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应知道的成语趣说 目录

序
**章文化闲考
爱民如子——古代的纳税人意识
拔葵去织——古人的思维方式
白日做梦——古人的昼夜观
百步穿杨——古代的神箭手
不饮盗泉——古人忌讳多
晨钟暮鼓——令人怀旧的回响
莼羹鲈脍——“此行不为鲈鱼脍”
丹书铁券——“丹书铁券”好使吗?
多多益善——刘邦与韩信的一次“闲聊”
恶语伤人——“骂”中也有“文化”
分我杯羹——楚汉之际的一次人质事件
分香卖履——其实曹操很廉政
付诸洪乔——毁人书信的无赖
负才任气——狂放不羁的才子
负荆请罪——千古佳话“将相和”
姑妄听之——铁杵磨成针，你信吗?
好大喜功——好大喜功，伊于胡底?
红颜薄命——“红颜”与“薄命”的关系
红叶题诗——古代宫女的命运
鸡鸣狗盗——战国时期的养士风
买臣覆水——为“会稽愚妇”说点儿公道话
买椟还珠——售书乎?售金乎?
扪虱而谈——让王猛告诉你什么叫“酷毙”
奇技淫巧——小心烈马脱了缰
千里命驾——古代的“追星族”
入国问俗——在中西文化差异中找出我们的差距
三跪九叩——无形的辫子不好剪
三令五申——古代女子命贱如草
杀风景——甘露寺老僧的手杖及其他
始作俑者——由“始作俑”到缠足
竖子不足与谋——古人的一句名骂
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岂是等闲之辈
韬光养晦——一种无奈的选择
未老先衰——古人的寿命
未能免俗——社会习俗的力量
温良恭俭让——我国的“绅士文化”一瞥
文武全才——从戎何必投笔
问心无愧——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我见犹怜——有惊无险的一幕
先斩后奏——项羽将了楚怀王一军
闲情逸致——古人的休闲意识
挟天子以令诸侯——枭雄的一桩大买卖
惺惺惜惺惺——惺惺相惜佳话多
羞与哙伍——韩信不应轻樊哙
夜雨对床——夜雨潇潇谈兴浓
一诺千金——古人信用面面观
一言九鼎——古代的鼎
殷浩书空——殷浩的晚景
庸人自扰——庸人自扰的三种类型
羽扇纶巾——显示名士风度的用具
越俎代庖——丞相自有丞相事
枕石漱流——古代的隐士
知恩报恩——中国人的报恩意识
直谅多闻——古人交友的学问
至高无上——古人心目中的“天”
众毁所归——千古奇冤无过王莽
自知之明——由关羽羞辱孙权想到的
第二章成语别解
兵不厌诈——用兵也有“厌诈”时
不了了之——换个角度看“不了了之”
成败论人——我的“成功”观
附庸风雅——一桩语林“冤案”
沽名钓誉——善欲人知又何妨
贵人多忘事——贵人真的多忘事吗?
举案齐眉——“举案齐眉”可以休矣
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之交”未必“淡如水”
开卷有益——“开卷”不一定“有益”
美言不信——老子的话不能句句听
沐猴而冠——众说纷纭的一个成语
男女授受不亲——别把程朱的账记到孔孟名下
牛骥同皂——骥高牛一等?
鹊巢鸠占——暗度陈仓的杜鹃鸟
声色犬马——又是一桩“冤案”
玩物丧志——丧志与否因人而异
心无二用——专才与通才
夜郎自大——别拿夜郎人开涮
有志者事竟成——有志者事竞不成
愚公移山——愚公为什么不搬家?
