转向革命，武昌首义，民国建立，中国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共和国。人们沉浸在咸与维新的共和主义氛围之中，但不久成功的喜悦就被民初政局的乱象冲散，欢呼共和的人们又陷入幻灭失望之中。文学也失去精神超越的目标，陷入了低俗化的泥沼，都市市民文化进入了繁荣时代。它是清末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城市化的兴起所形成的都市世俗文化。突出表现为依托于沿海口岸租界的“洋场风气”，其特征为重物质、讲实用、趋新崇洋、世俗主义的价值取向。民国初年，这种都市文化更由于政治上的失望而具有颓废、虚无、享乐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