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 目录

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论文几十篇，具体包括：《文昌信仰源流与文昌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的文昌帝君》、《洞经音乐的形态特征》等。

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 节选

class=big14>看来士大夫造神和民间造神是永远对立着的，也许士大夫永远也难于创造出一个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神灵。因二者的造神观是永远不同的。因此，我们的确有研究一下民间造神规律和民间宗教心理的必要。
关于文昌梓潼神的重合以及它与自然神、动物神、星宿神和人间神等多方面的重合，若用当地有着一定影响的氐羌族的原始文化与信仰来作回答，也许可以解释一部分问题。我国重要的道教教派天师道就是由中原古老的黄老学说、神仙学说与氐羌的原始信仰结合而成的。天师道中的“三官信仰” (天、地、水三官)、斋蘸、祝咒、符篆、厌胜都是由氐羌原始信仰中采摘、改造而来的。著名史学家向达在《南诏史论略》中就认为：天师道的“三官信仰”来自氐羌，前秦苻坚(氐)、后秦姚苌(羌)、南中南诏(乌蛮、白蛮属氐羌)皆有此种影响。并可说明张道陵人鹤鸣山所修之“道”，不外“是氐羌民族的宗教信仰，而缘以《老子》之五千言”。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在《道教史琐谈》中也说：“天师道盖原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宗教。汉末西南民族向北迁移，崈人、氐人北人汉中及汉水上游，五斗米道亦于此时人汉中。”宗教学家王家祜在所写《道教论稿》中也认为：“张道陵的天师道是黄老儒墨在巴蜀的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花。是汲取了巴蜀族的原始巫术(鬼道)与地方传统民俗而创成的。”以上所论，皆极精彩，为我国宗教史和氐羌文化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并解决了一些过去难于解决的问题。天师道如此，梓潼神也一样，若不从当时当地的民族背景和氐羌原始的信仰人手，那么，那一大堆星神、兽神、人神的重合，除把人弄得头昏脑胀外，将无法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在梓潼文昌帝君的来历的神仙神话传说中，我们屡屡看到的，或从史籍中了解到的，都是与龙蛇有关的。从文昌帝君的产生出现来说，都是从“龙”或“蛇”的传说中开始的。除了《通鉴》所记梓潼县人张育在东晋孝武帝安康二年(374)抗击前秦王苻坚而战死绵竹(今德阳黄许镇)，县人嘉其忠孝两全而在七曲山立庙祀之和后秦王姚苌与张亚子在七曲山相见，助苌战胜苻坚后立张相公庙而祀之外，文昌帝君来历的其他传说可知，则都是与“龙”、“蛇”图腾崇拜有关的，真可谓屡见不鲜。
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从远古以来的传说可知，龙是一种有鳞角须爪、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把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如龙颜、龙孙凤子等。旧时的堪舆家则以山的走势为龙，称其起伏绵亘的脉络为龙脉，气势所结为龙穴。唐刘禹锡在《虎丘寺路宴》诗中说： “埋剑人空传，凿山龙已去。”至今人们在墓碑上还书联“千里龙脉归此地，万年富贵在其中。”龙，又是星名，是东方苍龙七宿的统称。《左传·桓公五年》“龙见而雩”，也指岁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龙”杜预注： “龙，岁星。岁星，木也。木为青龙。”视此，则七曲山所祀之树神，即为青龙。龙还是高大的马的称谓。《周礼·夏官·瘦人》：“马八尺以上为龙。”龙也通“宠”。《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毛传： “龙，宠也。”可见，龙在华夏民族中，是含有多种意义而神奇的异物。人们对龙有着特殊的感情，公私建筑、宗庙房舍、室内装修、个人饰物，都有许多有关龙的图像和形象，爱之不舍。至今，中华民族子孙还骄傲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从诸多的古文献古典籍中，都有有关龙的记述。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禹王，即是奉黄龙为图腾的汉族首领。禹氏族部落，不仅崇拜黄龙，而且崇拜“建木”(非常高大而有灵的神树)，此种神树分是四季常青香气袭人的梓树(也称柏
树)。而梓树恰是梓潼长势特佳的主要树种，早就受到汉族帝王的无限崇拜。
《山海经·海内东经》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而梓潼七曲山*早的祠庙就是雷神庙。《华阳国志·蜀志》称梓潼县“有善板祠，一日恶子。民岁上雷杼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雷杼是雷神用以发霹雳的工具。善板祠中所祀恶子(又称亚子，恶与亚通)可能就是雷神的名字。雷泽即震泽，就是今天的太湖。太湖中的雷神也是“龙身而人头”。传说中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古代就是雷神，也是“龙身人头”的形象，尖嘴、圆眼、披发，形象凶恶。在中国古代《山海经》中，关于“龙”的形象的记载随处可见，诸如：“东方句芒，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身有蛇，乘两龙”；“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北方愚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龙”。《山海经》、《黄帝内经》与《周易》被称为上古三大奇书，是古之巫书，旷世罕有的神玄之作，是关于上古人类的百科书，也是记载上古历史的绝世巨著，影响极为深远。
