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中国年度散文 目录

2007-中国年度散文 内容简介

余秋雨写殷墟和甲骨文，写数千年前中国的祖先以甲骨记事，写甲骨文在偶然中的被发现，写文化学者为保存和研究甲骨文的种种困苦，文章颇有厚度与力度（余秋雨《问卜中华——苦旅余稿》）。瞿秋白在长汀被捕、就义。他的精神是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同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守护着灵魂上路，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瞿秋白，一个外表柔弱，却大义凛然的瞿秋白（王充闾《守护着灵魂上路》）。作者去接近聋哑人，通过他们的手势，深入他们的内心，通过他们的表情，感知他们的情感（范曾《寂静的世界》）。房子越来越贵，越来越远，越来越高，一个人的生活全部好像都是为房子而奋斗。拼命地奔跑，拼命地挤车，拼命工作，拼命地还贷，而*终奋斗来的那个房子无非是夜晚回去的一个盒子（王开岭《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
于丹，余秋雨，范曾，李国文，陈忠实，舒婷，二月河，毕淑敏，张丽钧……73位作家，71篇佳作，或着眼现实，关注民生，或回眸历史，再现人物，无论慷慨悲歌，激扬文字，还是一咏三叹，情思绵绵，在高扬人文旗帜，贴近生活方面，都有直击心灵的震撼力。
由中国散文界权威选家选编的2007年度散文，是从全国上百种方学报刊当年发表的数以万篇数千万字的散文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旨在检阅当年度散文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散文。

2007-中国年度散文 节选

一、关注历史使命，反映人文精神的作品依然是为亮点
这些作家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头脑，在长期研读历史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独到的个性认识，他们把民族大义，人文精神作为著文的首义，在他们的文章中总能读出那种雄浑厚重、大气磅礴的气势与心性高扬的精神。
《问卜中华——苦旅余稿》（选自2007年第1期《收获》）是一个大题目，大题目不好作。余秋雨写的实则是殷墟和甲骨文，写数千年前中国的祖先以甲骨记事的文明现象。但是作者开始并没有直接把甲骨文列入一个研究的说题，而是形象地写出了甲骨文在偶然中的被发现，以及文化学者为了保存和研究甲骨文所经历的种种困苦。作者把当时的现象同世纪末的昏暗放在一起，以此表明甲骨文的出现预示数千年中国灿烂文明史的重新放光，也预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坚不可摧。这样的写法是余秋雨的长处，他宏观地掠影世纪末现象，并且微观地写作甲骨文面世以及面世给人带来的警醒，让我们深深感到了文章的厚度与力度。作者连用五个排比句阐释了文章*终的精神内涵。
余秋雨的文字很多人从《文化苦旅》中已经领略了不少，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好的东西。比如他对题材的把握，对文字的运用以及对内心情感和思想的展现。我始终觉得余秋雨是一个智慧型的人，他写东西，知道从何处去下笔。面对大量的史料和素材，他能够很好地取舍，从中抽取为己所用的精华。而且，他能够很好地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史，在挖掘这块层面的时候，会连到另一块。把这样的素材横向里或者纵向里掺和在一起去比较，去分析，去论证。这样就有了一个极好的概括力，空间感很强。读之能够让思想千里驰骋，万里奔涌。此外，他在叙述的过程中还运用了极好的想象力，每一个素材中的细节及人物都在他的笔下活泛起来，灵动起来，形象自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而读余秋雨的作品不会感到枯燥，感到文字的漫长。
王充闾的《守护着灵魂上路》（2007年第3期《十月》），写瞿秋白在长汀被捕就义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先烈思想与内心精神的探视。作者真正体悟到了瞿秋白当时所面临的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形式，自己所走过的艰难与曲折的道路，但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瞿秋白又摒弃了那种虚伪与做作，因而他的精神依然是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同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守护着灵魂上路，恰恰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瞿秋白，一个外表柔弱，却大义凛然的瞿秋白。
