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是美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代表作，是西方学者较早对“国民党如何失去大陆政权”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全面系统、客观中立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关于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作者并不满足于以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而是在中国内战的各个层面上对两党进行比较：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措施，对工业的管理，财政措施等等。作者的论述基于对政策文件的认真剖析和对政策实际实施及其影响的综合考察，从而细微客观地揭示出共产党是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获得民心和政权的。该书于2014年7月出版平装版，今为精装珍藏版本。

很多书都试图分析1945年到1949年间中国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但是Suzanne Pepper的quanwei著作是diyi本也是wei一一本全面的分析如何国民党输掉战争，不仅仅是军事行动的失败，是如何在腐败和无能下输掉了平民大众支持的失败。现在新版面市（中文精装珍藏版即是根据新版翻译完成），这里加入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quanwei调查，揭示了新的调查结果和一些档案资料，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现代史画上浓厚的一笔。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胡素珊（Suzanne Pepper），美国学者。1972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学位。除本书外，著有：《中国的大学》，《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激进主义与20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华民国部分）有关中国内战的篇章便出于她的手笔，她还为《剑桥中国史》第14、15卷（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撰写了有关教育问题的三章。

精彩摘录

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简报中，共产党肯定对于利用混乱很感兴趣，但从每一个实例来看，混乱来源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假如有CCP党员参加的话，他们只是在追随学生，而不是在领导学生。所以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将此结论推广到知识界对于KMT和CCP的态度。CCP的胜利，绝不是出自知识分子的真心支持，而只是知识界对于KMT的反对。政府应该首先搞清楚它们的性质，而不是将一切错误归咎于CCP人。对青年动武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心理，亦不知教育为何物。视一切青年学生为匪无异于将其逼向敌营。政府的强硬姿态正中CCP人的下怀，这是他们扩大队伍的最好时机。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积极分子说成是CCP，这本身就加剧了学生的不满。学生嘲笑政府的虚张声势，不论黑名单中的人是不是CCP成员，一概保护他们。而政府却仍一厢情愿地认为（或者是他们选择这样认为），消灭了学生中间的CCP成员，反对活动就会平息。学生和CCP并无实质性的联系，他们只是对这个“敌对”的政党感到好奇，想要了解。而知识的匮乏加剧了这种好奇心。KMT领袖坚称CCP领导了示威无疑是安慰自己的说辞，他们从不认真设法解释为何有如此多的学生会参与示威，以及为何自己的青年组织没能成功地拉拢到如此多的青年干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工人的身上，难题和困苦无需制造：它们业已产生，客观存在，任何人只要有意，都可以随时加以利用。政府的困难来自于三个方面：1.日本的占领切断了工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2.人民普遍认为光复之后会带来好结果，但是事与愿违，而这个责任当然会被推到当时的合法政府身上，CCP得以撇清关系，无需承担责任；3.战后工商业和经济秩序混乱的现实状况。一部分民众在1947年想起日本人的好处，而你根本无法与之争论。尽管知识界认为CCP也应该承担内战的责任，大多数民众还是将内战的原因归咎于KMT。针对CCP的批评集中在利用武力夺权和为...

——引自第91页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见面。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社宴请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时，口无遮拦的王芸生直言“不要另起炉灶”，领袖含笑答以“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不久，他在读了《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的感慨（见台湾版《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因此，他从1945年12月16日起，连续四天同时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他在“补识”中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文章一发表就遭到郭沫若、蔡尚思、周振甫等左翼学者的猛烈批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世变沧桑之后，我们重读此文，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无情，一切不幸被一个只读过八年私塾的一位报人言中了。这样的言论一发表，他未知的命运自然就已注定，哪怕他怎样往自己脸上抹黑，怎样否...

——引自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