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是一部佛教与文人相遇的罗曼史!有关信仰、有关理想、有关生活、有关艺术、有关爱情.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主要讲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传统文人在政治生活、读书生活、情感生活、偶像崇拜等不同侧面所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变化,并剖析了韩愈、谢灵运、苏轼三个典型的文人个案,体现出佛教对传统文人无往不在的巨大影响.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一部佛教与文人相遇的罗曼史!
有关信仰、有关理想、有关生活、有关艺术、有关爱情.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主要讲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传统文人在政治生活、读书生活、情感生活、偶像崇拜等不同侧面所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变化,并剖析了韩愈、谢灵运、苏轼三个典型的文人个案,体现出佛教对传统文人无往不在的巨大影响.本书由杨伯著.
平心而论,历代君主之中,宪宗算不上佞佛.他迎请佛骨,也只是一时兴起,偶然为之.在他之前,从法门寺迎请佛骨的,大有人在.相反,韩愈的反佛倒是坚持终生,一以贯之,论其执著,前少见古人,后少见来者.
如果了解韩愈的一生行事,你就知道《论佛骨表》这篇文章写得一点也不突然.
唯一值得惊诧的只是,他竟然有胆量反佛反到皇帝那里去.这是勇气可嘉,还是不识时务呢?韩愈才不在乎,他只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该做什么事情?那就是弘扬儒学,捍卫儒教.为此,必须清除一切路障.所有路障里,佛教是*危险的一个.当韩愈还是一个初登政坛、文坛的下层文官时,就已经抱定这个理想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扶树教道、攘斥佛老.
这很奇怪.因为在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不会像韩愈这样,非常认真地、全方位地反对佛教.相反,大家早已习惯了把僧人当成自己的朋友,从佛法中找寻心灵的慰藉,甚至生命的归宿.韩愈*著名的朋友,几乎都是佛教徒,或者至少对佛教抱持友善的态度,比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莫不如此.更讽刺的是,韩愈曾经寄予厚望,希望同自己一道反佛的学生们,也没有几个能坚持到*后.就连反佛姿态*强硬的李翱,晚年据说也拜倒于禅宗大师药山惟俨的门下.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韩愈几乎是孤军奋战.曾经被他激怒,或可能被他激怒的佛教徒,绝不止宪宗一人而已.
即使如此,韩愈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反佛立场,坚持得有些不合时宜,有些神经质.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重申立场的机会,有时甚至顾不得礼貌和风度.
在唐代,文人和僧人的交往很普遍.文人乐意从僧人那里求得某种心灵的慰藉,僧人则希望借文人的褒扬提振声名.韩愈很早就成名了,有意亲近他的僧人自然不少.可是每次遇到僧人来访,他都迫不及待地板起面孔说教一番.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秋天,韩愈住在洛阳,高僧澄观突然来访.
澄观此行,是受泗州太守的委托,到东都拜会各路名人的,韩愈也在被拜会之列.这本来是件挺值得高兴的事,可韩愈非要说些杀风景的话.会面结束时,他写了一篇《送僧澄观》,劈面而来的**句就是"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接下去,他历数佛教给中国带来的诸多麻烦.然后笔锋一转,又称赞澄观有服务于公家的能力,有吟咏诗赋的才华.言下之意是,有这般能力,有这般才华,却当了和尚,真是可惜了.
被韩愈没头没脑教训一顿的澄观和尚是什么人呢?他可是大有来头.
