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内容简介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日晷文库》上编从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两个角度，对初盛唐诗歌发生、发展的文化渊源，作了动态的，历时的考察；下编则结合南北朝诗歌向初盛唐诗歌嬗变的轨迹，分阶段、多层次地探讨了中近古文化转型对诗歌艺术转型至深且巨的影响。全书既有细密的史料考计、独特的文本分析，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为进一步认识初盛唐诗歌的发生机制，深刻理解盛唐诗歌的文化精神，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初盛唐诗歌的艺术进程，盛唐诗歌艺术精神的形成，都与隋唐之际发生的中近古文化转型息息相关。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本书特色

和传统的唐诗研究著作相比，该书*显著的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这种意识首先表现为能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来考察诗歌体式、风格的流变，作家群体的形成，创作传统的承继和变革。而这种考察又不像过去仅仅把社会概况作为外部附加物硬是贴在作家作品身上，而是找出“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向与文学发展趋向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一种“相关性”。因而该书“通论”部分先抽绎出“士庶力量之消长”、“地域文化之整合”这两条中近古文化转型过程中*重要的线索，分别对初盛唐诗歌中所走过的文化历程进行回顾，从而揭示出盛唐诗歌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历史渊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做“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时，不满足于借用史学界、文化学者的已有成果，而是自己沉潜到原始材料中去，对论题所涉及到的史学界并未注意到或未能完全解决的历史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所以该书虽然是诗歌史研究著作，但作者对“隋初文化格局及隋高祖的文化政策”、“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隋唐之际的河汾文化精神的形成”、龙朔初载庶族寒士势力在朝廷的兴起等问题的阐述，也都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为了更好地对初盛唐诗歌的艺术演变过程及盛唐诗歌高峰到来的前因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该书作者在打通南北朝诗歌与初盛唐诗歌之间艺术关联的基础上，发掘出这一段诗歌艺术发展史中的一些尚未被人注意但又比较重要的环节。如作者较深入地探讨了龙朔初载“文场变体”的文学史意义，认为许敬宗的“颂体诗”和“上官体”都属于王勃、杨炯等人批判的范围，但他们作品表现出来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风格，实际上是庶族文士刚刚兴起时必然的人格特征，后来“初唐四杰“之所以能对此加以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但”尚文“而且”重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龙朔文士群体人格特征、艺术精神上的双重缺陷。（第212页）再如，作者在考察武后、中宗朝宫廷诗歌时，指出武后、中宗朝宫廷诗人 “对气势、气象的自觉追求，与四杰诗文中的雄伯、宏博美恰相呼应，共同构成了盛唐气象、盛唐之音的前奏曲” 。（第259页）
另外，作者认为，要真正认清初盛唐诗歌艺术的渊源，不能满足于在进入初盛唐诗歌研究之前对前代诗歌艺术发展的概况作些简单的交代，而应该对齐梁、周隋诗歌本身也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正因为作者对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的近源本身有自己的研究，所以该书对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环节的一些认识，也就很有新意。如，作者在正论“第四章”合而未融的隋代诗坛与南北文化的交汇“中曾揭示出周隋之际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人”对初盛唐诗歌形成*突出也*为人所忽视的贡献，还是他们对建安诗风的自觉踵武“（第126页），作者在后来论述王绩诗歌的艺术渊源、初唐四杰和盛唐北方诗人高适、岑参、杜甫等人诗中的凛凛风骨时，也特意强调了自卢思道、薛道衡远绍建安余绪，经王绩、四杰加以发扬，到张说贬相州时的进一步弘扬，*后衍为盛唐北地诗人普遍具有的以”风骨“相尚、”意气相高“的盛唐诗歌精神，这一链条状的长时段诗歌史发展环节。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目录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 节选

四龙朔年间庶族寒士的崛起及其人格缺陷
