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原著为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东亚研究系列作品之一。作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高徒，作者广泛搜集和运用了包括中、英、法、俄、日各语种文献在内的资料，以1858—1880年这一时间段限为切入点，对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的行为与观念作出细致阐述与精辟分析，呈现了近代中国如何由天朝中心主义转型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一员，尤其是对外交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的难以为继，艰难地转向主权国家间的现代外交模式这一过程。

本书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京使馆的建立过程，互派使节常驻这一在现代外交看来习以为常的制度，最初却遭遇了从观念到制度层面的反复博弈；第二部分，则详述了国际法引入中国的过程，从林则徐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节译国际法至丁韪良应邀翻译的《万国公法》被刊行引用，其中曲折亦多；第三部分则阐述了中国常驻外国使馆制度的建立过程，从同治年间向欧美派出临时性使团到光绪帝继位后大规模派遣常驻外国使节、设立驻外使馆，观念的冲突、人事的龃龉、制度的悖谬，都在这一过程中纷纷呈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关注的议题不仅在于近代中国的外交的制度嬗变，更在于制度其后的观念转型过程及其深层原因。作者巧妙地将时代背景和群像扫描与历史人物个体原因及历史事件偶然性相结合，流畅出入于历史的宏观与微观之间，脉络清晰，议题明确，分析冷静而深入，评价公允而不乏历史的善意。书稿附录的近代外交史相关人员及数据资料翔实而清晰，也为有志于深入研究相关议题的学者提供了颇有助益的支持。

本书对于从外交史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与反思近现代历史，深入理解内政与外交之密切关系、国际关系与开放政策等对当下而言仍具重要现实意义的荦荦大端，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是一部精致而耐读的史学著作。

作品目录

原书序···························································· 1
致谢······························································· 6
第一章　序曲：东西方国际大家庭的相遇··············· 8
一、东亚国际大家庭····································· 9
二、天朝上国及其与蛮夷部落的关系···············13
三、中国的“对外”交往制度························23
四、派遣外交使节驻外问题···························29
第一部分
外国驻华使馆的建立（1858—1861 年）
第二章　常驻公使问题：外交序曲·······················36
一、1858 年西方国家的在华目标····················42
二、天津谈判前的困局·································54
第三章　天津谈判············································75
一、额李对桂花··········································81
二、朝廷政治·············································89
第四章　上海税则会议···································· 112
一、秘密计划··········································· 113
二、桂良重启谈判····································· 119
三、上海新任钦差大臣······························· 125
第五章　个性与外交：领导力研究····················· 130
第六章　大沽口之战后的公使驻京问题··············· 143
一、英国的反应········································ 146
二、额尔金第二次使华······························· 153
三、公使馆与总理衙门······························· 165
第七章　意识形态问题：公使驻京与大清体制······ 170
第二部分
国际法的引入
第八章　国际法的汉译···································· 186
一、林则徐尝试译出瓦特尔作品··················· 189
二、丁韪良翻译惠顿作品···························· 194
三、丁译《万国公法》的文本批评················ 199
第九章　中国对国际法的有限适用：成功与失败······ 204
一、丁译《万国公法》的反响······················ 204
二、未能发挥国际法的积极作用··················· 213
第三部分
中国常驻外国公使馆的设立
第十章　解决问题的早期路径··························· 226
一、中国人对待出使的传统观念··················· 228
二、早期英方的建议（1858—1866 年）········· 232
三、朝廷的回应········································ 239
第十一章　举国关注的公使问题（1867—1876年）······ 246
一、1867—1868 年的中英修约····················· 246
二、向西方派遣的第一批使团（1868—1870 年）···· 253
三、1871 年的中日条约与1874 年的台湾事件···· 259
四、马嘉理事件（1875—1876 年）··············· 265
第十二章　驻外使馆成为常设外交机构······················ 272
一、道歉使团与第一个驻外公使馆················ 274
二、1875—1880 年间的其他驻外公使馆········· 279
三、郭嵩焘的困境····································· 282
四、使馆之组织及经费······························· 287
第十三章　尾声：现代世界中的帝制中国传统······ 300
一、对于设立外国公使馆思想上的抵触·········· 301
二、变革中的传统：中国之于世界················ 311
附录···························································· 318
附一　19 世纪时期外国驻华公使名录············ 318
附二　19 世纪时期中国驻主要西方国家
外交公使名录·································· 322
附三　出使各国历年收入总数表··················· 324
附四　出使各国历年支出总数表··················· 327
注释···························································· 330
注释内缩写表··········································· 330
原文注释······················································ 332
参考文献······················································ 377
索引···························································· 407
术语对照表··················································· 423
译后记·························································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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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中约（Immanuel C. Y. Hsü, 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59年起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至1991年退休，曾任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著有《伊犁危机》（Th 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参与撰写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晚清卷》，英译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1971年，获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研究报告学者”（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学术评议会评定的最高学术荣誉。