此人是华严宗的开山祖师,和代宗、德宗以至文宗七代君主保持着密切联系.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德宗还封其为"清凉国师".这位国师,生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到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已经是63岁高龄了.而此时的韩愈,不过30多岁,虽在文坛初露锋芒,却终究只是个底层文官而已.面对年龄、声望高过自己,且是主动来访的高僧,韩愈却始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在诗中提到了澄观的高龄: "惜哉已老无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这语气,好像是在替一个走了一辈子弯路的老学生惋惜,这是不是有些欠缺礼貌和风度呢?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韩愈在长安为官,另一位法号文畅的僧人前来拜会.文畅的声望比不上澄观,但是经好友柳宗元介绍来的,因此也算别有渊源.韩愈照例写一篇赠序,照例在序里说教一番.他告诉这位文畅和尚,人类与禽兽的*大区别,就在于人类受到圣人之道的沾溉,并且有义务将圣人之道代代传承下去.凡是背离尧舜禹汤圣人之道的,与禽兽无异.韩愈又说:这番道理,以前你不知道,那不是你的错;现在知道了,能不能翻然醒悟,可就取决于你了;这番道理,很多人明白,却不告诉你,那是他们不仁;我遇到你,就要把这些真理讲给你听,这是我的义务.这样一篇火气十足的训导词,文畅和尚读了会开心吗?老朋友柳宗元读了会开心吗?自觉真理在握的韩愈才不管别人开不开心.
又有一次,一位法号高闲的和尚拜会韩愈.高闲是书法家,以精通草书知名于世.韩愈便写一篇《送高闲上人序》,和他谈论书法.韩愈先以草圣张旭为例,论述其书法精妙的道理.他认为,张旭的字所以好,除了由于专注书道,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内心有一股不平之气.这就是所谓"情炎于中""勃然不释".这股激荡澎湃无可释然的内在情感,悉数投注笔端,才造就张旭穷极天地之变的书法境界.相反,僧人不是讲究淡泊无为、无所嗜欲吗,那么他们的内心应该是波澜不惊的,岂止波澜不惊,简直颓堕委靡,缺乏必要的生命冲动.高闲是僧人,他的内心也应如此.这样的内心,根本不可能写出好字.即便他的字看起来不错,也多半是幻术而已.
原来,说了那么多,韩愈只是打算证明高闲这位书法家很难写出好字,只因他是和尚.这篇文章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僧人不可能写好字,高闲是僧人,所以高闲不可能写好字.滔滔雄辩的根基,竟是一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大前提.喜欢教训人的韩愈,其实挺不讲理的.
这一辈子,为了反佛,韩愈得罪了不少人.宪宗皇帝只不过是所有被他得罪的人中*危险的一个而已.这样一个凭借生花妙笔到处说教、不怕得罪人、甚至不惜性命的韩愈,你喜欢吗?我觉得他有点可敬,却一点也不可爱.P7-9……
杨伯,1978年生,河北人。文学博士,大学教师。著有《欲采蘋花不自由——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林泉高致校注评点》(中华书局)。
平心而论,历代君主之中,宪宗算不上佞佛.他迎请佛骨,也只是一时兴起,偶然为之.在他之前,从法门寺迎请佛骨的,大有人在.相反,韩愈的反佛倒是坚持终生,一以贯之,论其执著,前少见古人,后少见来者.
如果了解韩愈的一生行事,你就知道《论佛骨表》这篇文章写得一点也不突然.
唯一值得惊诧的只是,他竟然有胆量反佛反到皇帝那里去.这是勇气可嘉,还是不识时务呢?韩愈才不在乎,他只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该做什么事情?那就是弘扬儒学,捍卫儒教.为此,必须清除一切路障.所有路障里,佛教是*危险的一个.当韩愈还是一个初登政坛、文坛的下层文官时,就已经抱定这个理想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扶树教道、攘斥佛老.
这很奇怪.因为在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不会像韩愈这样,非常认真地、全方位地反对佛教.相反,大家早已习惯了把僧人当成自己的朋友,从佛法中找寻心灵的慰藉,甚至生命的归宿.韩愈*著名的朋友,几乎都是佛教徒,或者至少对佛教抱持友善的态度,比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莫不如此.更讽刺的是,韩愈曾经寄予厚望,希望同自己一道反佛的学生们,也没有几个能坚持到*后.就连反佛姿态*强硬的李翱,晚年据说也拜倒于禅宗大师药山惟俨的门下.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韩愈几乎是孤军奋战.曾经被他激怒,或可能被他激怒的佛教徒,绝不止宪宗一人而已.
即使如此,韩愈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反佛立场,坚持得有些不合时宜,有些神经质.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重申立场的机会,有时甚至顾不得礼貌和风度.
