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桃李满天下。张岱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为中国哲学史的阐释、哲学问题的探索和文化问题的研讨三个方面。 《大家写给大家:心灵与境界》是他的一本论文集,分为文化通诠、哲学旨圭、道德箴言、国学辨微四大部分。
《大家写给大家:心灵与境界》的作者张岱年**次对“心灵与境界”这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门研究。该书并没有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而是继续有所前进,将“心灵”与“境界”联系起来进行多层思考与系统研究,并由此探求整个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具有开拓意义。
文化或文明,是人类努力创造的结果之总和。由自然的演化而有人类,人类与自然之间却又存在矛盾。人类为了维持和提高其生活,必与自然斗争。在这斗争过程中,便逐渐创造了文化。斗争必由劳动,且必由集体的劳动,斗争的结果便改造了自然,同时亦改变了人类自身。文化是通过集体劳动而改造自然并改变人们自身的总成果。文化是人类为了满足欲望而进行斗争的结果。人类之所以贵于禽兽,其一即是能创造文化。文化的内容即思想、学术、艺术、制度、礼俗等。各民族的文化不相同。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域不同,其生产力的发展之迟早缓速不同,故其所形成的文化亦不相同。地域不同是比较疏远的原因,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同是切近的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只有把不同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弄清楚,才能深切地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但是两个民族文化的不同,并不只是由于两个民族所有的生产力发达程度的不同,实亦受地域的因素的影响,即为其周围的自然状况所决定。有许多人认为两个民族的文化之不同,可以专从其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不同来理解,这还没有看到现象的全面。两个生产力发展程度相同的民族,由于地域之不同,其文化虽大致相似而仍不相同,这从古代世界的各民族以及近世欧洲各国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然而虽衰,却因没有较高的文化来征服,亦不易即趋灭亡。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被消灭的危险。民族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各历史阶段所有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这种文化就会发生变化,劳动者阶级的革命,无疑地是要踏上克服民族文化差别的道路。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然而世界性不是无民族性,在民族存在的限度内,不能有无民族性的文化。诚如列宁所说“:国际的文化不是无民族的。谁也不曾要求纯粹的,不是波兰人的,也不是犹太人的,也不是俄罗斯人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且有所谓内部变异,世界文化岂得没有内部变异?在将来,将无有所谓东方文化与所谓西方文化的对立,但亦非无东西之殊。文化是发展的。文化在发展的历程中必然有变革,而且有飞跃的变革。但是文化不仅是屡屡变革的历程,其发展亦有连续性和累积性。在文化变革之时,新的虽然否定了旧的,而新旧之间仍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变革只是促使其前进。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一贯的发展。文化是向一个大方向发展,在发展中常常改换小方向,而大方向是确定的。凡此一切,都是符合辩证法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中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世界中伟大的独立发达的文化之一。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各民族,发挥其伟大的创造能力,在东亚的大陆上,独立地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自汉至明,少数民族的贵族常给中原的汉民族以创伤,但因其是低文化的,终为中原的汉民族的较先进的文化所同化。现在,情况却大异往昔,中国遇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文化的侵略,而中国民族不特失其同化的力量,且有被同化的危险。但是,国内有一些人却对此缺乏认识,竟提倡全盘欧化,显然,这种主张是有害的。我觉得,现在要仍照样保持中国的旧文化,那是不可能的,但西洋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到了将被否定的日子。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要到来,中国必将产生新文化而成为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中国的旧文化既不能照样保持,那么,是否就要整个地将其取消呢?将其扫荡得干干净净呢?不!只有不懂唯物辩证法的人,才会有这种主张。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种文化中必然含有相互对立的成分,即好的或较有积极意义的和坏的或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唯物辩证地对待文化,就应一方面否定后者,一方面肯定前者,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发挥、充实。中国的旧文化,也包含两部分:一是良好的健康的部分,它是中国旧文化之中可以算得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部分;一是不好的病态的部分,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不过,应该看到:后者是由前者的流弊所造成,而前者又为后者所拖累而未能得到充分、圆满的发展。中国人如果不能认识出自己旧文化中的不好的病态部分,或不能认识出自己旧文化中的良好的健康部分,那就会造成对待文化问题的盲目性。中国人如果守旧不改,则无异于等着毁灭;如果妄自菲薄,以为百不如人,则难免有被外来侵略者征服的危险。中国人必须不自馁,赶快振奋起来,乐观地加入全世界创造新文化的工作。资产阶级文化中有着“可以永列在人类财产簿上的要素”。其实,资产阶级文化以前各阶段的文化,也有些可以永列在人类财产簿上的要素,即有永久价值的永远不磨的东西。例如古希腊及罗马即是如此,中国亦然。中国的文化,其中有些堪以作为对人类社会有较大贡献的精粹。文化以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力发展到一新形态,社会关系改变,则文化必然变化。然而以前的文化之精粹可以在另一形态下保存着,或者经过一番更新而发展,却非完全归于澌灭。文化的发展是有累积性的。上述具有不磨价值的文化元素,虽产生、发育于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之中,却不只是一个民族的,在本质上是全人类的,它是对人类整个文化的贡献。