在唐初统治集团的核心领导层中，虽然已经出现了魏徵、张玄素、张亮、马周等先代官位不显、出身寒微的庶族士子，但他们在与关陇集团、江南士族联合执政过程中，依然受到歧视，①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仍低于后两者。因为唐太宗在贞观初年虽然擢拔了一些寒微士子，但骨子里仍有门阀观念，这不仅体现在他曾批准过《条举氏族奏抄》这样门阀意识极重的文件，①还体现在他说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与唐太宗观念相似，贞观朝重臣长孙无忌、窦威、令狐棻、韦挺、褚遂良等分别出自关陇贵族、山东旧族、江南士族，也都有很强的阀阅意识。因为唐太宗在贞观前期还需要一些微族大臣为其处理军国大事，所以贞观前期庶族大臣与贵族，士族大臣之间矛盾尚不突出。但随着“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巩固，唐太宗逐渐疏远和疑忌庶族出身的大臣，士庶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了。
贞观中。朝臣中士庶矛盾的首次激化体现在“立太子”之争上。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承乾被告谋反，被废。按照皇位继承法，*有资格作太子的是长孙皇后所生的魏王泰和晋王治。当时朝臣中分为两派，宰相岑文本，刘洎和大臣崔仁师等劝立魏王泰，后兄长孙无忌和大臣褚遂良则坚主立晋王治。已故著名史学家汪篯先生认为，主立魏王泰的岑、刘、崔等人都出身寒微；主立晋王治的一派则出身关陇贵族或江南土族。所以这次决定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实际上掩盖着士庶之争。在唐太宗的几番权衡以后，“立太子”之争*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江南士族得胜而告终了。太宗晚年更加倚重关陇贵族和江南士族，出身寒微的大臣或被贬、或被诛，几乎全被排挤出了核心领导层。
在“立太子”之争后，朝廷上士庶矛盾并没有消解。反而因为变成潜流而蕴蓄着更大的力量。到高宗朝，它就又借“废王立武”事件爆发出来了，不过这次宫廷政争的胜利者变成了庶族寒士。
贞观初年进入太宗统治集团核心领导层的庶族大臣多是因献策谋划而受赏识，不次擢用的，人数有限，也无太大的社会基础。但贞观后期及高宗朝前期兴起的一批庶族寒士大多通过科举进身，具有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据《文献通考》卷九《选举考二》所载<<唐登科记总目》可知，在唐高祖统治的9年中科举取士人数共27人（平均每年3人），其中进士26人，诸科1人；唐太宗统治的23年中，共取士228人（平均每年9．91人），其中进士205人，诸科23人。这些通过科举入仕的朝士，到高宗朝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对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乃至文化地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当朝勋贵及士族重臣也越来越不满。因而他们便在龙朔初载利用废立皇后
之机向由关陇贵族、山东旧族、江南士族集合而成的重臣们发起了进攻。
永徽末年，当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氏时，朝臣同样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于志宁等关陇贵族或士族，一派则是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由科举入仕，以文章见用的破落士族和寒微士子。后者在贞观中虽然以文章见用，但由于太宗及其重臣阀阅意识的影响，一直未能显达。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他们便依附出身并不高贵的武氏，于显庆中将关陇贵族和旧士族的代表褚遂良、柳奭、长孙无忌、韩瑗、于
志宁等人或诛或贬，排斥出了朝廷。到龙朔元年高宗政归武后，朝廷上也形成了一个由新进寒微文士组成的核心领导层，加上他们又不断援引寒俊入朝，庶族寒士的政治势力**次超过旧勋贵和士族。
然而，显庆、龙朔中士庶力量的转化，却并未促使当时的诗歌创作朝健康的方向发展。由于先天文化素质的限制，特定的社会政治情势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影响，龙朔庶族寒士普遍具有尚文轻儒。急于干进、利欲熏心，无儒雅之态、无骨鲠之气的人格特征。
龙朔新进寒士人格上的这些特点对其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首先，尚文轻儒的群体性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贞观初庶族大臣魏徵、王珪等人注重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他们不是大作讽谏明道之作，而是注重诗歌的艺术形式美，也即：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风，乱之未紫青黄”。当然，他们对诗歌艺术追求的趣尚与南朝士族也不相同，齐梁诗歌多以清丽、艳丽为美，龙朔诗人则以缛丽、富丽为尚。如果说齐梁诗风反映的是士族清雅的艺
术审美观，龙朔诗风则代表了新进寒士丽而近俗的审美趣味。
其次，由于龙朔新进寒士并无政治特权，所以不得不依附高宗、武后，所以他们多缺乏政治独立性，而是阿谀献媚。无骨鲠之气。这种性格特征使他们在入朝后创作了大量的颂体诗。尽管杨炯所云“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与龙朔诗歌艺术上的纤巧、柔弱有关，但与龙朔诗人人格上的媚颜无骨也有关系。因为上官体强调“缘情体物”而忽视“明道讽谏”，和许敬宗“颂体诗”一味阿谀颂美，与其人格上的柔媚无骨都有一个共同的人文根源。即缺乏儒家所强调的忠直骨鲠的精神。
当然，如果我们把龙朔诗人群体的出现，放到整个庶族寒土阶层形戒的过程中考察，就会发现，龙朔诗风的某些艺术缺陷恰是庶族寒士这一新兴阶层刚刚进入政坛，诗坛所不可避免的，在文化本质上与南朝士族诗风已迥异其趣。此后的庶族诗人们正是在逐步克眼龙朔诗人人格缺陷、诗歌艺术缺陷的基础上推动唐诗向健康、完美的境界发展的。
3．山东旧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文化精神
