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应知道的成语趣说 目录

最应知道的成语趣说 内容简介

放在案头的这部书稿，是许文峰君关于成语的随笔。信手翻开，马上就被它吸引住了。书稿以独立思考的观念为灵魂，以新颖别致的体例为骨骼，以丰富多彩的典故和生动优美的语言为血肉。不难看出，这是一本益人心智、雅俗共赏的好书。我手不释卷，先睹为快。作者的真知灼见，每每使我情不自禁地感叹。
综观全书，有三大亮点。
一日独特。作为人文类随笔体，作者以汉语成语为切人点，可谓匠心独运。汉语成语也是中国古今文化的一种载体，作者把它作为考察中国历史、人文的平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在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独辟蹊径，自成一格。
二日好看。文史典故的大量融入，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读此书，开眼界，长见识，哪怕纯粹把它当成文史典故的另类读本来读，也未尝不可。其实作者并不是故意掉书袋以显示博学，完全是根据文章题材的需要安排材料。惟其如此，作者在旁征博引的时候，或者一笔带过，或者适可而止，无拖泥带水、画蛇添足之感。比比皆是的典故、事例穿插其中，再加上独到的见解，漂亮的文笔，当然好看。
三日大气。这部书稿，绝无小家子气，读来只觉得举重若轻，沧桑老到，荡气回肠，大气十足。这种大气，来源于大历史、大人文的广阔视野，来源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厚积薄发，来源于透过事物的表层现象看穿其内在本质的敏锐观察，来源于悲天悯人
的哲人情怀。
读此书，如饮醇醪，初闻之，香；乍品之，纯；既饮之，醺。于是，体味到它纯正味浓的本色。作者如果没有相当深的功夫，断不能达到这一高度。为此，我欣然写下我的阅读心得，权且作为此书的小序吧！
本书以汉语成语为切入点，对中国的历史、人文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考察。其中，有对陈腐之见的针砭，有对文史典故的阐发，有对历史人物的藏否，有对名家诗文的鉴赏，有对知识误区的辨正，有对人生智慧的感悟……

最应知道的成语趣说 节选

**章文化闲考
爱民如子——古代的纳税人意识
“爱民如子”这个成语，打有封建时代的烙印。古代的皇帝，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为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员，也跟着以所谓“父母官”、“老爷”、“大人”自居。称百姓为庶民、众庶、黎民、黎元，还算是比较客气的。白丁、布衣、小人、黔首、匹夫匹妇、村夫野老等称呼，已经含有蔑视的意味了。至于贱民、刁民，则是侮辱性的称谓了。在官府的大堂之上，百姓告状是要下跪的。如果当官的能说出来“爱民如子”的话并且身体力行，那么小民只有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的份儿，哪里还敢挑刺儿，说“爱民如子”颠倒了官与民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官贵民贱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汉代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还乡时还故意穿上旧衣服，暂时隐瞒自己的身份，其动机也无非是看看家乡的熟人出出前倨后恭的洋相，满足一下自己发迹后的虚荣心罢了。范进没有中举的时候，他的岳丈胡屠户骂他个狗血喷头。中举以后，胡屠户马上变得诚惶诚恐，口称“贤婿老爷”。他心里清楚，一中举就意味着有官做了。可见，封建社会的官，地位是多么尊贵。
然而，封建社会产生纳税人意识的人还是有的。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先进思想。唐韦应物说“邑有流亡愧俸钱”，清龚自珍说“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音ye hu，船夫拉纤的号子声）泪滂沱”，郑板桥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实际上都表现出一种“纳税人意识”的觉醒。河南内乡的古县衙里有一副名联，把官与民的关系说得很透彻：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这副楹联为清康熙年间内乡知县高以永在任期间所撰。作者没有摆大老爷的架子，像是在拉家常，朴实亲切。虽然明白如话，却很耐人寻味。
