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封事 内容简介

在《朵云封事》一书中，作者李在中以其父李霖灿先生“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一文作为出发点，结合近70年亲历亲闻，通过不断收集“中央博物院”的一手档案与图片、整理父亲李霖灿先生的日记和书信、向父执辈们请益及、走访两岸同辈兄长，用15年的时间写出30篇文章。以纯粹的情感、客观的论点，将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之后到1965年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间所经历的暂驻李庄、渡海东迁、蛰藏北沟与合符双溪等各个阶段，做了较为完整的还原与讲述。 “朵云”和“封事”都有着十分风雅的典故。朵云的讲法，来自唐朝的能臣韦陟在信函*后写得像几朵云彩的署名，后来演绎成信纸的雅称；封事的本义，即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的意思。撕开中国近历史的信封，蔡元培、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曾昭燏、李霖灿……这些文人的学术坚守与悲欢离合，跃然纸上。而那些早已走远的往事，就如朵朵美丽的云彩，虽消逝，却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民族记忆。 本书是了解当代中国文博早期历史和事业的重要文献。

朵云封事 本书特色

“中央博物院”**代后人娓娓道来“中央博物院”的前世今生，还原三十二年崎岖颠簸命途中一个书生救国雪泥鸿爪！真实还原民国文人的悲欢离合，重塑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群像。

