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余永定，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会员。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世界经济。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作品目录

代序
第一篇 从治理通胀到克服通缩的转向
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回顾与1997年展望
90年代后半期的“冲销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无效性
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新阶段
中国1999-2000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通缩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与政策演进回顾
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回顾与2001年展望
克服通缩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二篇 在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平衡
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天平应向防止过热一端倾斜
警惕投资过热造成生产过剩和经济效益下降
如何认识2003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
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思路
关于2005年财政政策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金融体系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稳定平衡增长呼唤积极财政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与展望
组合拳调理宏观经济
当前股市存在泡沫亟需干预
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不平衡和应对之策
抑制股市泡沫的可行措施
1998年香港政府稳定股市的经验
应综合考虑特别国债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如何理解流动性过剩
宏观调控与价格改革
通胀资产泡沫和中国宏观经济稳定
通货膨胀严重威胁稳定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十大问题
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作为治理通胀的一种选择
反通胀要谨防“误伤”
2008年中国经济前瞻：应对三大挑战
第三篇 全球金融危机下经济增速和结构调整的取舍
中国内外部经济形势及宏观经济政策前瞻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
以财政扩张刺激内需，经济增速保8%无虞
“四万亿刺激计划”及其他政策问题
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
经济增长过程中“过度需求”和“产能过剩”的交替
财政刺激取得成功，结构调整不容拖延
警惕经济反弹后的通胀威胁和结构恶化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
第四篇 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改革”之辨
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
需准确评估“四万亿”后的金融风险
经济增速下降，金融风险恶化难以避免，但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经济增长中的房地产投资依赖
2014年中国不大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变化
中国企业融资成本为何高企？
新常态，新挑战
中国企业债对GDP比的动态路径
“宽货币”难助资金“脱虚向实”
中国2015年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评2015年股灾及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选择：对话黄益平教授
应再次引入一揽子刺激措施打破通缩局面
我为什么主张出台新刺激政策
中国“大规模刺激”是没有更好选择的选择
必须扭转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趋势
结构改革和宏观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代替需求管理
抑制“债务—通缩”恶性循环，稳定经济增长
央行“缩表”并不意味紧缩货币
中国是否正在逼近明斯基时刻？
2018年经济增长是否可以实现L型筑底？国际金融学会发言
把脉2018年中国经济和中美贸易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中性偏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
双“宽松”，稳增长
中国经济与宏观调控：问题与出路
增长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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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永定，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会员。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世界经济。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精彩摘录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通过鼓励资本流出来减轻升值压力？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国外去，由此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过引导资本外流为升值减压同制造通货膨胀以替代汇率升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同样认为，不应该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为升值减压的手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周期性问题和发展趋势问题的区别。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根据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涉及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国家信誉等问题，一旦实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需要遏制资本流出，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重新加强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如果这样，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高的。另外，用“宽出”为升值减压是否有效，取决于国人对国外资产的需求。中国A股的市盈率明显高于H股，从在资产市场上获利的角度看，应该说对国外资产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宣布“港股直通车”的消息后，很多人提前跑到中国香港买股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存在对外币资产的强烈需求。但是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角度看，中国居民对持有境外资产的需求可能不大。这两种力量是相互冲突的。总而言之，如果后一种趋势占优势，“宽出政策恐怕不会太有效的。如果前一种趋势占优势，则中国投资者将会面临诸多风险。对于“宽出”政策，我认为要考虑三点。首先，进入到我们所不知道的境外资本市场，风险巨大，必须采取渐进方式。不应该让中国投资者，特别是小股民慌慌张张跑到中国香港去，一下子被套住。现在我们的QDⅡ全部是大幅度亏本，散户难道就更高明吗？我们还是先在QDII的范围内把工作做到位为好。其次，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宽出”政策往往不能减轻压力，有时候反而吸引外资进来。道理很简单，“进”是为了“出”，如果...

——引自章节：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十大问题

在1998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我对1993年以来政府执行的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双适度”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述。文章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中国应该更早由“双适度”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回过头来看”（withbenefitofhind-sgmt），，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变应该实施得早一些”，“许多重要经济变量的变动具有巨大惯性，而政策变量效用的发挥又具有极大滞后性，因而，在运用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变量时，应考虑‘提前量’。”②第二，在通货收缩期间，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在克服通货收缩、稳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③第三，抛开一些技术细节不谈，货币政策之所以失效主要是因为银行“惜贷”和企业“借借”。而银行和企业行为的这种变化又同体制改革、不良债权处理、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对宏观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有关。①应该“建立鼓励银行按商业原则积极发放贷款的激励机制”，但“对银行发放贷款规定下限之类的做法则是十分有害的……银行迫于完成放款任务的压力，很可能放松对借款人资信的审查。其结果必然是不良债权的增加”。②第四，“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指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政府中的行政开支等非生产性支出还是应该尽量压缩的”③。第五，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支出的资金从何而来呢？在政府财政收入无法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应该向商业银行增发国债。“中国目前60%以上国债由公众持有，商业银行持有债券仅占其资产的6%。中国商业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比例远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政府向银行发债，不但可以解决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的问题。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④第六，“从政府决定开始实施公共工程建设到工程真正全面展开，再到形成最终投资需求并使GDP的增长速度得以加快，是需要花费相当一段时间的。希望一跋而就、立见功...

——引自章节：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