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修订版) 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瞻前顾后，考察中国区域经济与政治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全书学术性强，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和政治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目。
本书以宏观视野整理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考察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原因和全球背景，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该书是一部原创性的中国历史学著作，为理解今天中国的巨变提供了历史和政治经济的知识基础。

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修订版) 本书特色

《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修订版)》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修订版) 目录

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修订版) 节选

《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修订版)》试图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瞻前顾后，考察中国区域经济与政治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全书学术性强，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和政治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目。

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修订版) 相关资料

天下之中诸侯分治，区域经济兴起，为诸侯争霸兼并的又一功用——同化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实现了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春秋以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局限，未经垦辟的土地占有极大部分。即使是经济、文化最称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上也是如此。在那里，农业居民区还只是分散地、彼此孤立地布列在大地上。在各个农业居民区之间，则有广阔的山林、草莽地带。加以交通的不便，各农业居民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只能是区域经济，政治也只能是领主政治。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周王国，其凝聚力和控制力，除了血缘纽带、宗法关系，一定程度的共同文化外，主要来自其统治中心区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文化优势。故平王东迁，关中基地被迫放弃之后，统一的聚合力量就开始瓦解了。同时，各封国经过数百年的开发经营，域内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自立的基础，有了向外扩张的需要。两种因素相合，便催生出礼坏乐崩，诸侯交相侵，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大变局。在大变局之下，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大略言之，一方面，是大变小。周室衰微，周王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崩解了，诸侯专政，各封国实际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以共耕制为特色的井田制度被废弃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区域经济勃兴，商品交换活跃，个体手工业、商业、私人教育产生并发展，打破工商食官与学在官府的政府垄断，士、农、工、商、贾，分工分业。这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小变大。西周分封大小诸侯号称八百，春秋史籍记载诸侯国名140多个；经过相互兼并，春秋后期的主要诸侯国只剩下13个(十二诸侯加上吴)，到战国则进一步归为七雄，最后归于统一，并建立皇权，出现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社会分工分业的结果，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大大增加，文化上的同一性不断强化，终于出现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的局面。这是同化或同一的过程。比起西周的封土建国来，春秋战国的变革说明，深刻的分化，必然带来更高水平的同化。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正是这一必然性规律的具体体现。生产力的进步，区域开发的持续拓展，使黍、稷、稻、粱、麦、菽、桑等农作物大大地扩大了种植面积，特别是稻、麦、菽普及于黄河流域，促进了共同生活方式的形成；精耕细作、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首先在黄河流域得以普遍地确立。农业与畜牧业在区域上、民族间的分工趋向专业化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集中发展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放弃了牧地、草场及大牲畜的饲养，食物偏重于谷类蔬菜，缺少乳类肉类食物。由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差异，出现了明确的民族分野。中原各国因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部门，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为华夏，过着游牧或是渔猎生活，经济文化上较落后的族群则被称为戎狄蛮夷。在现今长城以南的地区，当时华夏族是与戎狄蛮夷相毗邻或错居杂处的。华夏族的农业区与戎狄等族的游牧区犬牙交错。春秋早期，戎狄势力很盛，华夏各小国固然受到较大威胁，就连晋、齐等大国也同样遭到戎狄的侵伐。