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茅海建，1954年生，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历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百科全书编审室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外交。主要学术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另有学术论文60余篇。

作品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公车上书”考证补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档案文献的再次检视
三 都察院的态度
四 “公车上书”的发动者
五 官员与公车上书的实际政治作用
六 孙毓汶的分量
七 《公车上书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的说法
八 结论
第二章 “公车上书”考证再补
一 总理衙门章京的上书
二 刘大鹏日记中的记录
三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中的记录
四 我未加解读的相关史料
五 关于史家的主观意志
六 个人的希望
第三章 戊戌变法期间的保单
一 甲午战后下诏求贤
二 胶州湾事件后三次下诏求贤
三 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
四 王文韶、荣禄、张之洞、陈宝箴、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保举
五 京城中的较量
六 懋勤殿：康有为及其党人最后的保举攻势
七 简短的结语
第四章 京师大学堂的初建
--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
一 淡出的背景：强学会与官书局
二 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与章程起草人的变更
三 李盛铎奏折及其用意
四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联衔上奏及附呈《大学堂章程》
五 孙家鼐的政治理念与总教习位置之争
六 孙家鼐对《大学堂章程》的修改
七 孙家鼐的办学思想
八 简短的结语
第五章 救时的偏方
--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
一 军事对抗的方案：民团
二 师法子西方与西法之不可据
三 书生议兵与武将论兵
四 因应的外交策略
五 师法日本而修律改约
六 消除教案诸策
七 简短的结语
第六章 记忆与记录
--光绪帝召见张元济
一 张元济的回忆
二 张元济当时书信中的记录
第七章 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
一 康有为的说法
二 巴西输入华工的设想与清朝的对策
三 光绪十九年巴西再派使节来华
四 光绪十九年澳门非法招募华工去巴西
五 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的释读、相关史料与考证
六 推导出的结论
第八章 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
一 假奏稿与真奏章
二 王鹏运、宋伯鲁的四件折片
三 文悌、张仲忻、杨深秀、李盛铎的五件奏折
四 宋伯鲁和他的《焚余草》
五 《焚佘草》所录康有为、梁启超代拟的五件折片
第九章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一 手稿本的基本情况
二 抄本的流传及刊行
三 书名、卷数与写作时间
四 手稿本的修改与增添
五 光绪十五年之误记
六 初步的结论与愿望
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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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海建，1954年生，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历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百科全书编审室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与外交。主要学术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另有学术论文60余篇。

精彩摘录

第一，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光绪帝三月二十日电旨同意签订马关条约后，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公车上书”，即广义的“公车上书”。其中各省公车联名上书有31件，共155人次签名;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80人的上书，只是其中的一件。康、梁可能对各省举人的上书有影响，但最多只是广西、贵州、直隶、陕西、甘肃，且其具体影响力的大小，也难以判断。康、梁本人又是被策动的对象，而不是运动的领袖，他们的活动是整个“公车上书”链条中的一环。其二是康有为组织的各省公车在松筠庵的“集众”，以能最终形成18行省举人超过千人的联名上书，即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由于四月初九日来松筠庵者人数甚少，且闻条约已用宝，这一活动中途流产了。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看，前者曾发生些微的政治作用，后者因其未递，而并无作用。叙史者有必要对两者加以区别。第二，康有为《我史》中关于“公车上书”的记录，多处有误，很不可靠。如从政治高层的决策过程去观察细部，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其牵强与张扬，许多戏剧性的情节，似为其想象。叙史者若加引用，需得处处小心。相比之下，较为可信的史料是“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序》文，尽管我本人还限于史料，只能对该文进行分析，而不能一坐实该文中所叙的情节。从此开始，经徐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放大，更兼后人之渲染，层累地积成了今日一般史书所叙的“公车上书”的情节。

——引自第87页

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修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经，西学为纬;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于中学。此立学宗旨也。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均须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

——引自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