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节选

197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那本颇受争议的《种族
重要性的降低》。我本来希望，这本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一种
宏观历史一理论的框架，解释美国种族问题的变迁。此外，我还
希望该书能有另外一项贡献，即，通过与黑人中产阶级日益得到
改善的处境相对照，唤起人们对黑人底层阶级——既在绝对的意
义上，也在相对的意义上——日益恶化的状况的关注。
《种族重要性的降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大众传媒，都引
起了争议。该书问世之际，恰逢种族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因为剧
变的社会结构动摇了种族关系的许多传统模式，同时，也是因为
政府别无选择地卷入到当时针对平权法案的争论之中。
在该书出版后的*初数月，评论者似乎过于关注我不得不谈
到的黑人中产阶级状况的改善，而基本上忽视了我更为重要的论
点，即黑人底层阶级状况的恶化。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既
然所有的黑人都蒙受伤害，那就没有必要单独拣出贫困黑人来
说事。
就在人们围绕着《种族重要性的降低》争论不休之际，我让自
己全力投入到两件事情之中：一是我要对聚居区底层阶级的问题
展开综合的分析；二是要详尽阐述我的研究工作的政策含义。正
是这两项承诺，为《真正的穷人》的撰写提供了方向。**项承诺
源于我个人对早期批评者的学术回应，他们一心只放在我有关黑
人中产阶级的观点上。事实上，仅是到了我开始着手撰写《真正
的穷人》的时候，严肃的学者(特别是那些从事诸如城市贫困、社
会福利和公共政策之类研究的学者)才开始关注我在《种族重要
性的降低》中对底层阶级的分析。
第二项承诺源于我对另一些批评者的回应，他们要么把我标
定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要么直接或间接地试图把《种族重要性
的降低》与新保守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尽管我是一个社会民主党
人，而且在政治上或许比这些批评者中的绝大多数还要左倾，也
尽管对《种族重要性的降低》*正面的评价和讨论不少就是来自
民主左翼，但我这本书的标题，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我
是一位黑人保守主义者。还有，由于我在**版中没有明确说出
《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的政策含义，人们很可能有选择地解读我的
论点，并从中推导出我个人无法认同的政策含义。赫伯特·甘斯
(Herbert Gans)针对颇具争议的莫伊尼汉报告未曾提出政策建议
所发的一番议论，用在这里也很合适。甘斯说，“一项政策提案由
于没有附上具体的建议而留下的空白，很容易就被不受欢迎的解
决方案所填充，况且报告中的结论部分，也容易遭到误解”①。在
1980年出版的《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第二版中，我撰写了一篇后
记，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我的研究工作的政策含义，但到那时，**
版的许多读者的观点，已经定型了。
如果说《真正的穷人》一书的想法源于有关《种族重要性的降
低》的争论，那么是否意味着前者也会带来争论?看来在所难免。
《真正的穷人》在分析内城区问题时，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正统观
念；以率直的措辞讨论了内城区的社会病理；确立了一种主张，
即，应当从专门针对种族问题的旨在改善内城区社会条件的政
策，转向解决社会性组织(包括经济组织)的一般问题的政策；倡
导一种社会民主的公共政策议程，以改善诸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之
类真正弱势群体的生活机遇，而且这种议程所注重的方案，应是
所有种族中具有优势地位的群体也能积极认可的。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真正的穷人净中的许多核心理论观点，
并非是受到有关《种族重要性的降低》的争论的启发，而是源于我
自己过去几年在芝加哥市内城区的街头巷尾的观察体验，也源于
我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包括内城区居民点阶级结构的变迁。《真
正的穷人》**部分的文章，详细描述了这些变迁，并探讨了聚居
区底层阶级的社会境况何以在近年来急剧恶化的问题。
在**部分的**章，我简要讨论了这些社会变迁，考察了
目前有关“底层阶级”一词用法上的争论，并尝试着解释有关聚居
区底层阶级的自由主义观点为何近年来失去了影响力。在本章
的*后，对于自由主义者在目前受到保守主义代言人把持的公共
政策论坛上如何重新获得领导地位的问题，我也有所讨论。在第
