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 目录

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 内容简介

《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钩沉发掘、辨析梳理，依次从文化语境、文化认同、写作空间和主体精神等方面入手，由宏观而微观、由总体而个体，有选择地逐层论述了现代旧体诗的生存根据和存活状态。《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交错运用社会文化学、创作心理学、文体风格学等理论方法，阐说了现代旧体诗在社会转型时代由边缘化而逐渐衰微的大体趋势，认真考辨了其在新旧诗人手中被采纳、激活的复杂状况。《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集中揭示了现代旧体诗新旧杂糅的文化底蕴与独特品格，不仅深化了旧体诗的具体研究，而且轻灵地追究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如“新／旧”“现代／传统”“变革／守成”“旧格调／新精神”等，显示了较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感悟。

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 节选

《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在1940年代里，仍有新诗人视旧诗为梦魇，不敢面对旧诗。叶公超有一段记载：“近几年来，讨论新诗的人似乎都在发愁，甚至于间或表现出一种恐怖的感觉：他们开始看出旧诗的势力了。仿佛旧诗的灵魂化身，蒲留仙的花妖狐魅，在黑暗里走进新诗人的梦中，情趣丰富的青年哪能坐怀不乱！于是，旧诗的情调，旧词的意境和诗人一同醒来。”于是，“有人因为酷爱‘新’的热情高于一切，竟对于旧诗产生一种类乎仇视的态度，至少是认为新诗应当极力避开旧诗的一切”，但躲避的理由竟然是旧诗词的魅力太大了，“我有几位写新诗的朋友都对我说过，他们不敢多看旧诗词，因为旧诗词的文字与节奏都是那样精炼纯熟的，看多了不由你不羡慕，从羡慕到乃是自然的发展”。这个例子可以作两方面的解释：一是旧体诗在艺术审美的层面上对新诗仍有极大压力，二是两者之间尚未有良好的对话机制。三、“旧瓶新酒”与“利用旧形式”从1920年代中晚期“革命文学”思潮兴起，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占据主流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众化”和“革命化”成为此期的文学理想。在“大众化”的诉求下，左翼文学在1930年代初展开了“1日瓶”能否装“新酒”的讨论，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左翼文艺界又提出“民族形式”的概念并引发广泛讨论。抗战时期将“旧”与“民族”的概念等同起来，可以说是出于左翼文学的策略需要。即可以借此发动全民的民族意识对抗外敌，部分民间文艺形式亦可以用作传播革命思想的工具，达到政治的目的。也就是说，利用旧形式发展有大众接受基础的革命新文学，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非文学的目的，而不是对旧形式原来所负载的文化内容或思想体系作任何的妥协或巩固，这是新文学和新文化体系的立场和发展的前提。在1930年“旧形式”的讨论中，鲁迅的见解*为深刻。他说：“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鲁迅把“新”、“旧”问题作了一个辩证的回答，他认为“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至抗战时期，新文学已经有了近20年的历史，业已成为旧体文学无法抵挡的文学主潮。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中，有两种观点，反映出了对“新文学”历史地位的不同确认。何其芳说，新文学“并不是斩钉截铁的和旧文学毫无血统关系的承继者。很明显地，初期的白话诗保留着浓厚的旧诗词的影响”。他把“新文学”视为旧文学的承继者，在他那里“返乡认祖”应是可行。茅盾则不同，他说：“二十年来旧形式只被新文学作者所否定，还没有被新文学所否定，更没有被大众所否定。”茅盾是把这一事实视为新文学作者的“耻辱”的。既然将新文学未曾彻底反掉旧形式看作“耻辱”，持守新文学立场的作者们当然不愿也不甘向旧形式缴械投降。从倡导“旧形式”到鼓励“民族形式”，现代文学都比较注重于提升旧形式中通俗的民间形式。旧体诗虽然也被列入“旧形式”，但因为它不够通俗，具有较浓的文人气，没有成为倡导的重点。在这个背景下，旧体诗的发展相对而言有较大空间。……

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 作者简介

孙志军，男，湖北武穴人，文学博士。2004年博士毕业后进入武汉市委工作，现任武昌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沉迷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为《现代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主要撰稿人，并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获得师友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