筱敏的《一座城市的记忆》（2007年第4期《随笔》），是一篇文字优美，心绪忧伤的散文，作者以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惨遭杀害为题，写出了生者对死者的哀痛，实际上是对生命的看重和尊重。记忆是需要生命的，需要未曾萎缩的大脑和并不缺血的心。记忆还需要翻晒，铺在太阳光下，而不是灰霾下，沙尘暴下。记忆需要一个广场，让起自眼睛的季风慢慢翻开。
冯佐哲的《乾隆惩贪缘何愈惩愈贪》（2007年第4期《随笔》），作者以大量的事实列举了乾隆统治时期，尤其是中晚期官吏的腐败问题，分析了出现这种腐败的根源，作者引用康熙的话说：
“朝廷政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宠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而流清，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清白乃心，属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尔）忘私，小臣自有顾畏，不敢妄行在外。”实为切中了乾隆当朝的要害，作者在文章中并不否定乾隆的政治功绩，并且赞扬了康乾盛世。文章给出的教训是“其惩贪者本人及其主要执行者的问题，是其专制主义体制机制的制度问题，如果当权者果真要铲除贪污腐败，那就要在这方面痛下工夫，从源头上解决惩贪的深层次问题，刨除贪污腐败的总根源。”或许乾隆惩贪愈惩愈贪所留给后世的教诫便是：
“反贪不能单纯把眼光仅限于惩贪，而是应该更多地重视导致贪污腐败的社会背景及其体制上的原因。”
孔子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孔老夫子，曾经有的朝代，把他奉为圣明，而我们也经历过可笑的、可怕的“批孔”时代，郭文斌重新提到孔子离我们有多远（《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2007年第4、5期《黄河文学》），把孔子的对于学习，对于仁爱，对于社会的大的认识，以及对于生活，对于快乐，对于痛苦的感念重新体会与注解。这似乎迎合了当前我们社会所提倡的大志、和谐、敬业、学习等理念，是一篇有着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的文章。
洪烛的《寻找成吉思汗》（2007年第8期《海燕，都市美文》），以二十六个小段落，写出了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追寻。这个史诗中的英雄曾经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奇迹，是值得让我们大书特书的，成吉思汗不该遗忘，他永远都像一个雕像立在那里，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作者写道：“他想创造一个无限大的王国，所以他总是遗憾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他梦见过不可能实现的版图，由草原、沙漠、雪山、沼泽缝补而成。甚至还应该包括海洋——支撑着他，成为整个大地的船长。他总是能发现新的敌人。或许所有的敌人都是他亲自制造出来的，为了试一试马刀的锋利。还有谁再敢说他做的梦是假的?他其实不承担更多的过错：在一个噩梦之中，毁灭了那些醒着的人所构建的集市。只要你保持清醒，怎么有理由去责怪一个人在梦中犯下的罪行?他本身是谦逊的，只不过偶尔成为暴君……”文章深情而大气，热情而厚重，是诗的祭扫，对成吉思汗陵来说。
二、叙写世事人生，突出生命主题的散文成为主流写作
每个作家都是生活在社会场景里，他们对时代的认知和对生活的体会同样是深刻的，因而他们的作品也总是从广大的民众着眼，关注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生命价值，由此而显出作品深重的社会意义。
范曾的《寂静的世界》（2007年第8期《北京文学》），把心灵的一角给了聋哑人，他去接近他们，通过他们的手势，深入他们的内心，通过他们的表情，感知他们的情感。范曾觉得，在这嘈杂的世界里有一片寂静的土地，这些聋哑人以一颗善良的心爱着这个社会，以一双无邪的眼睛看待自己的人生，范曾在文章中5道：“说他们心灵不敏妙、感情不丰富，你就大错特错了。往往聋哑人是极智慧、极多情的。足以反证这个事实的是生活中的饶舌者往往集愚昧、薄义、寡情、势利诸恶德于一身，你不妨在生活中观察衡量，便可知我的判断绝对百发百中，所言不虚。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
