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经历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发展。**代学者的治学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史论结合的学风,他们那种敢于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敢于破除教条的思想锐气,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时代风气。第二代学者治学,或阐释、或考证、或梳理,其严谨、其细致、其精微,既注意思想资源的开发,又注意当代价值的挖掘,他们这种治学态度,无不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转向的时代风气。近几年来,通过人才的引进、整合和培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尤其第三代学者的崛起,必将带来新的前景、新的希望。
nbsp; 序
如果给哲学以一个意象,那么“水”或许是*自然的选择。无论在*早
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那里,还是在很早的中国哲学著作《管子》那里,“水”
都被认为是万物的始基或本原。它是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中
国的“五行” (水、火、木、金、土)和希腊的“四元素” (水、火、土、
气)之一。水是生命的源泉,生命都是从水中成长起来的。水是文明的源泉,
人类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在一些大河流域内诞生的。甚且,水是人类借以自我
意识的中介,在人类没有发明镜子前,水正是人类从中发现自我形象的自然的
镜子。哲学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表征,是人类思想和不断再思想的学科。也许正
是由于这一缘故,水被人们和哲学家们所关注,乃至“水”成为*古老的哲
学范畴或*古老的哲学范畴之一。在《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章
中,神(上帝)创造一切,但却没有创造水。水跟神(上帝)一样地原始。
当代科学证明了:地球*宝贵的资源是蔚蓝色的水。假如水资源耗竭殆尽,人
类的末日也就真正来临了。换句话说,只要在任何一颗星球上发现了水,就有
了生命的前景,也有了智慧和爱的希望…
我们已经步人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你我在地球任一位
置上,均可即时寻找到对方的位置。现在我告诉你:中国·北京…在我们国
家的首都,水资源的匮乏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深切忧患。但是,在两个湖泊——
昆明湖和玉渊潭间,流淌着一条这样的河流,她的名字叫做“昆玉河”。我们
在昆玉河畔生活、工作和学习。在喧嚣和骚动的闹市中,有一群人沉思着,迷
恋着,像昆玉河一样静静地流淌,默默地流淌…
在现代社会,哲学已经被边缘化。但任何关于“哲学终结”的理论却全
都没有实际地“终结哲学”。哲学附着并渗透于人类的生活中。人类具有理
性,经常并习惯于思考生活,这就是哲学存在的前提。在哲学所发源的希腊古
典时代,人们认定人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生活,认定幸福的生活就是德性的和
理性的生活,认定哲学的生活方式就是理性的和德性的生活方式。所谓德尔斐
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和“万勿过度”,正是这个意思。哲学正是这样
获得了自由、高贵和光荣。如今,哲学应当回到古典精神中去,首先并且主要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既不仅仅是一种学业,谋取学历和学位;也不仅仅是
一种职业,谋取职务和职称。哲学不是“饭碗”,不是为了“吃饭”所谋求的
种种指标体系。而今,献身于哲学事业的人们,尤其应当“在无名中生存”,
从权力、金钱和名声的浮躁中解放出来,生活着并且理性地思考着自己的和人
类共同的生活。
但是,哲学并不限制于唯一现实的世界,而是开辟了种种可能的世界。哲
学是一张比任何地图都更加复杂、更加丰富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你有你的
位置,我有我的位置。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位置不仅存在于你我所
生活的物质世界中,而且存在于你我所生活的精神世界中。是的,我们正在致
力于自我定位的尝试。编选“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的宗
旨是:弘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成就,系统推出具有一定学术知名度和
公共影响力的老中青学者学术代表作,推动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研究。
丛书采用“昆玉河畔”名称,以便提炼特色,打造品牌。人选书目既包括个
人学术自选集,也包括集体学术自选集;既包括学者文库,也包括学生文库,
以及学科手册等等。我们计划分3批出版,每批共出版10种。这套丛书正像
这条河流一样,映照着我们自己的存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经历了两代人甚至三
代人的发展。**代学者的治学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史论结合的学风,他
们那种敢于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敢于破除教条的思想锐气,反映了20世纪
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时代风气。第二代学者治学,或阐释、或考证、或梳
理,其严谨、其细致、其精微,既注意思想资源的开发,又注意当代价值的挖
掘,他们这种治学态度,无不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转向的时代风
气。近几年来,通过人才的引进、整合和培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队伍不
断壮大,尤其第三代学者的崛起,必将带来新的前景、新的希望。
当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团队依然处于她的幼年时期,许多成果不够
成熟,甚至充满稚气。推出这套丛书,等于一次亮相。但是,序曲已经奏响,
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我们期待的是理解、热情和公正的批评。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编委会
2007年4月25日于北京《黄帝四经》与百家之学
《易大传》日: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①先秦诸子百家的学
说,虽因出发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而取舍各异、各执一端,但本质上都是对同一
社会现实的反映,都是为了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因此,它们之间除了排斥与
对立之外,必然存在着同一的方面,具有互相吸取的可能。另一方面,诸子百
家通过争鸣辩驳,都看到了各自的长处和短处,随着时局的变化发展,如何