在唐代,文人和僧人的交往很普遍.文人乐意从僧人那里求得某种心灵的慰藉,僧人则希望借文人的褒扬提振声名.韩愈很早就成名了,有意亲近他的僧人自然不少.可是每次遇到僧人来访,他都迫不及待地板起面孔说教一番.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秋天,韩愈住在洛阳,高僧澄观突然来访.
澄观此行,是受泗州太守的委托,到东都拜会各路名人的,韩愈也在被拜会之列.这本来是件挺值得高兴的事,可韩愈非要说些杀风景的话.会面结束时,他写了一篇《送僧澄观》,劈面而来的**句就是"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接下去,他历数佛教给中国带来的诸多麻烦.然后笔锋一转,又称赞澄观有服务于公家的能力,有吟咏诗赋的才华.言下之意是,有这般能力,有这般才华,却当了和尚,真是可惜了.
被韩愈没头没脑教训一顿的澄观和尚是什么人呢?他可是大有来头.
此人是华严宗的开山祖师,和代宗、德宗以至文宗七代君主保持着密切联系.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德宗还封其为"清凉国师".这位国师,生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到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已经是63岁高龄了.而此时的韩愈,不过30多岁,虽在文坛初露锋芒,却终究只是个底层文官而已.面对年龄、声望高过自己,且是主动来访的高僧,韩愈却始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在诗中提到了澄观的高龄: "惜哉已老无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这语气,好像是在替一个走了一辈子弯路的老学生惋惜,这是不是有些欠缺礼貌和风度呢?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韩愈在长安为官,另一位法号文畅的僧人前来拜会.文畅的声望比不上澄观,但是经好友柳宗元介绍来的,因此也算别有渊源.韩愈照例写一篇赠序,照例在序里说教一番.他告诉这位文畅和尚,人类与禽兽的*大区别,就在于人类受到圣人之道的沾溉,并且有义务将圣人之道代代传承下去.凡是背离尧舜禹汤圣人之道的,与禽兽无异.韩愈又说:这番道理,以前你不知道,那不是你的错;现在知道了,能不能翻然醒悟,可就取决于你了;这番道理,很多人明白,却不告诉你,那是他们不仁;我遇到你,就要把这些真理讲给你听,这是我的义务.这样一篇火气十足的训导词,文畅和尚读了会开心吗?老朋友柳宗元读了会开心吗?自觉真理在握的韩愈才不管别人开不开心.
又有一次,一位法号高闲的和尚拜会韩愈.高闲是书法家,以精通草书知名于世.韩愈便写一篇《送高闲上人序》,和他谈论书法.韩愈先以草圣张旭为例,论述其书法精妙的道理.他认为,张旭的字所以好,除了由于专注书道,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内心有一股不平之气.这就是所谓"情炎于中""勃然不释".这股激荡澎湃无可释然的内在情感,悉数投注笔端,才造就张旭穷极天地之变的书法境界.相反,僧人不是讲究淡泊无为、无所嗜欲吗,那么他们的内心应该是波澜不惊的,岂止波澜不惊,简直颓堕委靡,缺乏必要的生命冲动.高闲是僧人,他的内心也应如此.这样的内心,根本不可能写出好字.即便他的字看起来不错,也多半是幻术而已.
原来,说了那么多,韩愈只是打算证明高闲这位书法家很难写出好字,只因他是和尚.这篇文章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僧人不可能写好字,高闲是僧人,所以高闲不可能写好字.滔滔雄辩的根基,竟是一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大前提.喜欢教训人的韩愈,其实挺不讲理的.
这一辈子,为了反佛,韩愈得罪了不少人.宪宗皇帝只不过是所有被他得罪的人中*危险的一个而已.这样一个凭借生花妙笔到处说教、不怕得罪人、甚至不惜性命的韩愈,你喜欢吗?我觉得他有点可敬,却一点也不可爱.P7-9……
杨伯,1978年生,河北人。文学博士,大学教师。著有《欲采蘋花不自由——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林泉高致校注评点》(中华书局)。
杨伯,1978年生,河北人。文学博士,大学教师。著有《欲采蘋花不自由——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林泉高致校注评点》(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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