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贺萧（Gail Hershatter），曾求学于美国汉普郡学院、中国南开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现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自身讲座教授。著有《天津工人，1900-1949》，《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和现代性》，《中国妇女在漫长的20世纪》，《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等。

精彩摘录

记忆不是“真相”的储藏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所说，记忆不只需要建立印迹，还需要对这些印迹进行重读。随着叙述者活跃地创造新的意义，记忆似乎也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被重新创造。必须不断地重新排列人们对所记得的事情的理解，记忆的色彩才有可能会改变。每一种叙述都会带来遗失，因为当记忆被再次开启和重新放置时，它已经远离了感官经验和讲述者先前对一个事件的理解。然而与此同时，每一种记忆都是一种创造——未必是全新的发明（尽管也有），确是过去的事件与现时的特定情况汇集的产物。亚历桑德罗·波特利写道，对历史学者而言，口述资料的价值“不在于它们保存过去的能力，而在于记忆所能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揭示出叙述者如何企图理解过去并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种形式。”人们所记忆的事情是历经持续修改、重述、发明，有时是小心防守的沉默后的产物。

——引自第28页

关于曹竹香等劳动模范的官方记载对植棉、与自然作斗争、政治敌人背信弃义等题材进行了生动流畅的记录，但令人费解的是，对有关孩子方面却缄口不提。尽管50年代发行的刊物谈论了如何在农忙季节组织托儿设施,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女劳模需要这种托儿帮助，以便发挥她的历史作用。我们如果不赞同那种认为母亲与孩子有着神圣纽带联系的本质主义论，也不想当然地认为关心育儿是一种“超历史”的定式，那么我们依旧会忍不住将这种缄默看作是国家带来的失败，甚至看作是一种图利忘义的尝试：把妇女宣扬为模范，却从不认可她们为模范角色所付出的物质和情感。总之，这种缄默可以被解读成是进一步追随了长征的错误理念：国家干脆假装妇女的情况跟男子的一样，将女子吹捧成为跟男子平等、一样能够从事艰苦卓绝的劳动。然而，这样的谴责不管多么让人得到短暂的满足感，从政治上来说是愚蠢的，在历史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谴责忽视了女劳模们曾经是如何满怀热情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不带明显的矛盾态度）承担起模范的职责，也忽视了劳模地位给她们带来的荣誉以及这一地位势必带来的日常工作。

——引自章节：干部、忠诚、轻描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