又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梓潼七曲山的神木梓树，也与龙蛇图腾崇拜有关。“成都平原上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完全跟 大禹王崇拜神木的传说不谋而合。此树高达3．84米，立在三叉支架的圆盘基座上。座绕云纹，树干粗壮有三层，每层三枝。*引人注目的是，树干上还有条巨龙蜿蜒而降，龙头昂起，龙尾在上，造型独特。此树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梓潼县自古以来就处在汉文化圈内。”
3．文昌会、洞经会追根溯源
“文昌会”、“洞经会”之名有二义：一指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组织；二指这种组织举办的群体活动。两个名称，只是采用较为普遍、较具代表性而又能揭示其内涵的称谓，实际上名目繁多。就组织而言，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如四川的梓潼有“自新斋”、“明道斋”等，成都有“品德堂”、“礼乐会”等，都江堰市有“宣华堂”，凉山州有“响云乐社”等；云南的昆明有“桂篆学’、 “宏文学”等，大理有“三元社”、 “叶榆社”等，蒙自有“崇善坛”，丽江有“洞经会”等；台湾也有“文昌社”、 “振文社’、 “兴贤社”、 “惜字会”等等，名目数以百计，均以崇奉文昌、谈演洞经为基本特征。就会社举办的群体活动而言，四川多数地方称“文昌会”，也有地方称“梓潼会”、“洞经会”；云南多称“洞经会”、“宫观会”，也有地方称“文昌会”、“文帝会”或简称“文会”(别的会期又相应称为“关圣会”、“真武会”、“孔子会”、“朝山会”等)；贵州、广西以及华中、华南、华东、华北、西北各地一般都称“文昌会”；福建则称“帝君赛”，活动名目虽有不同，仍以尊文昌、谈洞经为主。
文昌会、洞经会组织及其活动，各地兴起的时间有早有迟、江南*先为梓潼帝君建会设醮的是杭州吴山。据南宋道士张天雨《吴山灵应观记》，吴山梓潼帝君祠建于“端平三年” (1236)。时人撰《西湖老人繁盛录》云：“梓潼帝君生日，蜀中土大夫寄居都城递年，诸社陌上吴山冲天观、梓潼帝君观酌献设醮。”是自牧《梦粱录》亦说：“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⑩作者均为南宋理宗时人，所记乃南宋都城临安(杭州)亲见亲闻。 “就观建会”，即谓庙会活动；既言“诸社陌”，必然不止一个会社； “酌献设醮”，则少不了唱经和音乐。由此可知，杭州的文昌会社及其庙会活动大约始于南宋理宗端平(1234—1236)年间，是由“寄居都城”的“蜀中士大夫”传人的。这是江南*早的文昌会社。
作为洞经音乐大省的云南，据明人刘文征《滇志》记载，*早的文昌宫观当为元朝临安宣慰司同知普化在临安府(今红河哈尼族自治州建水县)兴建的文昌宫，但未见当时有会社组织和庙会活动。从流行云南的一些《文昌大洞仙经》谈演本收有张字清于明宣德元年(1426)为该经所撰的《序》中有“谈经演教”之类的话来看，云南在宣德年间已刊行《文昌大洞仙经》谈演本，并已出现谈演活动。但正规的会社组织似乎要稍晚一些，一般认为，云南*早的洞经会组织，是由白族文学家李元阳、翰林学士赵雪屏在贬谪云南的四川大才子杨升庵的支持下，于嘉靖九年(1530)在大理创建的“叶榆社”和“三元社”。
至于北方，据前引张仲寿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犹称“《大洞仙经》盖西蜀之文，中原未之见也”推测，其文昌会社组织及其活动，当是元仁宗皇庆(1312—1313)以后的事了。
而四川梓潼，早在南宋乾道四年《文昌大洞仙经》 “传降”之时，就开始建立“文昌会”。“传降”于梓潼灵应庙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一《普劝二颂》曰：
听我重言大洞经，斯文玄奥果难名……若能终始勤修诵，共作文昌一会人。
卷二“祝香”时又有赞词云：
各发无上至诚心，愿入文昌禄嗣会。
这是一边在谈演《文昌大洞仙经》，一边在吸收“文昌会”成员，既是庙会活动，又是组织发展，被称为“文昌胜会”。卫琪注《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二专门介绍“文昌胜会”的盛况道：“文昌会上有通悟禅师、波沦禅师。蜀中诸禅师皆观音菩萨化身，并与嗣禄道场，号曰心珠会，仍以帝君为主。每岁各师生辰，诸山释子大做胜会，广化香火，庆赞称贺，官员士庶，钦仰者比比焉。故凡二教经仪，多释道混融互用。又有宝光天尊圆通道场，敷座摇帝钟，弹梵语咒，九朝行道，亦有水陆科。”可见文昌会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场面之热闹。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梓潼以崇奉文昌相聚集的“文昌会”组织和以谈演《文昌大洞仙经》为中心的“文昌胜会”活动，均在全国率先兴起，而后传向各地。比江浙早了约70年，比云南早了约370年(至少250年)，没有比梓潼更早的了。
4．习演洞经朝祖庭
洞经音乐的传承关系，应当是追寻洞经音乐源头的重要线索。
本文第三节已经论证，四川梓潼七曲山灵应庙，不仅是南宋乾道四年《文昌大洞仙经》的“传降”之地，该经*早的“说经”之地，也是为“诸天演化众真”作谈演示范并向四面八方推广、“传行”的中心。实际上，此地不仅当初是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传行”中心，后来亦复如此，而且传授范围更加扩大，由四川延至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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