当然，封建社会把黎民百姓视为衣食父母的官吏并不多。百姓耳闻目睹的，往往是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的仪仗，是“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柳宗元语）的悍吏，是“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杜荀鹤句），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句）。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民的地位空前的高。为官者习惯于自称“公仆”，自称“人民的勤务员”。但是口头上说说容易，真要进入角色，就不那么简单了。从现实情况看，官本位的思想还是相当严重的，封建时代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夫贵妻荣”等现象，今天仍然很有市场。拿着纳税人的钱一掷千金打水漂，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耍威风的情况时有发生。
但别管怎么说，“爱民如子”的说法，已经不合时宜。今天形容政府官员爱民，恐怕没有人再使用“爱民如子”这个成语了。这毕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拔葵去织——古人的思维方式
“拔葵去织”为居官者不与民争利的典故，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日：‘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这段话的意思是，公仪休（春秋时鲁相）回家看到妻子在织帛，大怒，把妻子赶出家门；吃饭时得知冬葵菜是自己家里种的，又大怒，把菜地里的冬葵都给拔了。他还“义正辞严”地说：“我拿着国家的工资，怎么能跟菜农和针线女争饭碗呢！”
我初读这段文字时，不禁哑然失笑。这位公仪休先生，实在迂腐得不轻！
我相信，公仪休拔葵去织的动机是高尚的，感情也是真诚的。但是随便出妻，也太不把女人当人看了。女人被丈夫休掉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对女人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别以为她是自家的亲属就可以随便休，她还应该有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古代的社会分工就是男耕女织，这位妇人把织帛看作自己理所当然的事，她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织帛会惹恼做官的丈夫。她肯定想不通，自己辛辛苦苦干活儿，究竟何过之有？即使按照所谓“七出”（古代男子休妻的七种“理由”）的说法，这位妇人织帛也不在可遗弃之列嘛。
再说“拔葵”。冬葵这种菜，现在不常见了，但是古时候却是一种普遍种植的大众蔬菜，大概跟现在的萝卜、大白菜差不多。从公仪休不愿与园夫争利来看，当时也有进城卖菜的菜农。如果城里的人吃菜都是自给自足，那么菜农们的菜就没有市场了。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况且，那时候吃财政饭的还不像后世那样多，即使“国家干部”们家家种菜，对菜市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何必动怒呢。再说，身为一国之相，怒气冲冲地到菜地里拔葵，也有失身份嘛。
在董仲舒看来，公仪休是古时的贤人君子；用今天的眼光看，公仪休就太不通情达理了。这可能是因为古人和今人的思维方式有时候不太一样。譬如：吴国的公子季札本来打算送给徐君一把宝剑，可是徐君已死。季札为了不失信，就把宝剑挂到徐君墓旁的树上，然后离去。至于那把宝剑以后落到谁的手里，他就不管了，反正名义上已经送给徐君。还有项仲山和郝子廉两个古人，一个在渭水边饮马，每次往河里投三个铜钱；一个在路途中饮水时，往井中投一枚铜钱。包拯曾在端州（治所在今广东肇庆市）做官。端州产名砚，世称端砚。包拯后来离任时，端州父老送给他一方端砚。包拯实在推辞不掉，只得收下。但是他实在不愿破了自己立下的规矩，事后又把那方端砚扔到了端州境内。