二章中，我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述内城区所存在的暴力犯罪、非
婚生育、女性户主家庭和福利依赖的问题，并认为近来这类社会
断裂的激增，不可能通过种族歧视的简单解释来予以说明。事实
上，这些问题必须联系到由其他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来说
明，所谓的其他因素，包括城市经济体系的变迁——它导致了黑
人失业率的异常升高，而这又激化了聚居区中的其他社会问
题——以及内城区的阶级变化。第三和第四章，则批判性地检视
了从福利国家角度对聚居区底层阶级中的社会断裂剧增所作的
通行解释，而且在检视的过程中，专门考察了失业与女性户主家
庭比例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引入和提供了有关“适宜于结婚的男
性储量指数”的全国数据；第四章给出了这一指数的地区数据，并
将之与女性户主家庭的地区数字联系起来分析。该章还考察了
地区经济的结构变迁与“适宜于结婚的男性储量指数”及女性户
主之间的关系。
《真正的穷人》第二部分的文章，批判性地检视了有关聚居区
底层阶级问题的不同公共政策取向。第五章揭示了针对种族的
政策(包括平权法案在内)在处理聚居区底层阶级问题上的缺陷，
指出优势家庭出身的少数民族成员从这类政策中获益过多，因为
他们不成比例地代表了自己的种族群体中*具有资格获得优越
职位的人群。因此，该章主张，真正处在弱势群体地位的少数民
族成员，比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他们的条件的改善，需要的是并不
专门针对种族的政策。第六章扩展了第五章所呈现的分析，检视
了在解释聚居区底层阶级问题和提出公共政策解决方案上，种族
关系的视角和“消除贫困之战”计划的视角的局限性。该章认为，
这两种视角由于没有把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与经济组织的一般
性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它们不能对1970年以来内城区社会断裂的
剧增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来自自由主义的有效解释的缺乏，为
保守主义公共政策观点的出现清除了道路，后者认为必须改变少
数民族穷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后，第七章整合和总结了
前面各章的基本观点，然后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公共政策议程，
以改善诸如聚居区底层阶级之类真正弱势群体的生活机遇。这
一议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包含了普遍性的计划，而这种计划
可以吸引和维持所有种族和阶级中的优势群体的支持。
在准备写作本书时，我从福特基金会的一项资助中获益良
多，这项资助旨在支持针对当代社会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撰写人文
主义的非小说类著作。本书也极大地受益于斯宾塞基金会的一
项资助。这两项资助，使我可以在1982至1983学术年度中减轻
教学负担，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写作之中，并聘请了两位非常优秀
的研究助理，即罗伯特·阿朋特(Robert Aponte)和卡瑟琳·内
克尔曼(Kathryn Neckerman)，他们为本项研究收集和分析了数
据。另外，内克尔曼还合作撰写了第三章，即“贫困与家庭结构：
证据与公共政策议题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阿朋特和内克尔曼
都协助撰写了第四章，即“失业与福利效应：重新考察”。本书的
附录“城市贫困：*新文献综述”，是我与阿朋特合写的。我还要
感谢另外两位研究助理为我所做的一切：路伊奇·华康德(Loic
Wacquant)绘制了芝加哥市贫困和失业在社区区域扩散的地图；
帕特里西娅·波特(Patricia Potter，与华康德一道)收集了内城区
贫困集中的数据(见第二章)。
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作为研究人员所度过的
1981至1982学术年度，也使我受益匪浅。在那里，我为本项研究
作了大量的文献阅读上的准备，同时，主要是通过参与中心一系
列的使人深受启发的研讨会，我得以与许多国内一流的社会政策
专家进行交流，并由此形成了我有关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
观点。
*后，我受惠于伯纳德·吉福德(Bernard Gifford)(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院院长)和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
son)(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评论。吉