朵云封事 目录

朵云封事 节选

“中央博物院”的悲剧 ——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李霖灿“中央博物院”的命运坎坷，她于1933年始设“筹备处”于南京，不久即逢对日抗战，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胜利还都，随即辗转迁徙来台，依实足年龄计算，迄今已满三十足岁，早届而立之年，然而迄未正式成立。留在大陆上的部分已经易名为南京博物院，而在台湾的则将于*近合并于新成立之台北故宫博物院内，“筹备处”的名牌迄未卸除，如今则连这个名义也被取消，回想这三十年内，“中博院”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之下，她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业，更揭扬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今却以一个形似夭折的姿态冻结了她当初的伟大抱负。我，在这个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二十五年的一分子，对着这张伟大蓝图的陨落，心中自然有掩盖不住的悲咽情绪，因而就自己实际所体会到的，长词代哭，来倾吐一下这一桩大事“出师未捷”的原委楚辛： 从头说起，“中博院”原是傅斯年先生和李济之先生的一项伟大的设计，傅是**任的筹备主任，不久就交给济之先生一直办到迁台之前。对于他们的壮志怀抱，当我被邀参加“中博”来工作之时，我也原是一无所知的。因为1941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浑身都是活力，正在云南丽江的大雪山下，有兴趣地做着么些象形文字的调查工作。一天，忽然接到李济之和董作宾二位长者的电报，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博”工作？我一复电答应，马上就汇来了调查用的专款，和由凌纯声先生拟的调查计划。于是我便以一个“助理员”的身份独当一面展开了工作。这时给我印象*深的，是来往通信的口气异常和蔼亲切，指示得十分清楚详明，做法权柄却一点不加限制，语气正如师友家人在商量问讯，没有时下“官样文章”碍难照准等的疾言厉色，初出茅庐的我，**次接触到学术机关的空气温馨，这一点温馨，影响到我后来终身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定。 我以两年的时间，踏遍了么些地区；1943年的冬天，带着一位么些朋友和才回到四川李庄。抗战时光，“中博院”和“中央研究院”都定居这个滨江的小镇上。济老是“中博”的筹备人，又是“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组主任，这两个机构订有合作的办法，凡是“中研院”研究完了的资料，便交给“中博”用有系统的陈列公诸社会，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正是所谓的姊妹机关。 当我**次向大家做工作报告之时，济老给了我这个小人物一个*好的介绍，他说：中国边疆宏阔，正要我这种野人四出撒野，观念的新、方法的新、材料的新，都是一种进步增添，我们都当协助鼓励。 记得后来他把这段话的意思，写在我和张琨博士所编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上作为序言。我则风尘仆仆，才从大雪山的原始森林中下降文明的世界，不知道什么叫作客套修辞，一切实报实销，真报告得七零八落不知所云，然而反应奇佳。那时大家“开会”的亲切热闹气氛，我至今不忘。随意发问，絮絮而谈，简直就像一个大家庭在炉边闲话，脱落形式拘束，偏多鼓励慰勉，和谐亲切气氛醉人。 那时，“中博”在一个张氏宗祠中办公，大家所有的娱乐，就是读书和聊天，看川戏都不容易，更不要说什么平剧电影了。电灯也谈不到，煤油灯就是珍品，据我那时所知，只有董彦老书斋中有这么一盏奢侈品，那还是傅斯年先生特意从战时首都重庆带来的。因为彦老是一位开夜车做工作的学人，没有一盏较亮的灯，怎能写出那部划时代的殷历谱呢？——我们这般凡夫俗子，平时就点桐油灯，由于油烟太大，多半不开灯而摸黑聊天，我就是一天晚上在好友赵乡珊兄的木板房子内（那时的宿舍就是这样简陋），摸黑听到了济老的一夕清谈，这才茅塞顿开地知道了一点起码的博物馆学，也首次知道他们办“中央博物院”的心胸抱负，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一个书生救国的伟大蓝图”。 我推究上一代学者的中心思想，很像是大多数人都是在致力科学方法救中国的这一个总目标上，如胡适之先生之致力文学哲学，丁文江先生的致力地质，蒋廷黻氏的从事近代史，傅斯年氏之于史学，董作宾先生之于甲骨文……只是济老兴趣广阔，除了考古人类学之外，还有深心要把这套“科学的方法”传之于大众，传达的凭借就是“中央博物院”，所以他把这座博物馆的蓝图描画得十分绚丽动人。 在“中博”的三馆之中，济老自兼人文馆的筹备人，他要把上下古今数千年，东西纵横几万里的中华文化，一一有系统地在“中博”内陈列出来，好使大家一览之下，知道自己在民族历史上占什么位置，若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由此知道一身所系之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便立刻有人承担起来，那中国的前途光明不是马上有了保证了吗？ 学者的研究，限于书房，一旦把成果以具体的证物，成系统地公诸大众，则其效果立即扩大到亿万倍，若这项科学的方法和观念，借此而印证入人心，则中华民族复兴可以稳操胜算，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当日的苦心重点所在。试想“中央研究院”在安阳挖出来的殷商重宝；刻有文字的完整龟板一字排开二百个，鹿鼎、牛鼎、石枭、石虎罗列满堂，那景象该多动人！殷商的文化不是忽然复活了吗？这样吉金铜器五百座，汉简一万条，名画八百幅，瓷器一千件，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不是一列长系栩栩如生地突兀出现了吗？——博物院的收藏是我们伟大历史的证人，在这些具体证人之前，我们览古知今，马上就会知道现在我们在中国未来的历史上都该做些什么事，又用什么方法去做好它！ 若把历史当着一条纵线，那地理就是一条横的坐标，我国的疆域辽阔，边疆民族千千万万，都是我们的亲切弟兄，我们要使大家情亲如手足，边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民俗用具，服饰艺品，都当一一采来，使之聚会一堂，令我中华文化益发多彩多姿。由观摩而了解，由了解而团结，到头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钻石光辉。在这项目标之下，“中博”有她广大的计划，东北的通古斯族，西北的维吾尔族，东南的畲民（还应该加上台湾的高山九族），南海的黎人和西南边疆的罗罗、么些、傈僳、摆夷……都要用现代人类学的方法去调查采集研究陈列。在这样一个大的体系之下，我所从事的么些民族研究才算有了着落，有了着力之处，所以后来编纂么些文字典、翻译么些文经典等工作才能按部就班一一次第完成。 只有蓝图，一无稀罕，能纸上谈兵的人多得很。但是难得的却是能说能行，“中博”在物质条件万分艰窘的战时，拿那么少的一点经费，却能侦骑四出，尽可能地向这大目标奋力迈进：凌纯声先生率队向松潘草地及西康进发；劳干、石璋如、夏作铭先生等远征西北；芮逸夫、庞薰琴先生前往贵州；大理点苍山下有吴金鼎先生在考古发掘；丽江大雪山下我亦工作了四年之久；四川当地手工业的调查由谭旦冏先生负责；德国司徒博先生采集的海南岛黎人民俗标本亦在收购……那时“中博”人工作精神之猛，今日思之，犹虎虎有生气！ …… …… 若合而观之呢，我们便可以知道，“中央博物院”是一个有伟大蓝图的现代机关。她的范围，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她的水准极高，要和世界**流的博物馆分庭抗礼，宣扬我国文化于世界万方。她的性质是一座普通的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的“专题”性质不同，同时她是要与时所长，时时站在近代学术的**线上的，随时要吸收新知识以丰富自己，这种“向前看”的精神亦是和故宫不大相同的。如今却以代管的性质，合并在即将于外双溪成立的新机构内，业务仍在，却连个名字亦没有了。三十年前的一个伟大的抱负，到此遽形陨落，一个在机构中工作二十年的“书生”，揽昔思今，感慨万千！诵“老兵不死”之歌，悲怆之余不能余欲无言！ 一个国家或一个机构的衰落，都是先由于精神的衰亡，“中博”岂能例外？综览“中博”之始末，显然地可以分作两期，抗战期间，艰苦万分，然而上述精神虎虎然有生气，所以才受人尊敬，才有那许多动人表现。迁台之后，十七年于兹，上述的各项精神“名存实亡”，虽物质条件强过当日百倍，而一个成系统的展览也没有，一直是在古董地摊式的水准下打转，一本学术性的书也没出，有时且开倒车去抄18世纪之著录，想想真是纳闷不解又真痛心不止（当然，我自己对昔日的“中博”精神，亦内疚神明地深感奉行不力而没法交代）。如今，“中博”连名字都黯然无光地隐没了，我们对这台悲剧的落幕，不是凛凛然该有所警惕和不尽的哀悼吗？ 然而，我生平为文，*不喜欢以悲剧作结，悼念可生警惕，新局面亦有新希望。上述的各项“中博”精神，一一都是现代的博物馆所当具有的，在外双溪的新组织内，“中博”只是“名亡实存”，前途仍充满希望。而关键却只在一点之上，那就是能否恢复昔日的伟大精神！若这种精神先“名存实亡”，那就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剧了。 这，岂止关系到我们这几个劫后余生的旧人？又岂止关系着“中博”一院的兴废盛衰？每一个现代的博物馆都是非此而不可的！ 多难兴邦，自求多福，我且拭泪以待！1965年9月19日于“中央博物院”

朵云封事 作者简介

李在中，中国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之子，长期研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并兼及抗战时期边疆文史研究，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