屈文生，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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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如果强行设立外交代表在国际法上还只是与主权原则相悖，那么它同中华帝国内部的政治社会制度间的矛盾则更为激烈。“不合体制”这类说法是在中国人拒绝外国人请求时必定会出现的字眼。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来看，“体”是指“最根本的”“本质的”“形式”或“体面”，“制”是指“制度”或“政治形态”。二字合起来，狭义上讲表示“根本制度”，含有对它的维系关乎体面或颜面之意。但是这一名词更宽泛的含义远超上述义项，基本包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在中国人看来做事的恰当方式。从本质上讲，它就是英文"unwrittenconstitution（不成文宪法）”在汉语世界的对等词，它们都指向所有有形无形的传统、信仰、典章制度、政治制度及宗教仪式的总和。要中国人变更体制就像要英国人去变更他们的普通法或《大宪章》一样。西方交换常驻公使的做法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是陌生的，这与《大清会典》中记录的中国对外交往制度完全不合。不修正《大清会典》就根本没有办法同意外国人的这一要求，而要做出任何一项诸如此类的修改，不亚于就是要承认在过去两千年里被证明是合适的制度现在不合时宜了。体制的精神基础在于“礼”，它和“仁”一道成为儒教的基本教义。礼在狭义上指礼之仪文形式，广义上指一切典章制度（政府法律法规、社会制度及恰当的人际关系）。礼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稳定，其手段则为“别”[1]。每个人包括夷人，在社会中都有指定的地位，地位最高者是皇帝，每个人都要服从于他。向他要求平等和拒绝向他叩头是比大不敬罪（lèsemajesté）还严重的罪过。礼是维系儒家宗法社会成员间最深层次的纽带，而御史就是负责守护这一制度的官员。远东国际关系是受“礼”的产物——朝贡体系——所规制的。此前，中国从不接受外国公使常驻京师，中国也不向外国派驻公使大臣。要求公使常驻北京就意味着从外部瓦解这一朝贡体系而在内部不动声色地动摇礼的概念，由此撼动中国社会的根基。这一...

——引自第173页

但是,中国是因为迫不得已而自愿选择加入国际社会的。天朝帝国的古老梦想、身为东亚中央帝国的荣耀以及朝贡体系的声望仍在中国人的脑际徘徊，它们的后遗效应依然清晰可辨。对于过去的怀念，产生出了一种炙热的期待甚至是强烈的确信，有朝一日中国必将变得再度强盛，重申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如果具有普遍意义的儒教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或许别的什么体系可以。百余年的反复试验和黑暗中的数十载摸索，使得中国发现世界大同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是实现这一古老梦想的新路径。随着新中国崛起为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随着其在朝鲜、越南及其他周边国家影响力的日益增强，随着东欧和亚洲国家和平代表团持续涌入北京，人们在思考“天朝”国家与过去的朝贡体系未必没有以某种现代的形式复活。

——引自章节：第十三章　尾声：现代世界中的帝制中国传统······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