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 目录

生态人类学 内容简介

《生态人类学》分成三部分。**部分讨论生态学系统的概念，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个人类参与其中的生态学关系的全貌。第二部分再次探讨生态学关系，但却以人类生态族群的观点为出发点。*后，第三部分包括两章生态人类学的专题。**个专题民族生态学，着重讨论人类所感知的、而非作为旁观者看待的环境。因为我自认为难以胜任这一工作，所以内华达大学的C·S·福勒教授欣然同意撰写此章。第二个专题人类古生态学，讨论化石资料如何用于界定并了解过去的生态学关系。
《生态人类学》在编写准备过程中参考并借鉴了许多观点，在此不可能一一道谢。但是，我特别愿意在此感谢A·P·瓦达他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P·科曼诺、唐·杜蒙德、w·道格拉斯、K·克努逊、S·马科斯、B·梅格斯、A·斯韦伦德和A·瓦达阅读了全部或部分原稿。他们的意见使《生态人类学》受益匪浅。另外，我还要感谢几位不知名的阅稿人以及《生态人类学》的编辑助理H·艾迪生对《生态人类学》有益的评价。*后，感谢B·泰勒，她耐心而且辛勤地多次打印《生态人类学》的大部分原稿。没有上述各位的帮助，《生态人类学》将难以与读者见面。

生态人类学 节选

斯图尔德也有兴趣于环境与种群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他对此倾向于持可能论的观点。因此，在大盆地，他把人口密度看成“与自然环境的肥力相关”（1938）。克鲁伯在他发表于1939年的经典著作《土著北美洲的文化和自然区域》一书中，也阐述了人口数量问题上的可能论观点。克鲁伯引用北美部落较早的人口估计和他本人的估计论证在“自然”区域与人口密度之间的一种普遍联系。他总结道：“如果条件相同，我们（可以）推论较稠密的人口来自于较丰饶的生态，或者照农学家所说，来自于较大区域的较肥沃的土壤。”（1939）
1953年J.伯塞尔发表了一篇论土著澳大利亚年平均降雨量与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他不是根据“肥力”或者“生态丰富度”来界定环境，而是选择了单一的变量年平均降雨量来表述有关的环境。伯塞尔的理由是，年均降雨量决定着植物的生长，而植物的生长既直接通过植物性食物又间接通过动物性食物限制着人类食物的利用。因而，年均降雨量的变化（研究中应考虑到“额外获得”的水，如通过排灌系统来自本地区以外河流的水）应当与人口密度相关。他的研究论证了这一联系。应当指出，这种研究在取向上是可能的，因为年均降雨量的增加只是许可而非导致更高的人口密度。负载力概念已被用于类似的研究（例如，朱伯罗，1975）。负载力是使人口能够发展、并由环境长久维持的理论上的限度。当人口接近这一限度时，将对提供生计所需资源的环境产生“压力”。反过来，人口压力又促使人口控制力量来限制进一步的人口增长，这些力量包括降低生育率（流产、避孕）和增加死亡率（战争）等文化方式。
当然，环境的负载力取决于群体拥有的谋生方式，而通过更有效的开发或生产的技术革新，可以改变负载力。事实上，已故考古学家v·柴尔德认为人口的增长取决于生计（例如，1951）。因此，攫食者的数量受低负载力的严格限制。但是，农耕的采用提高了负载力并且可能造成“人口爆炸”。柴尔德创用“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词来强调农耕与人口增长以及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

生态人类学 作者简介

唐纳德·哈迪斯蒂是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人类学教授，历任该校人类学系系主任、研究生院代理院长。他于俄勒岗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除生态人类学外，他的研究兴趣还包括历史考古学、采矿史以及陆路移民考古学。已著或编著图书七种，其中包括：《采矿与矿工考古学》、《当那派（theDbnnerPaurty）考古学》、《评估遗址意义：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手册》（与巴巴拉·里特合著）。此外还有多篇文章登载于各种学术期刊。
哈迪斯蒂教授目前担任职业考古学家协会主席，曾任历史考古学协会主席、采矿史协会主席，还担任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类与生物圈计划之干旱地区生态系统理事会成员。他目前正编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生命支撑体系百科全书》中的考古学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