坐怀不乱——柳下惠的故事别当真
第三章文学漫谈
不如归去——游子*怕子规啼
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不是因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的
长安居大不易——唐代文士艰难的求职之路
东涂西抹——古代文学的一种载体
环堵萧然——陶渊明“归去来”以后
九回肠——书生气十足的太史公
怜酒贪杯——假如文人没有酒
洛阳纸贵——令人神往的“通货膨胀”
人杰地灵——不朽诗文映山川
诗情画意——诗情画意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
世外桃源——陶渊明是小说高手
一字之师——“一字之师”可不是好当的
倚马可待——古人的才气
第四章人生智慧
福寿双全——吾本薄福人，宜行惜福事
改天换地——人类要放弃征服，学会敬畏
各得其所——人应该怎样与动物相处
两袖清风——智者的家业观
蛮触之争——我们就生活在蜗角内
南辕北辙——现实中的“南辕北辙”现象
青钱万选——钱之为物，味甘，性热，有毒
塞翁失马——磨难是一笔财富
游山玩水——山水随想录

最应知道的成语趣说 内容简介

放在案头的这部书稿，是许文峰君关于成语的随笔。信手翻开，马上就被它吸引住了。书稿以独立思考的观念为灵魂，以新颖别致的体例为骨骼，以丰富多彩的典故和生动优美的语言为血肉。不难看出，这是一本益人心智、雅俗共赏的好书。我手不释卷，先睹为快。作者的真知灼见，每每使我情不自禁地感叹。
综观全书，有三大亮点。
一日独特。作为人文类随笔体，作者以汉语成语为切人点，可谓匠心独运。汉语成语也是中国古今文化的一种载体，作者把它作为考察中国历史、人文的平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在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独辟蹊径，自成一格。
二日好看。文史典故的大量融入，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读此书，开眼界，长见识，哪怕纯粹把它当成文史典故的另类读本来读，也未尝不可。其实作者并不是故意掉书袋以显示博学，完全是根据文章题材的需要安排材料。惟其如此，作者在旁征博引的时候，或者一笔带过，或者适可而止，无拖泥带水、画蛇添足之感。比比皆是的典故、事例穿插其中，再加上独到的见解，漂亮的文笔，当然好看。
三日大气。这部书稿，绝无小家子气，读来只觉得举重若轻，沧桑老到，荡气回肠，大气十足。这种大气，来源于大历史、大人文的广阔视野，来源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厚积薄发，来源于透过事物的表层现象看穿其内在本质的敏锐观察，来源于悲天悯人
的哲人情怀。
读此书，如饮醇醪，初闻之，香；乍品之，纯；既饮之，醺。于是，体味到它纯正味浓的本色。作者如果没有相当深的功夫，断不能达到这一高度。为此，我欣然写下我的阅读心得，权且作为此书的小序吧！
本书以汉语成语为切入点，对中国的历史、人文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考察。其中，有对陈腐之见的针砭，有对文史典故的阐发，有对历史人物的藏否，有对名家诗文的鉴赏，有对知识误区的辨正，有对人生智慧的感悟……

最应知道的成语趣说 节选

**章文化闲考
爱民如子——古代的纳税人意识
“爱民如子”这个成语，打有封建时代的烙印。古代的皇帝，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员，也跟着以所谓“父母官”、“老爷”、“大人”自居。称百姓为庶民、众庶、黎民、黎元，还算是比较客气的。白丁、布衣、小人、黔首、匹夫匹妇、村夫野老等称呼，已经含有蔑视的意味了。至于贱民、刁民，则是侮辱性的称谓了。在官府的大堂之上，百姓告状是要下跪的。如果当官的能说出来“爱民如子”的话并且身体力行，那么小民只有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的份儿，哪里还敢挑刺儿，说“爱民如子”颠倒了官与民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官贵民贱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汉代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还乡时还故意穿上旧衣服，暂时隐瞒自己的身份，其动机也无非是看看家乡的熟人出出前倨后恭的洋相，满足一下自己发迹后的虚荣心罢了。范进没有中举的时候，他的岳丈胡屠户骂他个狗血喷头。中举以后，胡屠户马上变得诚惶诚恐，口称“贤婿老爷”。他心里清楚，一中举就意味着有官做了。可见，封建社会的官，地位是多么尊贵。
