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主归位》内容简介

本书是杨光斌教授在民主理论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民主理论的起源、现状，西方民主理论的缺陷，中国民主实践及对民主理论的贡献等。作者力图用较小的篇幅将民主理论讲透彻，将当前世界各国、地的民主实践解释清楚，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说明中国的民主实践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创新与超越。
杨光斌：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比较政治评论》主编。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与国际问题。代表作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2003）、《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2005）、《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2006）、《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2011）、《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2011）、《政治变革中的国家与制度》（2011），《民主与中国的未来》和《中国民主成长的轨迹与趋势（1980—2020）》即将出版。

作品目录

自序
第一章：治理民主：民主理论研究的新进程
治理民主：民主理论研究的新进程——对话杨光斌教授的民主问题研究
第二章：国家转型与民主治理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转型国家民主治理困境与挑战的对话
第三章：西式民主的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
西式民主的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
西方国家的民主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等条件的挑战
“西式民主”的说法有相应的历史经验基础
“好的民主一定是回应民意的民主”
国家建设有时间性，后发国家强推民主是错序
“反向民主”是后发国家出问题的根源
不能搞党争民主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教训
协商民主比选举民主的操作难度大很多
同质化条件是党争民主的重要前提
中国古代社会自治最大只到了县一级
印度是放大的南部意大利
除了大众民主是现代的，自由和法治都是古老的传统
如果没有法治，民主选出来的人危害更大
实践上做得还不错，但观念上不自信，是因为自己没有相应的话语权
协商民主是未来十年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
很多国人的不满来自于生活的不公正，却被放大到体制
政治学首先是“政治”，其次才是“学”
没有强力权力的改革是玩不下去的
第四章：民主理论与民主化
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
民主的变种与世界未来大势——自由与民主之间：紧张感与血腥味
一、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关系简史
二、第三波民主化：平等取向的民主化PK不平等的自由化
三、“阿拉伯之春”：水火不容的“自由”与“民主”
四、民主的变种与世界大势
民主化过程必伴随冲突甚至流血
埃及民主挫败的“政治命理学”
西式民主的泰国之殇
现代化根植于传统，传统型塑现代
水土不服的选举式民主成了泰国之国殇
事情正在起变化？
宪法法院：守护民主还是反民主？
乌克兰：一个被民族民主主义撕裂的国家
台湾民主是怎么玩砸的
香港：民主面纱下的族群主义
第五章：民主与国家治理
党的十八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
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视角
价值导向：“公正社会”？
“公正社会”的支撑点
结语：“民主”在哪里？
理解当下改革：分权化改革为什么伴随着中央集权？
行政性分权与市场性分权
法权的国家性（集权）与治权的地方性（分权）
集权与分权在国家建设中的“时间性”
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与“常规时期”
结论
第三波改革其实没那么难
只有利益阻力，没有观念阻力
改革只差时间表
放慢改革步伐，矛盾就会激化
改革开放就是一种民主化过程
东亚政治发展顺序：经济—社会—政治
未来十年，底层百姓生活将更有尊严
法治和分权才是民主建设的核心
解决社会不公正的“国家”之道
建设中的“治理民主”
引领时代的话语权——“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世界政治意义
“新概念”的意涵
“新概念”的世界话语权意义
第六章：结语：“民本主义民主”与中国的未来——中国民主实践的分层性与多样性
民本主义民主与中国的未来
“党争民主”祸患无穷
政治生活的多层次性与功能多样性
中国民主实践的多样性与世界性贡献

热门书摘

科学》上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算起，我已经连续写了9篇民主理论方面的论文，每篇论文都在2万字左右，其他的8篇是《早发达国家政治发展次序问题》、《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民主观：二元对立或近似值》、《作为民主形式的分权：理论建构、历史比较与政策选择》、《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治理的质量》、《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民主与世界政治冲突》、《民主化成败的国家建设理论解释》。

其中，“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也是社会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的独特价值，其他主义也讲公正，但是只有社会主义实践才真正推动社会公正。

其实，在我看来，“竞争性选举”是沿着西方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心主义脉络而对民主政治本身的否定。

民主的议程不应该限于选举，而应该成为影响和制约行政国家的绝对主导，行政民主甚至是比选举民主更重要的一种民主形式，因为行政过程才真正关乎百姓利益。

第三，与议会制政体平行的“有机治理”。行政国家挤压了议会的作用范围，降低了代议制民主的意义。非政府组织（NGO）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再次极大地挑战了代议制民主的地位，并形成了与议会制政体平行的治理形式，即与议会制的形式化治理相平行的“有机治理”。议会制的研究权威伯恩斯（T.R.Burns）认为，由于新式政治力量——非政府组织的爆发性成长和急剧专业化，议会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理和规制形态，即有机治理，在这种方式中，议会的角色或地位变得模糊，或者越来越边缘化。

，我个人认为，谈到杜威的实用民主观，不能忘记其国家观。以国家手段来实现充分的民主，这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重大突破，因为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而蔑视或掩蔽国家权力对于社会权利的保护。西方国家的历史真相是，现代社会因反对专制而兴起，但是现代国家都是因为社会需要、服务社会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所以自由主义理论家对待国家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客观的。

杨光斌：是的，要真正理解民主，必须从国家建设理论的角度看待民主，否则就太乐观，甚至不负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说，战后西方政治学偏离了政治学的固有品格。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研究主题从现代化转移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民主化，似乎一个国家民主化了，就万事大吉了，结果并不是这样。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国家建设并不仅仅是民主化问题，或者说民主化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我的结论是，成功的民主化基本上是按照国家建设的“正方向”展开的，即在保证国家性和秩序的前提下，夯实官僚制和市场经济等基础性权力，在此基础上渐进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反之，挫败的民主化或无效的民主则大多是沿着国家建设的“反方向”进行的，即在国家的基础性权力缺失或经济发展不到位的前提下，把民主化当做国家建设的最高诉求

同质化条件，即共同的国家认同、共同的政治信仰和大致平等的社会结构。

西方自己的历时性“世纪工程”要让发展中国家变成共时性“快照工程”，其结果可想而知。

杨光斌：我正在组织我的研究团队写一本叫《中国民主的成长轨迹与模式（1980—2020）》的书。我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以十年为周期的话，每个十年里都有不同的民主形式在发端，比如20世纪80年代是轰轰烈烈的选举民主并培育协商民主、20世纪90年代是自发的基层民主、2000年代是党内民主和网络参与民主、2010—2020年将是协商民主的成长期——此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是要建立全方位的各个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这是就民主历程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针对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建设分层次的、多种形式的民主。

在国际关系意义上，一条主线就是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史：自由是西方国家通过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而建国并压迫、剥夺其他国家的历史，而各民族的反应性自卫即自决史、解放史、独立史，完全可以看成是世界民主史的一部分，只不过西方人不会这样写世界民主化历史，世界近代史书写者或因为智慧上的局限或政治上的需要，只是按自由主义的套路建构民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