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杭苏红，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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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杭苏红，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学史。

精彩摘录

“新女性”并不是有着严格边界的群体，毋宁说，它更倾向于是一种人格状态。这种人格状态，在当时的很多女性身上都具有。当她们因为某些言论或行动，使得这种人格特征较为凸显时，人们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虽然涉及了很多女性，比如丁玲、谢冰莹、白薇、许广平、石评梅、范元甄、张爱玲、沈霞、陈学昭、褚问鹃等等，但仍然不是以群体研究或者“集体传记”作为自己的追求，而是希望在这些历史与个案的纹理中探讨现代人格的特征及其历史性的变迁。那么，需要更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对于现代人格的研究，为什么要以女性作为案例呢？为什么不选择男性，或者根本不关注性别呢？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女性与男性处境的差异。一直以来，“妇女问题”在近代中国的凸显，有其深层次的理论根源，它内生于现代性命题之中。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处于结构性弱势与依附关系之中，与男性相比，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权利。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新女性”试图改变女性的传统型人格，建立独立、自由的新式女性形象。可是这并非易事：与男性相比，社会空间的缺乏、更为压抑与束缚的社会习俗以及现代共同体难以持久的特性，都使得女性的新生之路异常艰难。这也使得与男性相比，她们对革新的憧憬更为强烈，反抗性、批判性乃至幻想性也更为激烈。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女性经验无法完全代表男性经验，但是现代个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内在张力和困境，却能够在“新女性”身上获得最充分的体现。因而，她们最具有典型性，对她们的精神史的探究能更深刻地展现现代个体的重塑历程。

——引自章节：导言………………………………………………………………

以往对于“新女性”的研究，大致有两种视角：一种是重述女性被忽略的历史，确立女性主体位置；另一种是考察“新女性”在身份认同、价值观上的新旧冲突与困境。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与女性和性别相关的议题颇有日新月异之势，不过对于女性主体性、自我认同的讨论，仍是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在这种研究范式之下，对于女性人格与心理的探讨，成为妇女史与性别社会学最为独特的特质之一。本书试图从共同体角度，对近代女性人格中的归属与情感问题展开探讨。一直以来，对“新女性”的研究，主要关注她们的独立、解放与自由。这虽然构成了“新女性”最基本、最外显的特质，但是这并不是此种人格的全部。回到这些女性最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我们会发现，对“五四女性”的历史书写，除了独立、解放、自由和进步，共同体与归属也构成了相当重要的议题。当女性必须与父母之家决裂之时，“归属”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体问题，就构成了地们在此后人生中需要不断面对与回溯的母题，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引出她们将如何在人生历程中安顿情感的问题。一直以来，对于“新女性”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自我”与“个体主义”的探讨，并不大关注她们有关“共同体群”的追求。可是，正如思想史领域对“五四”的反思所揭示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并存的现象。①对于新式女性来说，这种“群”的意识与需求，更真切地反映在她们与传统家庭断绝关系的那一刻：反抗包办婚姻，断绝父女、母女关系，这些中国版的“出走的娜拉”成了情感上的孤独者。她们急需新的关系与共同体，来填补情感的真空。可是，正如鲍曼（ZygmuntBauman）在《共同体》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个体太过于追求群体内部的理念同质性，这使得现代共同体的建立与稳定异常艰难。对于现代人格来说，在共同体的内部，“所有的同质性必须通过筛选、分离和排斥”来实现，并且这一过程是持续的，“定期更新"”，“永远需要...

——引自章节：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