然而，封建社会产生纳税人意识的人还是有的。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先进思想。唐韦应物说“邑有流亡愧俸钱”，清龚自珍说“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音ye hu，船夫拉纤的号子声）泪滂沱”，郑板桥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实际上都表现出一种“纳税人意识”的觉醒。河南内乡的古县衙里有一副名联，把官与民的关系说得很透彻：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这副楹联为清康熙年间内乡知县高以永在任期间所撰。作者没有摆大老爷的架子，像是在拉家常，朴实亲切。虽然明白如话，却很耐人寻味。
当然，封建社会把黎民百姓视为衣食父母的官吏并不多。百姓耳闻目睹的，往往是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的仪仗，是“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柳宗元语）的悍吏，是“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杜荀鹤句），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句）。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民的地位空前的高。为官者习惯于自称“公仆”，自称“人民的勤务员”。但是口头上说说容易，真要进入角色，就不那么简单了。从现实情况看，官本位的思想还是相当严重的，封建时代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夫贵妻荣”等现象，今天仍然很有市场。拿着纳税人的钱一掷千金打水漂，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耍威风的情况时有发生。
但别管怎么说，“爱民如子”的说法，已经不合时宜。今天形容政府官员爱民，恐怕没有人再使用“爱民如子”这个成语了。这毕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拔葵去织——古人的思维方式
“拔葵去织”为居官者不与民争利的典故，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日：‘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这段话的意思是，公仪休（春秋时鲁相）回家看到妻子在织帛，大怒，把妻子赶出家门；吃饭时得知冬葵菜是自己家里种的，又大怒，把菜地里的冬葵都给拔了。他还“义正辞严”地说：“我拿着国家的工资，怎么能跟菜农和针线女争饭碗呢！”
我初读这段文字时，不禁哑然失笑。这位公仪休先生，实在迂腐得不轻！
我相信，公仪休拔葵去织的动机是高尚的，感情也是真诚的。但是随便出妻，也太不把女人当人看了。女人被丈夫休掉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对女人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别以为她是自家的亲属就可以随便休，她还应该有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古代的社会分工就是男耕女织，这位妇人把织帛看作自己理所当然的事，她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织帛会惹恼做官的丈夫。她肯定想不通，自己辛辛苦苦干活儿，究竟何过之有？即使按照所谓“七出”（古代男子休妻的七种“理由”）的说法，这位妇人织帛也不在可遗弃之列嘛。
再说“拔葵”。冬葵这种菜，现在不常见了，但是古时候却是一种普遍种植的大众蔬菜，大概跟现在的萝卜、大白菜差不多。从公仪休不愿与园夫争利来看，当时也有进城卖菜的菜农。如果城里的人吃菜都是自给自足，那么菜农们的菜就没有市场了。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况且，那时候吃财政饭的还不像后世那样多，即使“国家干部”们家家种菜，对菜市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何必动怒呢。再说，身为一国之相，怒气冲冲地到菜地里拔葵，也有失身份嘛。