福德和卡茨尼尔森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写下详细的批评意见和建
议，它们对本书的修改和定稿非常有帮助。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贝弗莉(Beverly)，我敢肯定，她从未
意识到她对我的学术发展有多重要。就跟对我以前的著述一样，
她编辑了本书的全部原稿，并且还是一位颇富洞见的批评者。但
她还做了更为重要的事情——她对我的工作的热心支持，具有一
种焕发青春活力的效应，使我克服了写作后期不时出现的疲惫，
并使我在诸多地方性和全国性事务缠身的情况下完成了本书。
第四章 失业与福利效应：重新考察
与罗伯特·阿朋特、卡瑟琳·内克尔曼合写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女性户主家庭的异常增多，特别是
在贫困黑人中间的增多，在政策圈(policy circles)内正被视为是联邦
反贫困计划失败的一种反映。据此论点，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
尤其是与“伟大社会”计划相关的那些福利政策(它们扩大了收益
转让支付的适用范围，提高了福利水准，创设或扩充了诸如医疗补
助制度和食品券之类的计划)，削弱了工作动机，降低了建立和维
持稳定家庭的意愿。我们还试图表明，许多有关家庭结构变动的
经验研究，对于这种观点仅仅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支持。尽管如
此，这种观点还是很能蛊惑人心，因为福利与抑制家庭／工作的因
素之间的关联逻辑，在直觉上极有说服力，而且显得与社会福利支
出和家庭结构变动的总趋势大体一致。不过，福利议题在大众媒
体中得到广泛讨论，还要有待于查尔斯·默里《(退却)》一书的出
版，该书在对“伟大社会”计划的颇有争议的批判中明确提出了这
一观点。①
默里认为，福利慷慨是内城区黑人家庭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且也
对年轻黑人男性的失业具有相当的促成作用。他争辩道，在1970
年，一个贫困的城市家庭，如果只有一个人工作，那么，通过解除婚
姻、让家庭成员退出劳动力市场和依靠福利为生，确实可以改善家庭
的经济状况。按照默里的意思，到1970年，未婚母亲可以获得的全
部福利收益包(welfare benefit package)的货币价值，实际上超过了一
周工作满40小时的*低工资收入。
默里通过一对虚构的年轻未婚情侣的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
们名叫哈罗德和菲利斯，于1960年和1970年这两个时点，生活在一
个“平均水平”的城市中。菲利斯怀孕了，这对情侣必须做出决定，
是维持未婚的状态，因此有资格获得对有子女家庭的援助(AFDC)呢，
还是结婚，然后靠哈罗德的*低工资收入生活。在1960年，福利包
很难支撑菲利斯和她的孩子的生活。此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这对情
侣如果是同居，不管他们的婚姻状况如何，则不允许享有福利。在这
种情况下，默里认为，哈罗德和菲利斯势必会选择结婚，靠他的工资
收入生活。而到1970年，情况发生了改变——不仅一揽子福利的收入
超过了哈罗德的*低工资收入，而且只要他们没有成为法律上的夫
妻，就可以领取，即便他们作为一个家庭单位同居生活。 因此，默里
得出结论说，这对情侣肯定倾向于为领取福利而避免结婚和*低工资
的就业。
这种例证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默里的计算是基于宾夕法尼亚
州的福利收益水平，而这个州整个1960年代AFDC支出的涨幅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两倍。(D因此，默里作为“典型”所呈现的“动因转变”的
案例，其可能性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面临该问题的贫困家庭。
更为重要的是，默里没有充分注意到1970年以后福利之于工作的
相对有利之处的变动趋势。他说，AFDC的实际支出，在1960年代
迅速增长，差不多到1970年代中期还在持续增长，自此之后，平均支
出水平则“在绝大多数州几乎没有增长”。②事实上，自1970年代早
期以来，实际福利收益水平已经急剧下降。丹齐格和戈特沙尔克披
露：到1980年，AFDC加上食品券的实际价值与1972年的水平相比，
下跌了16％。到1984年，两者相加的支出仅比1960年时的水平高出
4个百分点，比1972年跌了22个百分点。③用格林斯坦的话来说，
“自1970年以来，与AFDC母亲及其孩子相比，美国社会中没有哪个
群体更能体会到实际收入如此急速的下降了”。
*后，1975年颁布实施的薪资所得税款扣抵法(Earned Income
Tax Credit)，进一步增强了低收入家庭成员参加工作的动机。据此，
格林斯坦估计，哈罗德1980年的*低工资收入加上实物转让(in-kind
transfer)，在宾夕法尼亚州(在其他州还要高)要比家庭福利收益高出
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