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一名《二重礼谱》。盖欲成丧祭二礼，嗣以丧礼别有《吾说编》，因惟存祭礼。其说取古礼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为名。凡分七门：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时》、五曰《祭仪》、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条，虽间与朱子《家礼》为难，不出奇龄平日嚣争之习。然考《朱子年谱》，《家礼》成于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时四十一岁，其稿旋为人窃去。越三十年，朱子没后始复有传本行世。儒者或以为疑。黄榦为朱子弟子之冠，亦云为未暇更定之本。则《家礼》之出自朱子手定与否，尚无显证。即真获朱子已失之稿，而草创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笃信朱子，而所作《白田杂著》，乃反覆辨是书之依托。其言具有根据。则奇龄之辨，又不能尽以好胜目之矣。其间如谓汉唐以来，人臣无建庙之文，南渡绍兴、嘉泰诸年，为秦桧、韩侂胄立庙，而制终未定。考宋龚鼎臣《东原录》称文彦博家庙不作七间，乃用唐杜岐公家旧式，则安得谓汉以后人臣无建庙之文。其论后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县不同於封建为证，其说是也。然井田废而正供之义不废，封建废而臂指相维之义不废，世官废而宗子支子之义不废。《汉书》载当时诏令，每称赐天下为父后者。其时已不世官，而云为父后，则有不为父后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长孙於祖父母之丧服斩衰三年，即宗子为后之义，灼然可推。安能一举而废之，使主祭之时但以行辈年齿为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条，谓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亲之祭，致凡为人子者不得祭父，则所祭四亲系他人之亲，并非己亲，所祭之父系他人之父，并非己父。措语尤乖，皆不免於瑕颣。盖其大意务通人情，故不免有违古义。然大致斟酌变通，於古礼之必不可行及俗礼之误托於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釐然有当，固不妨存备一家之说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五部，三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犹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