周明的《走近柏杨》（2007年8月10日《羊城晚报》），写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将自己一生珍存的五十六箱近万件的书籍、手稿及文物捐赠给中国大陆的事情，柏杨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留在台湾，就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台湾人与中国人同文同种，都使用的是华文，都是中国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的根。周明写出了去台湾举行捐赠仪式和见到柏杨的情景，展示了一位老作家对祖国大陆的一片深情。
袁鹰的《春草池塘盼远人消息——忆琦君（1917—2006）》（2007年第4期《人民文学》），作品写对六月刚刚离世的台湾女作家琦君的怀念之情，笔调是散漫的，带有着某种秋天的伤感，作者写出同琦君的几次交往，谈到他们文学的共同话题，以及对老一辈文化学者的共同感念。读到*后返回来再重新审视作品的开篇，会发现袁鹰所写的“盼远人消息”实际上是故乡对离子的一种呼唤，他写了故乡温州的山川灵秀，写了温州为琦君建立了一座文学馆，称它为温州的文化遗产，也写了已至九十高龄的琦君，多年间对祖国大陆的遥望与怀念，她和大陆人的每一次通信，每一次交往，都有一种似曾相识如见故人的惊喜感。那也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浮萍样的心境。作者特别着意写出了琦君对故乡的一条巷子的描写，表明着琦君“有怀念不尽的往事，写不完的童年故事”。作者还特别引用了南宋谢灵运驻守温州时写的一首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以表明琦君的心态。因此说这不仅仅是忆琦君，而是通过这种忆写出故乡对离子，离子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王开岭的《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以一位女同事的牢骚为例》（2007年第8期《海燕·都市美文》），写出了现代生活对人的精神挤压。房子越来越贵，越来越远，越来越高，一个人的生活全部好像都是为房子而奋斗。拼命地奔跑，拼命地挤车，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还贷，而*终奋斗来的那个房子无非是夜晚回去睡觉的一个盒子。作者的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
“这个小区。按北京流行的说法，乃名副其实的‘睡城’。也就是说，大家在这儿的所谓生活，内容上主要就一项：睡觉。早出晚归，来此就是住宿，别的谈不上。全是菱角的塔楼，形体、高度、外观清一色，楼距很小，没啥闲地可遛可看，连狗都不愿出门。或者说连狗都惧怕出门，因为一旦和主人走散，就甭想回来了。”是啊，房子源于山水草木，乃大自然赐予人的礼物，可它何时变成人身上的一座山了呢?人对房子何以变得敌视?人何以变成自己工具的工具了呢?我们还有能力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吗?我们还有足够的睿智和灵性唤醒和被唤醒吗?文章以近乎幽默的笔调写出了当代人的生活境况和精神心态。
傅菲的《米语》（2007年第4期《人民文学》），写让人们生命得以延续的粮食——米，通过米反映出了江南农村的生活和农人的意识，他们一生的苦难也许就是为了一个米字，乡里的女人甚至不惜贡献自己的身体，以换得一斗米来维持生命。作品写出了米的晶莹，米的饱满，米的香甜，米的来之不易和米带给人的种种思索。
李木生的《夹在南宋北宋之间的这个女人》（2007年第2期《海燕·都市美文》），自然又是写李清照，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但是作者似乎对这个伟大的女词人有着过多的体恤与怜悯，有着过多的理解与同情，他没有像其他的作家在李清照的诗词贡献上做文章，而是把温软的笔触直指李清照的生活与处境，感情与内心。那是一个动乱时期，李清照这样一个弱女子，经受着国破，家破。夫亡，已病，没有自己儿女的痛苦的熬煎，作者写到了她的再婚与离婚，写到了一个渐渐进入老境的女人的愁苦伤痛与酸楚，写到她的寂寞无助与无奈。在李木生的笔下，这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中的女人，生活中的女人。这样的作品显得更真实，更形象，更生动。
三、在写作上更加着力个性的显现，追求文字的质感和手法的新变