不过话说回来，认死理儿的公仪休虽然举止乖张，却具有了商品经济的思想萌芽。宋朝的张俞有一首题为《蚕妇》的诗：“昨日人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按此诗的逻辑，好像谁穿丝织品谁就应该养蚕——这怎么可能呢！虽然封建时代自然经济为主流，但是简单的社会分工还是有的，简单的商品生产也是有的，即使是养蚕人，也不会把养蚕、缫丝、纺织、染色、裁剪、缝纫等制衣工序全部包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仪休的见识在张俞之上。
自日做梦——古人的昼夜观
白日做梦，比喻幻想不可能实现。其实，将梦分为白日梦和黑夜梦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白天做的梦与夜里做的梦不会有什么虚幻程度上的区别。白天做的梦，能实现的照样实现；夜里做的梦，不能实现的照样实现不了。如果硬要给梦分类，可以分为模糊不清的梦和比较清晰的梦两类。比较清晰的梦又可以细分为可实现的（包括已经实现的）和不可实现的两种。
那么为什么不说夜里做梦而说白日做梦呢？这个问题本人无力考证，但是不妨谈谈个人的推测。
古代没有电灯，晚上只能以柴火、蜡烛、油灯照明，照明效果不佳，又耗费财物，所以人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以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反映了古人白天劳作，夜晚休息的生活方式。达官贵人们还是有红烛高照、张灯结彩的夜生活的，但与今天都市的夜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在古人的意识中，大白天是不兴睡觉的。夜晚反正做不成什么事，尽管酣睡，完全可以保证充分的休息，何必占用白天的时间，耽误读书或劳作呢。程门立雪的典故，也只是说程颐“偶瞑坐”，就是偶尔坐在那里打盹儿。尽管这个盹儿打得特别长（打盹儿期间下了一尺厚的雪），也不好算作昼寝。当然，古人昼寝的现象肯定是有的。王献之就曾趁羊欣昼寝的时候，在他穿的新绢裙上悄悄留下墨宝。但古人昼寝不会是普遍现象，与现在夏天普遍存在的午休现象是有明显区别的。
《三国演义》里写到刘备第三次顾茅庐时遇到诸葛亮昼寝。这样写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不能太当真。诸葛亮昼寝，多少还能显示出几分名士的派头。其他人昼寝，恐怕不但显示不出优雅的风度，反而让别人对其产生懒惰、贪图安逸的看法。孔子的弟子宰予因为昼寝，孔子竞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东汉的边孝先做教书先生的时候，好大白天睡觉。他的弟子们就编顺口溜嘲笑他：“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
如上所述，在古人的观念中，一般白天是不兴睡大觉的。你白天睡觉，人们就不以为然。你恰好又做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并且还把美梦说给别人听，听者就更不以为然了。于是就有了“白日做梦”的说法。
唐代金昌绪有一首题为《春怨》的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看来，做个好梦，别管能否实现，总比不做好。
百步穿杨——古代的神箭手
百步穿杨，形容善射。《战国策·西周策》载：“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由此而来。“穿杨”，不是穿杨树，而是穿柳叶。古诗文中杨柳常通用。如垂柳，也称垂杨；杨花，即柳絮。
古代举足两次称为一步，相当于现在的两步。百步的距离，至少应在150米以上。现代射箭比赛的射程，男子*远为90米。假如养由基今天参加奥运会的射箭比赛，拿冠军纯粹是小菜一碟。
东汉末年，袁术派纪灵攻打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援。吕布谁也不想得罪，又劝说不下，就令人在离中军一百五十步远的辕门外插定画戟，事先与两家约定，若一箭射中画戟小枝，则两家罢兵；如射不中，两家再厮杀。结果一箭射中。画戟的小枝虽然比柳叶大，但是吕布距目标远达一百五十步。因此，这一箭的难度当在百步穿杨之上。
射箭，首先要膂力过人。只有射得远，才能射得准。可以随便拉满的弓，射程必然有限。要百步穿杨，就得使用射得远的硬弓。而力量不够，是拉不开硬弓的。“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连一定的射程都达不到，自然谈不上射得准了。