和关陇豪族相比，山东旧族的文学传统要悠久、丰富些。早在北魏时，山东就产生了不少词义可观的文士。然而在北魏、东魏、高齐，山东文士的诗作还停留在对汉晋、齐梁诗歌简单模仿的水平上，就是著名的“北地三才”，也未形成独特的诗风。周隋之际，山东却一下子出现卢思道、李德林、孙万寿、辛德源、薛道衡等一大批独具北地风格、成绩卓著的诗人。就现存诗作分析统计，入隋的山东诗人有十五位，人数虽少于江左诗人，但诗歌创作成就却远胜南
人。他们之所以能在周隋之际形成独特的风格，除了与他们善于向梁陈诗人和入北之南人学习有关，更主要的恐怕还因为他们已开始用诗歌来表现北地士人固有的文化精神。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由于南北政权长期对峙，导致了两地士入的文化心态也出现了差异。与江左士子普遍唯务玄虚、贵为放诞、讳言功名、罕关庶务恰恰相反，山东士子则多崇尚质实，具有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抱负。从文化渊源上看，山东士子基本上沿袭了汉儒以经术致用的文化精神。《魏书·儒林传序》说北地所传之经义多为汉儒郑玄、服虔、何休等人所说，与南方学风迥异。南方士子学习儒家经术时，多重其礼仪、典章，持之以修身，故南方多
“礼”学专家，而北方士子习经则重其治国平天下之功用。如常爽《六经略注序》论儒家经术功用时就重其仁义之道、礼乐教化之功（《魏书》卷八十四《常爽传》），孙惠尉谓“六经”乃“承天之正术，治人之贞范”，为君主不可缺少的治国之谋、御人之术（《魏书》卷八十四《孙惠尉传》）。而且，与南方士子多藉先祖荫资、弹冠入仕不同，北方士子则多以勤学取富贵，以经术致通显。另外，南方士子多是家传一经，多专门之学者，而北方士子则并不专治一经，而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博涉经史，遍受诸家之学。如崔浩，史称其“博涉经史，玄象阴阳，子家之言，无不关综”，有纵横家风度，屡献奇策，遂得以参谋军国大事。他在评价近世人物时，尤推许王猛、慕容玄恭、刘裕三人，因为他们是管仲、霍光、曹操一流人物，而他则自比张良（《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分》）。高允，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其于经术，不特为修身之资，更重其治国教化之功，以至于被后人称为“守业之良宰”，有魏之**直臣（《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北齐杜弼，深知“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幼时勤学，被州牧任城王澄“许以王佐之才”，他后来虽性好名理，儒玄兼修，然他对老子之说的评价是“论行也，清净柔弱；语迹也，成功致治”，并非一味重其玄远之理，亦重其治国之功，与南朝士子唯务玄虚自是不同（《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北朝士子一直保持着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和功名意识，在文化心态上与南朝士子大异其趣。但是，我在通览北魏、东魏，北齐现存的所有诗作后，又发现，北朝前期一直到“北地三才”崛起于诗坛时，很少有人在诗中表露北地士子一直具有的功名意识和进取精神，真正将之写入诗中恰恰又是从卢思道等人才开始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认为，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北魏和东魏时期，历代君主虽然陆续擢用了一些汉族士子，激发了他们的进取之心和功名意识，但是，他们重用的多是饱学经史的儒生，着眼点在其“王佐之才”、“治世之才”，而绝少留意文章之士。在这种用人政策的影响下，北地士子也普遍趋于经术，而很少措意诗赋。《魏书·文苑传》中只有温子升一人以“文章清婉”著称，是因其文学之才而遭大用的。而且，据史传记载，温子升虽然“自云太原人”，实际上却“世居江左”，历仕东晋及刘宋，宋末才避难入北，家于济阳冤句的（《魏书》卷八十五《温子升传》）。所以，温子升之文才也可以说是南方文学精神北移的结果，并不完全是北地文化精神的体现。因此，在北朝前期，北地士子虽然一直具有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人生精神，却因不擅诗赋而很少有人将之表现于诗中。
其次，在北魏后期尤其是高齐开国以后，邺下君主才开始重视文学之士。《魏书·文苑传序》云：“逮高祖驭天，锐惰文学，盖以颉颃汉辙，掩踔曹丕，气韵高绝，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虽然史书对拓跋宏的文学成就多有溢美夸大之辞，但是他“锐惰文学”的举措，对山东士子由重经术向重诗赋的转变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然，士风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文学精神之培养更非一日之功，所以，尽管后来“肃宗即位，文雅大盛”，也依然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真正擅于诗赋的文章之士寥若晨星。北地真正大规模地重用文章之士，提倡诗赋吟咏，是从高齐才开始的。《北齐书·文苑传序》云：“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延髦俊，开四门以纳之，举八弦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钜鹿魏季景、清河崔长儒、河间邢子明、范阳祖孝徵、乐安孙彦举、中山杜辅玄、北平阳子烈并其流也。复有范阳祖鸿勋亦参文士之列。”至此，邺下真可谓是人物辐凑、文雅大盛了。然而，正如晓音师所指出的，此时“北齐文人只能摭拾梁诗的余沥入诗，拙劣生硬自不必言，就连北方的本色也一并丢失。”①因此，就更谈不上跳出齐梁诗的创作模式，在诗中表现北地士子固有的人生精神和文化心态了。
卢思道、薛道衡等一些新起的诗人则不然。他们既受到了齐主广延文士、盛弘文雅的社会风气的熏陶，又得到了魏收、邢劭等北地一流文士的栽培和赏拔，文学素养本就不低，而且，更重要的是，还直接从庾信、王褒、颜之推、萧悫等人北诗人的诗风之变中得到了启示，找到了一条足以标举北地诗风的创作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