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德行 内容简介

片断：
他常找我的原因，是他和楼里别的作家不怎么谈得拢。对后起的作家，又有些不满。不过对我竟例外。他和我也争执一些问题，两人也有不欢而散的时候，但由于关系深远的缘故，总算没闹到翻脸的程度。他对现实的评价，常没固定的标准，有时竟随着心情的变化而变化。近来挂在嘴上的，又是“保持平常心”，“甘于寂寞”，“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工作”之类的时髦语。论说我和费飞交往也几十年了，常听到他的，也就是这些在社会上随风流转的的格言。但我深知，他这个人貌似聪明，其实糊涂。
费飞成为我恩师的原因，说来竟是一个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20年前。那年我16岁。他下到我所在的陕西渭北的一个名叫锅山镇的小山镇里来体验生活，住在我家隔壁。在此之前锅山镇一直是他的“根据地”。可以说在我刚学会爬的年纪，他已经是锅山镇的常客了。所以甭看我生在锅山长在锅山，但对锅山熟悉的程度，未必如他。他断断续续到锅山来过二十几个年头。在乡人的感觉里，他像是季节性动物，每到雨季的时候，他便来了；过了雨季，他又走了。他出现的时候，像大公马一样，昂扬着严肃的头颅，踌躇满志左顾右盼，四肢轻巧地运动着，无论在街面或在田野里，他都是掂起脚，轻飘飘地走路，像怕踩了什么昆虫。遇见熟人，偶尔也凑上去，闲聊上几句。这情形一直延续了多年。到80年代初期，费飞人老了，跑不动了，这才不怎么来了。
我说的是那个夏天。一天下午，我刚从河边割了一筐青草回来，坐在饭馆门前的台阶上歇息。他当时也在镇子东街饭馆的凉棚下面，多喝了几杯酒，或者嗅到了什么特别的气息，情绪异常的高昂。他摇晃着戴茶镜的大脸盘，对并不知道写书是怎么回事的村民们解说道：
“任何人都可以写书，只要你愿意。写书就是讲故经（故事），比如东头喂头牯的老曹，焊煤油灯的小炉匠赵板刀，他两个人的故经都讲得很好。他们但若识字，把讲的故经写到纸上印成铅字，这就是写书。不懂的人以为写书很难，其实……”
费飞自以为揭穿了写书的谜底，伸长脖子抖着躯体哈哈大笑，笑声飘荡在小镇的上空。我听到他的话，吃了一惊。第二天下午，我去隔壁他住的地方，想听到他更多的见解。
他不在，窑门大敞着。我走进去，先是闻到窑里潮湿的气味，然后见桌上放着一本书，书名叫《鲁迅小说集》。我翻看了几页，里面有个名叫阿Q的愚人，摸了小尼姑的头，夜里睡不着觉。我感到有趣，手便有点痒了。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在这之前，我在村子里已有过一些偷瓜摸枣的经历。关于我手脚不干净的话，也时有传闻。所以，我竟没有多想，伸手便将这本书夹在我的衣服里面，匆匆逃走。
后记：
我写《骚土》的时候，曾固执地以为，用流行文学语体写作是堕落的行为。但在几年前，我出于生计的需要，用流行语体写过一本小说。那书写到一半我便追悔莫及，以至于后来很不愿对人提起它。今年，我又有背于自己追求的语言风格写了这么一本书。奇怪的是，直到*后完稿，我没感到丝毫的后悔。这且不说，对它还产生了别样的窃爱。其感觉，作个不恰当的比喻：《骚土》假如是我家室里的元配，这本书则是我妾，或在郊野旅店的艳遇。
当然，我不是风流之人。只是如今人们有趋同的习惯，比如喝可口可乐，唱卡拉OK，等等。因此，坚持自己主张，同时尊重阅读者的习惯，势在必然。老实说，几年里不能写出一本有分量且有发行量的小说，这等于给一个靠市场养活的卖字文人宣判了死刑。我处的情况，很严峻。京城人反感玩“花活儿”，又以手里有没有“活儿”论人，可见“活儿”的重要。言下之意，手里没有真正的“活儿”，活着是困难和狼狈的。卖文的生活，它给我太大的压力，也给我更大的促动，使我更要提高自己，严正自己。
写作时我隐约地感觉，这本书会与《骚土》一样，是一件真正的“活儿”。或许这样说有“王婆卖瓜”之嫌。如此也罢。
*后补充两点，其一，故事中所涉及的作家协会并非陕西省作家协会，但毫无疑问，它是所有那些官不官衙不衙的作家协会的影子。其二，故事中的文学“混混”张孝来也不是我本人。我只是看他年轻，不忍心将他写得太窝囊罢了。
还有，假如其中哪个人和哪个细节与现实太相似的话，我这里得言明，这纯粹是巧合。我不是有意为之。
1998年12月31日补记之。

一个作家的德行 本书特色

作家是什么德行？这话听起来像在骂人。确实本书是在暗地里骂人，骂的是那个荒唐年代的作家们，以及他们虚荣、猥琐的心灵，作者试图用小说的方式去展示和批判作家群体的文化人格和生存方式，作者还说要让“整个民族都能回到事实的基点，用大历史的眼光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