“舍短取长,以通万方之略”②,便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课题。黄老之学的出
现,便标志着这一学术新时期的开始。
黄老之学的学术内容,除了道法结合、以道论法这一主要方面外,还有其
他的方面。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言道家(即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黄老道
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故而推崇备至,可见广泛吸取百家学说乃
是黄老之学的另一重要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在道法两家学说为主体的基础
上,广泛吸取了儒、墨、名、阴阳四家学说的长处。因而,黄老学派的理论特
征,准确地说应是道法结合、以道论法、兼采百家。它熔先秦百家学说于一
炉,集中了各家各派的思想精华,堪称先秦学术思想融汇综合的*高成果。
《黄帝四经》是稷下黄老学派的开山之作,黄老之学道法结合、以道论
法、兼采百家的理论特征正是由《四经》奠定的。本文主要考察《四经》是
如何兼采百家的。
一同儒家思想的关系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大,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招致的非议也颇
多,道家、法家、墨家都曾激烈地批评儒家学说。但是,儒家“列君臣父子
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①的要旨,却是“虽百家弗能易也”。《四经》对此
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态度,将儒家学说的精义吸收进自己的体系。
仁、义、礼是构成儒家学说体系的三个*重要的范畴。《四经》在重视道
和法的同时,对仁义和礼也是兼收并蓄的。书中多次提到义,把义看得很重
要,并给义下了一系列的定义,如:“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②,
“义者众之所死也”③,“阖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
所谓义也”④。这些规定同儒家所谓“义者宜也”、“舍生取义”等含义是一致
的,都是指判断是非可否的标准。《四经》讲述黄帝伐蚩尤的名义便是蚩尤违
反了义。
《四经》虽未倡言仁与礼,但也未曾反对仁与礼,这同老、庄、杨朱等南
方道家是有重大区别的。《四经》言及仁虽只有一处,但却是持肯定态度的:
“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⑤《四经》中虽未出现礼这一概念,但并不等于
没有礼的思想,其反复强调的逆、顺、故、常、制、父子、君臣、名分等均属
礼的范畴,讲的都是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这正是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
序夫妇长幼之别”的要旨。可见《四经》吸取了儒家礼治学说的精义,维护
等级之礼是其立论的重要目的。
孔子日:“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⑥将德与刑对立起来,崇德抑刑,乃是孔孟儒家的一个基本主张。
三晋法家也把德与刑对立起来,但与儒家相反,“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
而欲以致治”⑦。《四经》的政治学说推重法治,但却不像三晋法家那样排斥德
治,而是吸收了儒家关于德治的思想,将德与刑统一成一个有机体,提出了刑
德并用的主张。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四经》中的刑德与其后韩非等人所论的刑德含
义有所不同。《韩非子·二柄》日:“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日:杀戮
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可见韩非所谓刑德乃是法治的两个方面。法治所利用
的是人皆趋利避害的本性,由人皆避害而用刑罚,此之谓刑;由人皆趋利而用
爵赏,此之谓德。《四经》所谓刑德与此不同。《经法·君正》给德下了定义:
德者,爱勉之也”,即以f二爱之心待人,勉励、教化他们,以这样的指导思
想施政即是德治。德治的结果必然提高人的自觉心,使人向善。可见德治是利
用人们道德自觉的力量来调动其主动性和积极性,即孔子所谓“有耻且格”。
而法治则是利用人们非自觉的类似动物的本性来驱使和迫使其就范,而与道德
自觉无关,即孔子所谓“免而无耻”。要之,《四经》所谓德乃是f.德、德治
之义,其所谓刑乃泛指法治,其刑德乃是指法治与德治两种统治方式。而韩非
所谓德则是指爵禄庆赏,属于法治的一个方面,其刑德乃是指赏罚二柄即法治
这种统治方式。二者不可混同。
《四经》认为理想的政治只需使用德政,无需使用刑罚。《称》曰:“善为
国者,太上无刑”,这种看法可能来自孑L子。孑L子日:“善人为邦百年,亦可
以胜残去杀矣。”①又日:“必也使无讼乎”②。但现实生活中刑罚又是必不可
少的,因而如何把刑与德协调统一起来,论证刑德并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便
成为《四经》重点探讨的问题。《十大经·姓争》有一段论述刑德并用不可偏
废的道理的文字十分精辟,其文日:“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
其当,环视其央(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顷(倾)。
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彰)。”正如
太阳和月亮协调配合方能使万物生长一样,德与刑也并非互不相容,而是互补
的,相辅相成的,需互相配合才能相得益彰,二者一阴一阳,一明一晦,一隐
一显,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
是古代思想家们在长期的政治实践和争鸣辩驳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结论,它开
辟了刑德并用、儒法结合的治国道路。继此之后的战国思想家们在这条道路上
继续探索,终于取得了共识,确立了阳儒阴法这种政治模式。其后两千年的中
国封建社会中,各朝各代的政治实践无不是在此模式中进行的。足见《四经》
这一思想意义之重大。
作者简介
白奚,男,1 953年生于北京。1982年
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系,1 989年获武汉大学
哲学硕士学位.1 995年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
学位,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等。
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
为先秦哲学。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多
项.发表论文近百篇。代表著作《稷下学研
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列
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五辑出版,
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哲学类~等奖”.”北京市第六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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