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摘录

患者的症状将她置于生病的家庭成员的位置，以此来要求婚姻伴侣总是听她的指挥，唯其命是从。伴侣不可能在不征询患者意见并向她做出澄清的情况下有所行动。不过与此同时，患者也持续被配偶所监督。他可能必须寸步不离电话，以便她能随时联系他，但他也会检查她的所有活动。无论患者还是其配偶都经常报告说，对方总是妨碍他/她。患者的麻烦事会发挥作用，让配偶得以回避很多会令他经历焦虑或其他不适的情景，从而不必面对出现症状的可能性。她可以称为他精巧的借口。他可以回避社交生活，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会使患者感到不自在。他可以限制自己的工作，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必须照顾虚弱的患者。他的回避或过度反应倾向可能使他管教不好自己的孩子们，但是通过怀疑孩子的问题是由病人的症状引起的，他可以免于自我剖析之苦。他可以避免和患者进行性活动，表面上看是因为她病了，不能这样做。他可能对独处感到不自在，既然患者很害怕单独呆着，那么他就可以总是带着她，而不必强调其实是他自己有这个症状。不满意的患者会有一些向往婚外恋的迹象，但是她的恐怖症状阻止了她与其他男性产生关联。考虑到配偶的个性和他对患者疾病的反应，绯闻对他来说也不大可能。患者和配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患者症状的保护，避免了危机的发生。通常情况下，这些婚姻是悲惨的，夫妇关系冷漠，彼此心怀不满，但是症状起了作用，让夫妇双方的关系保持和睦。这类婚姻可以被称为强制性婚姻……只要症状持续，就没有办法走出这种困境。患者不知道她的配偶是否还要她，因而只能越来越多地要求他与她待在一起——因为她病了。他和她待在一起了，但这并没有让她放心，因为他看起来只是因为她有病才和她在一起，而不是因为他想和她在一起。既然他感到自己是因为她有病才不得不和她在一起，那么他就不能说服她或他自己，他其实是自愿寻求她的陪伴的。配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他与患者待在一起，看起来似乎只是因为她病了。如果他离开她，他就是...

——引自第73页

人类显然根深蒂固地具有一种倾向性——将现实实体化，将其想象成盟友或不得不向其妥协的对手。我们能在齐布尔格对自杀的经典研究中找到一种高度相关的想法：看起来，人类最开始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接纳生活的：疾病、各种不适、任何强烈的情感张力都使他觉得生活违背了与他签订的协议，于是他会离开这个不可靠的搭档。……显然，人们并不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的诞生才创造了天堂[这一概念]，而是因为一些原始人类接受了死亡，相比放弃对生活理想状态的憧憬，他们宁可自愿选择死亡。生活——抑或现实、命运、上帝、自然、存在，或者随便你喜欢的叫法——是我们可以选择去加以接纳或拒绝的搭档，而我们自己也能够感受到被其接纳或拒绝，被其支持或背叛。也许就像对待人类搭档一样，人们向这个有关存在的搭档提出了自我定义，然后生活对它予以确认或不确认，借助这个搭档，人们竭力获取关于彼此关系“真正”本质的线索。

——引自章节：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