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阅读留一份纪念:一位学人的读与思 节选

：生命的遇合(自序)
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出了本书——《隐痛与暗
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书出版后，我收到一位来自北京
的热心读者的来信，信中写道：
“读罢《隐痛与暗疾》，掩卷良久，喜!想不到今日
年轻学者有如此功力，竟然以如此犀锋，刺向现代文人
之空门。读来有如春风吹过，令死灰之心又生发出一丝
希望。呵!……君之勇气、锐气旷世难得，令人叹服。
敬!不知从何处能多看到些您的作品，请示博址、书 二
名、文篇……”
这样的夸奖当然让我耳热心跳，也令我愧不敢当。感谢这位
远方的热心读者，您字里行间显露出的那份鼓励令我感动，您字
里行间蕴涵着的那份期待让我奋进!您的信对我是*好的奖励、*强的激励和*大的鞭策。
作为作者，我始终认为，要想写出好作品，一要走路，二要
读书。在我看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仅可以广见闻，长知
识，更可以锻炼意志，锤炼灵魂。
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在我看来， “走路”和“读书”
正是“养吾浩然之气”的两条必由之路。不过，由于一己的习
惯，我更愿意通过“读书”的方式来养气。我想，只要用心去品
味，每次阅读，都能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可贵的感悟。手头有一本
钱理群先生写的《我的精神自传》，我正读到如下这段文字：
“我读鲁迅的书从出发点上就不是把它当作古董，
或者作纯学术的考究，而是带着人生种种困惑、苦恼、
渴求，到他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启示，学习如何做人，在
学习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积累的多了，因为种种机
缘，就倾诉而为书。我研究他，不是在学院中把他当作
研究对象，而是把他当作引导者，首先学会怎样做人，
然后有体会，写成书。”
钱先生的这番话给我如下的启示：读任何严肃的书，都应该
“带着人生种种困惑、苦恼、渴求”，然后，在这些书中“去寻求
心灵的启示，学习如何做人”。至于捉笔成文，那是因为“在学
二习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积累的多了，因为种种机缘，就倾诉而
为书”。事实上，这本《给阅读留一份纪念》，就是笔者阅读后的
“倾诉”。
坚持锻炼，可以拥有形体的美：坚持阅读，可以拥有灵魂的
美。书，不能成为摆设，也不应沦为工具。我认为，书，应该成
为喂养我们灵魂的粮食。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增加我
们生命的厚度，提升我们做人的品质。
书之于我们，不仅是精神上的契合，更是一种生命的遇合。
钱锺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
近日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自1974年
5月后一直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我到学部向
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
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
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许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
西尽头的办公室。”①
像钱锺书这样的人中之龙，竟然不得不以办公室为家，足见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多么牺惶多么窘迫。好在粉碎“四人
帮”后不久，钱锺书就搬进了位于三里河的新寓所。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
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
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
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
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②
钱锺书的新寓所共有四间房，和办公室相比，自然一个是天
一个是地了。当时，诗人何其芳是钱锺书的领导，他在参观了钱
锺书夫妇的新居之后，不禁发出一句由衷的感慨：“真想也有这
样一套房子。”连何其芳都可望不可即的房子，其规格、档次之
高就不言而喻了!
画家黄永玉也住在三里河南沙沟。“‘四人帮’覆亡之后，钱
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办公室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所，我有幸也搬到
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房子是好的，名字难听：
‘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
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即的十八幢
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往来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
， 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
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① ．
那么，是谁暗中相助让钱氏夫妇搬进这处高级住所的呢?杨
绛先生在书中给我们透露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住办公室期间，
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锺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
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
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
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 ‘始愿不及
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②
对胡乔木的暗中相助，钱氏夫妇当然心存感激，作为局外人
的我们也会因此对胡乔木生出一份敬意，毕竟，让钱锺书这样国
宝级人物住上好房子乃众望所归之事。胡乔木如此礼贤下士，相
信很多知识分子会从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不过如果把这事往深想
一点，我们的心里却会渐渐变凉。因为钱锺书不是因为名至实归
凭自己的本事住进“部长楼”的，而是靠做官的同学暗中出力才
如愿以偿搬进新居的。可见，钱锺书搬入新居不是对知识分子落
实政策，而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官员动用了一点权力帮助一个理应
得到帮助的老同学罢了。胡乔木此举极富人情味，合情但不一定
合理。若按正常渠道，钱氏夫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何其芳也有
资格住这样的房子。后者职称并不低于前者，且在行政上是前者
的领导，但何其芳却是想住而不得。所以，钱锺书搬入新居这件
事，并不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某种程
度来说，钱锺书能住上“部长楼”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恰好他有
一个做大官的同学，恰好这个同学和他私交不错，恰好这个同学
还极富同情心，几环中少了一环，钱锺书就难以搬进新居。胡乔
木帮助钱钟书解决住房问题当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但他的
方法似有不妥之处，因钱锺书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某份红头文件住
进“部长楼”的，而是因为某人打了招呼住进去，这就说明钱锺
书是凭借私交从“后门”住进部长楼的。那些没本事走后门的
人，当然会心里不平衡，发几句牢骚也就在所难免了。难怪在杨
绛先生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
‘胡乔木只把他*好的一面给你们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