在董仲舒看来，公仪休是古时的贤人君子；用今天的眼光看，公仪休就太不通情达理了。这可能是因为古人和今人的思维方式有时候不太一样。譬如：吴国的公子季札本来打算送给徐君一把宝剑，可是徐君已死。季札为了不失信，就把宝剑挂到徐君墓旁的树上，然后离去。至于那把宝剑以后落到谁的手里，他就不管了，反正名义上已经送给徐君。还有项仲山和郝子廉两个古人，一个在渭水边饮马，每次往河里投三个铜钱；一个在路途中饮水时，往井中投一枚铜钱。包拯曾在端州（治所在今广东肇庆市）做官。端州产名砚，世称端砚。包拯后来离任时，端州父老送给他一方端砚。包拯实在推辞不掉，只得收下。但是他实在不愿破了自己立下的规矩，事后又把那方端砚扔到了端州境内。
不过话说回来，认死理儿的公仪休虽然举止乖张，却具有了商品经济的思想萌芽。宋朝的张俞有一首题为《蚕妇》的诗：“昨日人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按此诗的逻辑，好像谁穿丝织品谁就应该养蚕——这怎么可能呢！虽然封建时代自然经济为主流，但是简单的社会分工还是有的，简单的商品生产也是有的，即使是养蚕人，也不会把养蚕、缫丝、纺织、染色、裁剪、缝纫等制衣工序全部包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仪休的见识在张俞之上。
自日做梦——古人的昼夜观
白日做梦，比喻幻想不可能实现。其实，将梦分为白日梦和黑夜梦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白天做的梦与夜里做的梦不会有什么虚幻程度上的区别。白天做的梦，能实现的照样实现；夜里做的梦，不能实现的照样实现不了。如果硬要给梦分类，可以分为模糊不清的梦和比较清晰的梦两类。比较清晰的梦又可以细分为可实现的（包括已经实现的）和不可实现的两种。
那么为什么不说夜里做梦而说白日做梦呢？这个问题本人无力考证，但是不妨谈谈个人的推测。
古代没有电灯，晚上只能以柴火、蜡烛、油灯照明，照明效果不佳，又耗费财物，所以人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以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反映了古人白天劳作，夜晚休息的生活方式。达官贵人们还是有红烛高照、张灯结彩的夜生活的，但与今天都市的夜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在古人的意识中，大白天是不兴睡觉的。夜晚反正做不成什么事，尽管酣睡，完全可以保证充分的休息，何必占用白天的时间，耽误读书或劳作呢。程门立雪的典故，也只是说程颐“偶瞑坐”，就是偶尔坐在那里打盹儿。尽管这个盹儿打得特别长（打盹儿期间下了一尺厚的雪），也不好算作昼寝。当然，古人昼寝的现象肯定是有的。王献之就曾趁羊欣昼寝的时候，在他穿的新绢裙上悄悄留下墨宝。但古人昼寝不会是普遍现象，与现在夏天普遍存在的午休现象是有明显区别的。
《三国演义》里写到刘备第三次顾茅庐时遇到诸葛亮昼寝。这样写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不能太当真。诸葛亮昼寝，多少还能显示出几分名士的派头。其他人昼寝，恐怕不但显示不出优雅的风度，反而让别人对其产生懒惰、贪图安逸的看法。孔子的弟子宰予因为昼寝，孔子竞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东汉的边孝先做教书先生的时候，好大白天睡觉。他的弟子们就编顺口溜嘲笑他：“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
如上所述，在古人的观念中，一般白天是不兴睡大觉的。你白天睡觉，人们就不以为然。你恰好又做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并且还把美梦说给别人听，听者就更不以为然了。于是就有了“白日做梦”的说法。
唐代金昌绪有一首题为《春怨》的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看来，做个好梦，别管能否实现，总比不做好。
百步穿杨——古代的神箭手
百步穿杨，形容善射。《战国策·西周策》载：“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由此而来。“穿杨”，不是穿杨树，而是穿柳叶。古诗文中杨柳常通用。如垂柳，也称垂杨；杨花，即柳絮。
古代举足两次称为一步，相当于现在的两步。百步的距离，至少应在150米以上。现代射箭比赛的射程，男子*远为90米。假如养由基今天参加奥运会的射箭比赛，拿冠军纯粹是小菜一碟。
东汉末年，袁术派纪灵攻打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援。吕布谁也不想得罪，又劝说不下，就令人在离中军一百五十步远的辕门外插定画戟，事先与两家约定，若一箭射中画戟小枝，则两家罢兵；如射不中，两家再厮杀。结果一箭射中。画戟的小枝虽然比柳叶大，但是吕布距目标远达一百五十步。因此，这一箭的难度当在百步穿杨之上。