作家中有一部分是已经成名的，一部分是新现的写手，前者由于经验而显得严谨，力求寻找新的思路，搜寻各种独特的人物和题材，后者则在文字和立意上下功夫，突出一种时代的气息和青春的力量。
阎纲的《五石头记》（2007年第4期《延河》），写出了各有形状、质地不同的五块石头，每一个石头引出的故事，又是那么地引人、逗人、感人，其中有友情，有真情，语言时而舒缓，时而跳跃，时而幽默，时而充满哲性，让人边读边同作者玩味。这可不仅仅是小小的五块石头。
毕淑敏的《毕淑敏散文二章》（2007年第1—2月号《诗潮》），写外出旅游的所历所感，其中《莎草纸的结婚证》写去埃及旅游，遇到有人用一种绚烂的莎草纸，在上面署文字，后来才弄清，那是以埃及的古文字复制的结婚证书。款式与从木乃伊身边挖出来的结婚证书一模一样。这让毕淑敏幽默了一把，细节的描写让人暗自含笑。《海盗的诗》是作者的另一种发现，那些诗同凶猛的海盗产生了距离，每一首似乎都可作为座右铭来读，有的是表明海盗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有的表明日常生活中如何待客，如何接受教育，如何尊重知识，如何珍重友谊。他们讲究办事的策略，待人的方法，他们吟咏智慧，歌唱高尚。比如《求知诗》：知识是海洋，宴席亦课堂。用耳细听取，用眼学榜样。君子慎言语，聆教乃有方。智者天下行，钱财存脑中。愚者行囊重，困时无所用。穷汉有头脑，力量胜富翁。还有《山妖的阶梯》写挪威山妖的丑陋与可爱，它们生性慵懒，但循规蹈矩；它们反应木讷，但天真善良；它们离群索居，偏又呼朋唤友；它们远离人又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山妖是名副其实的草根阶层，所以才受到百姓们的广泛喜爱。游记散文不好写，关键是看怎么样去用心，怎么样去用笔，毕淑敏展示给我们的是她旅游当中所发现的独特的现象和事物。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从中悟出很多的道理。
刘恪的《海然》（2007年第2期《山花》），是一篇大海的交响乐，文字深深地注入了作者对海的认识与理解，他写出海的博大、海的宽广，写出海的神话，海的传说。写出海的颜色，海的内涵，写出海的自在，海的苦涩。作者运用了近乎诗的语言来描述大海，不仅是写海这种自然的现象，自然的存在，也是写社会与人生，写广大与渺小，现实与梦幻，奋争与回报，接受与推拒的种种关系。
王芸的《与昭君无关的祭奠》（2007年第8期《海燕·都市美文》），以诗样的笔墨描绘出王昭君的美貌，这种美是一条香溪的美，是一个古典女子的美，也是一种被掩盖了的美，一种无奈的美，伤感的美，一种死后仍熠熠闪光的美。作者的表现手法是新颖的，以“墨痣”“琵琶”“桃花鱼”“青冢”为小题，以古文为缀尾，以空灵的文字为素描，把一个当代女子对一个古代女子的祭奠表现得凄美无限。四、继承又发扬。尝试赋体写作成为一大事件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散文的文体。形似散文，又有诗的内在韵律，散韵结合，铺叙造场，抒情造势。我觉得，它在当时就相当于现代的散文诗。赋的流变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等多个阶段。现在研究与创作的参照体多是指汉赋。
作赋必得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尤为通晓诗词曲赋；有饱满的创作激情，包括细腻的内在情感；有广域的文化积累，掌握所写历史、地理、人文等知识。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历史走到今天，文学呈多样化发展，各路写手多方发挥，更有以赋体著雄文，畅写如画江河，倾吐胸中澜涛，实为感佩。但万不可形成模式化，千篇一律，还要在意挚虞所言： “夫假象过人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光明日报》百城赋的征文活动，使很多的作者和读者猛然关注起了这种旧文体的写作形式，一城写出，全城注目。品头论足，指点优劣，在这个过程中，对历史的探究，对城市的沿革，对文词的运用，对赋体的认知都有了新的收获。“百城赋”中的篇章，起篇束尾各不相同，描写抒志各见特色，今人之文采，时代之气象尽显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魏明伦的《宜宾赋》，夏斐、汪晓清的《武汉赋》，袁裕陵的《南京赋》，陈录社的《长沙赋》，刘上洋的《九江赋》，商子秦、杨永林的《西安赋》等。
对赋这种文体的尝试，或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激赏、研习的可能。我们看到在赋体的写作中，很多都是散文作家，这是一次复古运动，也是一次中国文学精髓的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