到将来民族文化消灭之时,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将被世界化;即使不能世界化,亦将被保持为世界文化内部变异中的某地方的特性。这样,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不仅不会随着民族文化的消灭而消灭,反而能得到世界化,这也是辩证的行程。中国有为全世界、全人类保持并提供优秀文化的义务,有改造其旧文化使与世界文化相适应的责任。我们如果不主动地对旧文化进行改造,而待外人来强行改造,那就难免沦于奴隶地位。中国旧文化有哪些优秀的东西?老实说,旧文化中好的东西与不好的东西比起来,在数量上差得远。一堆一堆的朽土之中,只有一些金刚石在发放光辉。文化,一般地说,实即“正德利用厚生”。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东方特重“正德”,而西方则特重“利用”。“厚生”是两方都重视的,不能厚生何以言文化?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即在于注重“正德”,而“正德”的实际内容又在于“仁”的理论与实践。孔子谓仁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意义就是与人共进,相爱以德。孟子更从人性及心理方面阐述仁,认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仁源于不忍之心,即对于旁人痛苦的同情。以后儒家更以“成己成物”“、民胞物与”言仁。“无终食之间违仁”,即无须臾之间离道,能如此,即达到人生之*高境界,而达到此境界即得至乐。从根本上说,“仁”是动的,是自强不息的。“仁”是在现实中体现理想,在日常生活中达到崇高的境界。中国古代哲人所苦心焦虑的就是如何使人们能有合理的生活,其结晶即“仁”。他们总觉得人必须“正德”,然后人生才有价值。中国人的生活基调即在于注重“正德”。这就是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特殊贡献。中国的表现“正德”的“仁”的理论与实践,是有价值的,应有以发扬之,但亦不可死板地保持,而应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儒家讲仁,承认差等,即有保持等级以及阶级的倾向,显然,这是应当更改的。中国文化的缺点实在太多,但这都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新的社会关系之形成而消失,如大家庭制与旧礼教,以后必将变革。中国所*缺乏的是科学与团结力,必须向西洋学习。中国人因种种缘故,喜静恶动,追求宁静的安适,不追求运动的愉快,有些人甚至懒惰、萎靡,不肯振作,形成一种病态的样子,缺乏斗争的意志,更无斗争的力量。其所以如此,都是有其物质根源的。将来物质生活改变了,此种情形当然也会改变;但不能坐待物质生活之改变而有为,必须于此先有所变易。中国人应当养成勤奋的生活态度,不可再以安闲为乐和以变动为苦了。中国旧文化的改造,同时就是新文化的创成,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要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必须对现在的社会进行批判。虽应认识旧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加以发扬,却决不可受传统思想的拘束而不勇于创新。中国人的崇高理想迄未实现。中国人固有的崇高理想,考察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生活的合理;二是参赞化育;三是天下大同。中国人所做到的只是一部分哲人的生活符合自己所倡导的原则,其余的两个理想则未能实现,这是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中国人要参赞化育,必须依靠科学;要实现天下大同,则舍社会主义别无途径。“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尽物之性是非由科学不可的。而欲“通天下之志”“,天下为公”,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才能变理想为现实。中国久以天下大同为理想,所以将来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创成,亦正是中国固有理想之实现。目前,中国虽面临着空前的大危机,然而也是空前的大发展时期。现在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濒危的时代,是被压迫阶级即将翻身的时代,亦是被压迫民族即将抬头的时代。在此时代,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灭亡别的国家了。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能达到社会主义以前,长时期的混乱是必然的。帝国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旧的社会经济,但它却不允中国形成一个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只希望中国长期陷于混乱状态。此时中国人应努力奋斗,坚定斗争的意志,加强斗争的力量。中国人切不可盲从着一部分外国人说“中华民族衰老了”,如果这样,那就等于说中国民族没有前途了。我认为,民族衰老之说并无科学根据,中华民族虽有若干衰弱之病,但仍保持很大的潜在活力,是能够转弱为强的。中国文化本来是先进的,不料以后停滞了,落后了。在此时代,中国应由西方文化给予的刺激,而大大地发挥固有的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化,使之在将来的世界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做出新的贡献。文化是*复赜的现象,文化问题只有用唯物辩证法对待,才能妥善地处理。列宁说“:在文化问题上,性急与皮相是*有害的。”这是我们应永远注意的名言。【附识】这是我30年代初期所写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当时我对文化问题很感兴趣,有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我反对“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我也反对所谓“发扬国粹”、“读经复古”,认为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文化问题。但文中对儒家“仁”的学说的评价,未免肤浅笼统,这是一个尚待深入钻研的理论问题,今后当试图作进一步的剖析。……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河北献县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私立中国大学。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早期欣赏英国分析哲学的方法,后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所著《中国哲学大纲》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其著作还有《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方法论发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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