射箭，首先要膂力过人。只有射得远，才能射得准。可以随便拉满的弓，射程必然有限。要百步穿杨，就得使用射得远的硬弓。而力量不够，是拉不开硬弓的。“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连一定的射程都达不到，自然谈不上射得准了。
李广有一次在夜里看到远处有一只卧虎，便一箭射过去。原来那是一块酷似卧虎的石头。走近一看，那支箭已经射到石头里了，可见力量之大。箭居然能穿石，李广自己也吃惊不小。于是又发几箭试试，却射不进去了。我猜测，如果历史上确有其事，那么李广的**支箭，恰好射到石头有缝隙或者已经风化的地方。
力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技巧。射箭命中目标的难度，要超过用枪射击。这是因为，子弹飞行的速度比箭快得多，风力、风向、地球引力等因素对它的影响，远远小于箭。
高超的射术，有时可以发挥事半功倍的威慑作用。唐朝名将薛仁贵，在九姓铁勒拥兵十余万来犯时，发三箭，射死三名敌酋，九姓铁勒于是慑服归降。军中歌日：“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绝的还得数一箭双雕的射法。隋朝长孙晟有一次看到二雕在空中争食，一箭射去，贯穿两雕。唐朝高骈也有一箭双雕之举。
话说回来，一箭双雕虽然是一绝，但毕竟属于滥杀。雕是食腐肉的动物，人一般是不吃雕肉的。射雕除了显示射箭人本领高强外，并没有什么意义。杜牧有两句诗说得有些人情味：“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然而，没有寄书任务的大雁，就该丧命吗？不过，射箭者如果能有杜牧这种有限的人情味，就已经很难得了。
不饮盗泉——古人忌讳多
“不饮盗泉”比喻为人正直廉洁。盗泉，古泉名，在山东泗水县。据古书《尸子》记载，孔子因厌恶“盗泉”之名，口渴也不饮其水。其实泉水本无名，“盗泉”之名，不过是命名者强加给它的，孔夫子忌讳“盗”字，宁渴不饮，未免太拘泥了。
广东南海县西北有个“贪泉”，世传饮之者贪得无厌。晋代清官吴隐之就不管这一套，他任广州刺史的时候，曾来到此泉，坦然饮之，并作了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就事论事，此公的见识，显然在孔夫子之上。
古人忌讳之多匪夷所思。曾子因为某地名叫“胜母”，就止步不前。在他看来，身为人子，不应该胜过自己的母亲。据《容斋随笔》记述，唐代时，诗人李贺因父亲名“晋肃”而不得参加进士科考试（“晋”、“进”同音）。裴德融参加科举考试，高锴是主考官。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与主考官的姓同音。裴德融虽然及第了，但是按当时的舆论，这是犯忌讳的，在社交上遭人歧视。唐代还有个叫崔殷梦的，他当主考官时，不敢录取姓“归”的考生，因为他父亲叫“龟从”。后唐天成初年，新任命的工部郎中于邺，按惯例去拜见工部尚书卢文纪，卢文纪却坚决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寻了短见。假如他明白卢文纪不见他，是因为卢文纪的父亲名嗣业，“业”与“邺”同音，也不至于自缢。
避家讳的影响面毕竟有限，避君讳就不一样了，横向牵涉到全社会，纵向牵涉到一个朝代乃至以后的朝代。汉文帝名恒，恒山就被改为常山，春秋时的田恒被改为田常。汉武帝名彻，前朝的蒯彻，就被改为蒯通。东汉隐士严子陵，实际上并不姓严，姓庄，因为东汉的明帝名庄，庄子陵就变成严子陵了。后人叫惯了严子陵，还以为他本来就姓严。西汉的王昭君，晋朝时不叫王昭君，叫明妃，避的是司马昭的“昭”字。晋代以后，昭君和明妃就并称了。唐太宗叫李世民，于是该用“世”字的时候，就用“代”代替，该用“民”字的时候，就用“人”代替。清圣祖（康熙）名玄烨，于是在清人著作或清朝刻的古书中，带“玄”字的玄鸟、玄武、玄黄，就成了元鸟、元武、元黄。武则天更绝，为了独享名字的专有权，特意造了一个“曌”字。
有时候，人们还把某些祸事的发生，附会为犯忌所致。宋代严州分水县原来的匾额上，“分水县”的“分”字是用草书书写的。后来有个县令换了一块自己用真书题写的匾额。那一年分水县持刀杀人的案件特别多，善于联想的人就认为跟换匾额有关系，因为真书写的“分”字，一拆开看就是“八刀”。南宋时还有个在徽州做地方官的卢珞，也有题写匾额的嗜好。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他凭借特殊的身份，把辖内谯楼、仪门乃至亭台楼阁的匾额换了个遍。不知道此公收不收润笔。如果收的话，大概还不是个小数目。卢珞喜用枯笔，匾额上的字显得很干燥，有些所谓先知先觉的人私下议论，认为不祥。次年四月，官府的仓库发生火灾，大火烧了一天两夜，周围的官舍和民宅被焚烧一空。卢珞枯笔写的匾额，竞被人们视为祸根。果真如此的话，阴雨连绵造成涝灾的地区，倒不妨换上枯字匾额试试，所费不多，却可以收止雨之效。反之，久旱不雨的地区，都换上笔墨滋润，水气淋漓的匾额，以促成甘霖早降，旱魔俯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