李广有一次在夜里看到远处有一只卧虎，便一箭射过去。原来那是一块酷似卧虎的石头。走近一看，那支箭已经射到石头里了，可见力量之大。箭居然能穿石，李广自己也吃惊不小。于是又发几箭试试，却射不进去了。我猜测，如果历史上确有其事，那么李广的**支箭，恰好射到石头有缝隙或者已经风化的地方。
力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技巧。射箭命中目标的难度，要超过用枪射击。这是因为，子弹飞行的速度比箭快得多，风力、风向、地球引力等因素对它的影响，远远小于箭。
高超的射术，有时可以发挥事半功倍的威慑作用。唐朝名将薛仁贵，在九姓铁勒拥兵十余万来犯时，发三箭，射死三名敌酋，九姓铁勒于是慑服归降。军中歌日：“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绝的还得数一箭双雕的射法。隋朝长孙晟有一次看到二雕在空中争食，一箭射去，贯穿两雕。唐朝高骈也有一箭双雕之举。
话说回来，一箭双雕虽然是一绝，但毕竟属于滥杀。雕是食腐肉的动物，人一般是不吃雕肉的。射雕除了显示射箭人本领高强外，并没有什么意义。杜牧有两句诗说得有些人情味：“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然而，没有寄书任务的大雁，就该丧命吗？不过，射箭者如果能有杜牧这种有限的人情味，就已经很难得了。
不饮盗泉——古人忌讳多
“不饮盗泉”比喻为人正直廉洁。盗泉，古泉名，在山东泗水县。据古书《尸子》记载，孔子因厌恶“盗泉”之名，口渴也不饮其水。其实泉水本无名，“盗泉”之名，不过是命名者强加给它的，孔夫子忌讳“盗”字，宁渴不饮，未免太拘泥了。
广东南海县西北有个“贪泉”，世传饮之者贪得无厌。晋代清官吴隐之就不管这一套，他任广州刺史的时候，曾来到此泉，坦然饮之，并作了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就事论事，此公的见识，显然在孔夫子之上。
古人忌讳之多匪夷所思。曾子因为某地名叫“胜母”，就止步不前。在他看来，身为人子，不应该胜过自己的母亲。据《容斋随笔》记述，唐代时，诗人李贺因父亲名“晋肃”而不得参加进士科考试（“晋”、“进”同音）。裴德融参加科举考试，高锴是主考官。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与主考官的姓同音。裴德融虽然及第了，但是按当时的舆论，这是犯忌讳的，在社交上遭人歧视。唐代还有个叫崔殷梦的，他当主考官时，不敢录取姓“归”的考生，因为他父亲叫“龟从”。后唐天成初年，新任命的工部郎中于邺，按惯例去拜见工部尚书卢文纪，卢文纪却坚决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寻了短见。假如他明白卢文纪不见他，是因为卢文纪的父亲名嗣业，“业”与“邺”同音，也不至于自缢。
避家讳的影响面毕竟有限，避君讳就不一样了，横向牵涉到全社会，纵向牵涉到一个朝代乃至以后的朝代。汉文帝名恒，恒山就被改为常山，春秋时的田恒被改为田常。汉武帝名彻，前朝的蒯彻，就被改为蒯通。东汉隐士严子陵，实际上并不姓严，姓庄，因为东汉的明帝名庄，庄子陵就变成严子陵了。后人叫惯了严子陵，还以为他本来就姓严。西汉的王昭君，晋朝时不叫王昭君，叫明妃，避的是司马昭的“昭”字。晋代以后，昭君和明妃就并称了。唐太宗叫李世民，于是该用“世”字的时候，就用“代”代替，该用“民”字的时候，就用“人”代替。清圣祖（康熙）名玄烨，于是在清人著作或清朝刻的古书中，带“玄”字的玄鸟、玄武、玄黄，就成了元鸟、元武、元黄。武则天更绝，为了独享名字的专有权，特意造了一个“曌”字。
有时候，人们还把某些祸事的发生，附会为犯忌所致。宋代严州分水县原来的匾额上，“分水县”的“分”字是用草书书写的。后来有个县令换了一块自己用真书题写的匾额。那一年分水县持刀杀人的案件特别多，善于联想的人就认为跟换匾额有关系，因为真书写的“分”字，一拆开看就是“八刀”。南宋时还有个在徽州做地方官的卢珞，也有题写匾额的嗜好。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他凭借特殊的身份，把辖内谯楼、仪门乃至亭台楼阁的匾额换了个遍。不知道此公收不收润笔。如果收的话，大概还不是个小数目。卢珞喜用枯笔，匾额上的字显得很干燥，有些所谓先知先觉的人私下议论，认为不祥。次年四月，官府的仓库发生火灾，大火烧了一天两夜，周围的官舍和民宅被焚烧一空。卢珞枯笔写的匾额，竞被人们视为祸根。果真如此的话，阴雨连绵造成涝灾的地区，倒不妨换上枯字匾额试试，所费不多，却可以收止雨之效。反之，久旱不雨的地区，都换上笔墨滋润，水气淋漓的匾额，以促成甘霖早降，旱魔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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