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贡院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系统整理了江南贡院的历史发展，以“说话”的形式介绍了江南贡院的演变过程，以帮助读者了解科举，了解贡院，为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务员制度、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江南贡院 本书特色

科举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影响*为深远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坐落在南京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作为我国古代规模*大的科举考场，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历史见证，亦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

江南贡院 目录

江南贡院 节选

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说的是，荐举的秀才，连书都没有看过；察举的“孝廉”，连父母同居都不能做到；录用的高官，看似清白实际上是腐化堕落一塌糊涂；位居要职的大将，胆怯得像鸡一样。这样的“察举”、“征辟”，实在是误国殃民。
上品无寒门的“九品中正制”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大动荡的分裂时代。在群雄纷争，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军事势力为争霸天下，出于其长远的战略考虑，非常注重网络人才，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东汉末期，以豪族地主逐步垄断了政权，他们大量兼并土地，扩大自己的特权。而庶族地主则希望在封建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地主阶级的这一要求，与“察举”和“征辟”的选官制度产生了较大的矛盾。
汉末，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的曹操，虽出身低贱，却以卓尔不群的政治军事才能，顺应王朝更迭的规律和政治契机，逐个消灭了黄河流域的大小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为图霸全国，曹操一反汉末僵化、教条的腐败虚伪之风，实行了开明政治。
在选用官员上，曹操大胆使用出身低贱的人物，实行“唯才是举。以备录用”的方针。据《三国志?魏书?武帝》所载，曹操在建安二十二年(218)发布的“察举”命令中说：商代的伊尹早先是有莘氏女嫁给汤时陪嫁男奴，因精通治国之道。而被汤授予国政大权：春秋时齐桓公不避讳管仲曾有过小偷小摸行为，而成就了霸业；汉代的丞相萧何曾为沛县小吏、大夫曹参曾为沛县狱吏，韩信也曾为强者的“胯下之夫”，“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他又说：在选人任官时不要求全责备，要用人所长，对于能够治围安邦的人才，即便品行不周也不要遗弃他们。有的人虽缺礼少德，但“果勇不顾，临敌力战”，“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有的人虽“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仍要“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这一用人之道的指导下，曹操招揽了大量的英雄豪杰，为建立自己的集权统治创造了条件，“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原则逐步形成。
曹丕称帝后，命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九品中正法。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察举”、“征辟”的基础上通过评定品级，将“察举”、“征辟”的对象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下等九等。《资治通鉴?魏记》记载，文帝黄初元年(220)“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即由各州府设立“中正”官员，按九品法推荐出上等士人，再由朝廷任命的“中正”(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部长)到各州府“评品”推荐可以到朝廷做官的人选。
如何将被推荐的人物分为九品，这需要有一套标准。据《通典，选举三》记载：魏明帝时，为区别人品，排除七嘴八舌的议论，以便在混杂难辨的争论中明辨是非，明帝诏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并要求各州郡依照七十二条标准，对备选人士进行贤、孝、德、才的考核，“然后察举。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但是，能够参加评品的人，并不是贫民百姓，而起码是中小地主和文化人。所谓九品的高下，只是封建地主阶层中能够担任官职的那部分人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凡是被列入品第的人，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西晋之后，几品中正制逐渐被实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从而形成“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正如《晋书，段灼传》所说：当今的评品、选举，纯属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能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权势者)之昆弟也。”
几品中正制，重家世，轻才德，把血缘、门第、举鉴等作为评选准则，使真正的贤才被排斥在外，贵胄纨绔子弟则高居显位。同时，此类选任官员之法，因无统一的标准可循，以致显要官职尽被门阀世族垄断。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诗人左思就曾经针对“上品无寒门(贫贱家庭)、下品无世族(王公贵族)”的现象发出喟叹，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为喻，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开启寒门庶族入仕做官的新途径
魏晋以后，豪门势衰，寒门庶族政治势力逐渐兴起。
隋炀帝建隋之初，仍实行“九品中正制”，因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的名字，遂称为“九品中正”为“州都”。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为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并布告全国：“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斡济二科举人。”即通过公开的考试，选拔“志行修谨”的有德之士和“清平斡济”的有才之士担任官阶五品的朝廷“总管”、“刺史”。从此，便开始了分科举人之先河。
隋炀帝杨广为补充各类官员的需要，又扩大了分科范围。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即通过十个不同科目的考试，录用素来孝道忠诚、品德高尚、廉洁奉公、有治国理财之能以及身怀绝技、善于用兵的人才。
分科举人，开启了寒门儒士登上政治舞台的途径，摒弃了依靠少数人选官的流弊，克服了王公贵族的血统论，使朝政焕然一新。炀帝大受鼓舞，连续几年又开科取士。据《隋书?炀帝上》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炀帝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治，膂力挠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这里的“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然只是偶一行之，还没有成为一种制度，但是，科举这一名称则从分科举人而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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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贡院 作者简介

肖振才，男，曾用名正才，江苏南京人，1952年生，中央党校本科毕业，南京周恩来研究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刊物处正处级调研员。先后在南京湖山煤矿、南京建材设备厂、南京工商银行等单位从事党务和管理工作。1987年参加《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史料征集和编写。近年来，曾参加《南京金融志》、《南京抗美援朝运动》等多部史志书籍的编写，主要编著有《当代股市探秘》、《智慧?技巧·财富》等，先后在省市以上报刊上发表理论和专题文章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