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史学(第二辑)?文化史卷-历史文化-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川大史学(第二辑)?文化史卷内容简介

《川大史学·文化史卷》是《川大史学》系列丛书之一种, 是学院学人有一定代表性的公开发表著述集成, 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史、近现代文化史, 巴蜀文化史三部分。

川大史学(第二辑)?文化史卷本书特色

在四川大学120周年诞辰之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隆重推出《川大史学》系列丛书，一是为四川大学120周年献礼，更重要是乘此机会对川大历史学近年来的学术科研进行一番总结。《川大史学·文化史卷》是《川大史学》系列丛书之一种，是学院学人有一定代表性的公开发表著述集成，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巴蜀文化史三部分。《川大史学(第2辑文化史卷)》由陈廷湘主编。

川大史学(第二辑)?文化史卷目录

中国古代文化史
胡宏性本体论对张拭的影响
论《懋斋诗钞》四版本之源流与异同
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宋代疑经思潮的得与失
魏了翁《周易集义》考辨
西南边疆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美国现代学术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
先秦时期禅让观的流变——传世与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
扬雄以儒家思想论史及其对班固和《汉书》的影响
也说《史记．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
夷夏之辨与雅俗之分：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儒家历、历家历之争
近现代文化史
缠足的野蛮化：博览会刺激下的观念转变
陈寅恪先生对缪钺先生的学术影响
从民国温江县档案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乡村民间
信仰的抑制与利用
“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之反思
“世界亦舞台”：民初成都的戏剧与文人——以《娱闲录》（1914一1915）居0评为中心
“书院日程”与“世界眼光”：沈曾植的“存古”努力及其文化观
试析民国时期川省农贷格局的演变历程（1935一1942）
晚清西方“国”“和“民族”概念的译介与陈独秀早期思想的形成
新文化运动：中国思想创新的里程碑
兴学与乡村习惯和文化冲突——以清末四川兴学砍伐庙树为例
徐中舒先生的新史学之路
义理与考据之间：蒙文通先生的经学历程
巴蜀文化史
风云际会的晚清新经学转型——张之洞与廖平的师生交往及其学术史意义
华阳王秉恩学行考
素王改制：廖季平先生经学思想的核心
四川成都后蜀袁氏解伏连石刻研究
“圣”照耀下的“史”——杜甫几首咏怀古蜀史迹诗读后
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变迁的相关问题——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谈起
同光政局的余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1862—1879年）
魏了翁的书院教育及其助手李肩吾
西汉蜀地政风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川大史学(第二辑)?文化史卷节选

《川大史学（第二辑）：文化史卷》：二、川边兴学“排佛”之辨当然，国家意识并不能成为赵尔丰轻视藏族文化的全部托词。“蛮民”、“开化”等词汇的大量出现，正表明了以赵尔丰为代表的康藏兴学工程的对藏态度。其时边学机构编纂的劝藏族适龄儿童入学的兴学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世界佛菩萨，孔教西来比天大。讲忠孝、开文化。不论蛮娃，不分喇嘛，人人都要入学堂，学官话，蓄了头发，讲究礼法，眼见四海成一家，再不当乌拉。”另有辟俗歌一首：“红黄两教纷如麻，明明弱种**法，不爱国家，不养爹妈，口中喃喃说些啥？身披氇氇为的啥？从今悟了莫理他，再不学喇嘛。”①其对藏传佛教的轻视、排斥，可见一斑。为了让广大“番民”都能及早“向化”，达到“人心固而风俗美”的目的，②赵尔丰让各学堂的教员每逢星期就为当地民众开堂宣讲圣谕广训及贤哲名言。宣统二年（1910）五月，在稻城、贡噶岭正式设立宣讲所，由司事、教习在百姓纳税上粮的时日，每天宣讲2小时，宣讲的具体内容为：朝廷垂念边氓之至意，土司蛮官之暴虐；设治之便利（指粮税均有定额，并免去支银差各项）；学堂之有益（指能与汉官直接交谈免受种种欺蒙）；学生之有希望（指读书渎好，可以做官）；忠、孝、廉、耻；振兴商务（指改良造纸及织毪、压毡各项），改良农业（指试种各色粮食，并取各项药材及栽种各项药材）。目的是为了“发其忠君爱国之心，养其礼、义、廉、耻之俗，与乎敬上、事长、孝悌之道，”③并把宣讲内容编订成册，每位头人发给一份，以便随时览阅。不仅如此，赵尔丰和他的川边机构还直接从改革藏民风俗习惯人手，强求汉化。如宣统二年（1910）六月，在乍丫发布告示，让乍丫百姓孝顺父母，“生养死葬”，不准再有不遵王法打骂、逐赶父母的情况发生，对忤逆不孝之人处以死刑。①为已经改土归流地区的百姓设定百家姓，让各地百姓将所知宗族人等共认一字为姓，“使知高曾”，追祖求宗，避免同姓为婚，或近亲结婚。规定同宗才能同姓，同村不得同姓。②派驻各地的委员们也不断地出谋划策，推动着赵尔丰发起的关外“以夏变夷”运动。如巴塘粮员为百姓改姓，并专门为每姓刊发宗祖牌位。⑧稻城委员冷家骥请川省发给婚书以开风气。④石渠县委员孙毓英禀请在德格辖境内的四区颁布告令，禁止天葬。⑤在各地委员的推动下，赵尔丰于宣统二年（1910）五月专门发布告示：规定关外僧俗人等严禁水、火、天葬，一律改行土葬。“凡父母之死，则以礼殡葬，即兄、弟、妻子之死，亦必用棺木装殓，择其不受水冲、不受火烧之地而埋之，乃合大皇上之制度，倘敢不遵示谕，本大臣定提案治罪，决不宽贷，各宜懔遵！”⑥宣统三年（1911）三月，确定了婚书形式，由刷印局印刷后发给每属委员，规定民间凡有结婚之家，必须领有官制婚书一份，照式填写主婚人及媒证、男女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