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各国，既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又为了争霸中原，由有势力的大国牵头联合起来，抵御非华夏国家或民族的侵扰；同时，一些处在中原边缘的国家或民族，不断地发展自己，向中原靠拢，取得中原国家的认同。前者如齐桓公“尊王攘夷”，后者如秦、楚两国的崛起。春秋战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征伐、兼并，如同一个大熔炉，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经过不断地由华夏变夷狄、夷狄变华夏的反复过程，终于锤炼出华夏民族共同体。其中，华夏各国征服和吞并戎狄蛮夷、夷狄变华夏，是主流。这个进程，春秋中叶后加快了。在今陕西境内的许多西戎被秦所灭，分布在今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的赤狄、白狄大多被晋所灭，分布于今江淮流域和沿海等地的淮夷、莱夷分别为楚、鲁和齐所灭，楚国还吞并了南方蛮族所建立的小国或部落。在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大量的戎狄蛮夷逐渐接受了华夏人的农业文化，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并采用了华夏人的语言，而成为华夏人的组成部分，此即所谓“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到春秋末，大多数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逐渐的融合于华夏族，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也就渐渐地泯灭，华夷错处现象消失了。华夏族在吸纳周围不同族'群中得以发展壮大，成为后来汉族的主体。同时，中原地区基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农业区。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分段修筑了长城，造成一条中原农业区与北狄、西戎游牧区之间的界线。以后，秦朝将三国长城连接起来，直抵青藏高原东北缘，农耕与游牧两大地带的基本界线至此确定下来。在此界线以南，中原农业区由黄河流域次第扩展至长江、珠江流域；农耕地带经济文化的一体化，由黄河开始，渐次囊括长江、珠江诸流域。虽然，黄河流域并非中国农业起源的唯一中心。地跨温带、亚热带两大气候区的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可能同时成为中国农业起源的三个中心。但历史事实表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获得较快的开发，率先崛起于中国中部区域。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是在黄河流域经历战国到汉代所完成的。汉代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技术和文化，不断地输入南方，使当地日臻开发。隋唐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达到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并驾齐驱的水平，唐以后更凌驾其上，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之区。而当时珠江流域农业还十分落后，进一步获得开发，要在宋代以后。黄河流域经济之所以能够率先崛起，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早期生产力水平还极度低下的条件下，比起南方水乡地区，黄河流域所具备的自然地理条件更适宜早期的、较原始农业的开发和发展。根据历史气候学家的研究，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间，地球表面温度比现代要高出2度至3度以上。当时的黄河流域有现代湖南、江西那么温暖，无霜期有现代四川那么长，更宜于人们居住。而当时的江南就完全有现代热带那么炎热了，故长期被人们目为瘴疠之地。另一方面，当时江南的原始森林比华北更为繁密。枝叶蔽天的大树在岩石与粘土之中盘根错节，在铁斧铁锯普遍使用以前，是无法普遍开发为耕地和牧场的。而黄河流域的树木较稀一点，而且砂质土壤居多，黄土高原适宜种植耐旱的粟、黍等作物，易耕易垦。挖掘用的木棍，也派得上用场，在新石器时代，较易实现由森林变耕地的历史过程。黄土地的易于耕耘，使同等程度的文明所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在中国呈现了另一种水平，即在经历了另一种历史进程的人们看来，中国以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创造了较高的政治文明，因而是早熟的。无疑，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夏商周三朝，在主要还是石器或木石器为基本工具的条件下建立了在那个时代看来的幅员辽阔的国家，特别是较高水平的中央组织。这的确与即使是还十分简陋的工具，一旦和极易耕耘的黄土地相结合，就能创造较高的生产力有密切关系。这种较高的生产力产生的较多的生产剩余物，使较高水平的上层建筑的建立成为可能。其次，人口增殖的压力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给黄河流域的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开发带来动力。初期较大规模的开发，使人口得以较快地繁衍增殖。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灌溉农业和精耕细作农业以前，休耕轮作的粗放方式需要不断转换地方，包括拓展原始耕地，以使土壤在自然生长状态下恢复地力，故开发区域呈持续扩大的趋势。同时，由于季风作用，雨量分配不均，黄河流域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尤其是河水的泛滥，给黄河流域人民造成严重的挑战。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各帝时代，其国都地点和统治区域极不稳定，大禹治水以后，情况好些，但国都仍常迁徙。频繁的迁徙，既是为了躲避水害，寻找适宜耕作、居住的地方，又是与洪水作不懈的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大禹治水，平定九州的传说，当是对远古历代先民回应自然环境的严酷挑战，奋力治理洪水、发展经济景况的典型化的写照。他们为了控制黄河的泛滥，发明了筑堤防的技术，同时改良耕作技术，努力增加谷物的产量，并且盛行节俭储蓄以备荒年。至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农业的兴起，就是上述长期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