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以透视主义认识论为主要武器,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了全面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世界的新解释。
本书是周国平当年的博士论文,是他花费巨大心血做了系统研究的成果,本书是他真正深入到尼采的问题思路之中,对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思想给出了相当清晰的分析,证明他不只是一位关心人生问题的诗性哲人,那么在周国平的世界里,尼采究竟是如何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哲学家呢?尼采究竟关心了什么……
什么是虚无主义
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
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哲学上首先使用“虚无主义”(Nihilismus)一词的是雅可比。雅可比在1799年给费希特的一封信里提到,他本人把唯心主义斥为虚无主义。很显然,他所使用的含义,与后来很不相同。
“虚无主义”一词流行开来,主要是通过屠格涅夫。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那部在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代表作《父与子》,其中的主角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巴札洛夫。屠格涅夫自己说,巴札洛夫的原型是一个使他大为惊叹的外省青年医生,“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是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阶段,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化身。”转引自鲍戈斯洛夫斯基: 《屠格涅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17页。在小说中,巴札洛夫的朋友和崇拜者阿尔卡狄这样说明虚无主义的含义:“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屠格涅夫: 《前夜•父与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28页。巴札洛夫也自称“否认一切”,他嘲笑普希金和诗,艺术,科学,逻辑,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后来他堕入情网,爱上了贵族女子雅津左娃,可他立即对自己的这种感情深为厌恶,加以否定,对意中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感情罢了”。
屠格涅夫笔下的虚无主义者是反对一切权威的偶像破坏者,他们只想破坏,无意建设。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向巴札洛夫指出:
“您否认一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您破坏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时也应该建设呢。”
巴札洛夫答道:“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屠格涅夫: 《前夜•父与子》,第262页。
事实上,在当时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这种否定一切的思潮有着相当市场,青年文学评论家皮萨列夫就是一个典型。他在1861年写道:“请容许我们用我们天生的怀疑主义来摇撼那些恹恹待毙的东西,那些陈腐的破家当——你们所称作普遍权威的东西。”“我们年轻人阵营的一句结语是——可能击溃的,必须击溃;受得起打击的,才是合适的;一击即溃的,尽是废物;无论你向右打去,向左打去,也不会有而且不可能有什么害处的……”转引自高尔基: 《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437页。这种破坏一切的激情在当时俄国农奴制度下无疑有革命性作用,但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却是人生无目的、无意义的悲观情绪。皮萨列夫在与拉夫洛夫论战时说:“拉夫洛夫向生活过程外寻找生活的理想和目的;我则在生活中只看见其过程,而排除其目的和理想。”转引自高尔基: 《俄国文学史》,第438页。当然,他之所以要排除,是因为他看不到生活本身有什么目的和理想。巴札洛夫对此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天,他和阿尔卡狄躺在一个干草墩的荫处聊天,叹道:“我想: 我躺在这儿草墩底下。……我占的这块小地方跟其余的没有我存在、并且和我不相干的大地方比起来是多么窄小;我所能生活的一段时间跟我出世以前和我去世以后的永恒比起来,又是多么短促。……在这个原子里,这个数学的点里,血液在循环,脑筋在活动,渴望着什么东西……这是多么荒谬!这是多么无聊!”屠格涅夫: 《前夜•父与子》,第361页。之所以藐视一切权威,摒弃一切信仰,否定一切原则,至深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这些权威、信仰、原则都不能为生命提供目的和意义了。在一个看破红尘的人眼中,人世的一切当然都失去了价值。
《父与子》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安德列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都出现过虚无主义者的形象。很奇怪,在19世纪,虚无主义似乎主要是一种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俄国现象。直到尼采死后,人们才从他的遗稿中发现,这位敏感的德国哲学家如此关注虚无主义问题,以至于把它看作欧洲人精神生活中*重大的事件,对之作了系统的哲学解说。
不速之客的到来
在根据遗稿整理的《强力意志》一书中,尼采用先知的口吻宣告:
“我讲的是*近二百年的历史。我描述那正在来临、而且不复能避免的事情: 虚无主义的到来。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可以讲述了,因为必然性本身正在这方面起作用。这一前景已经在用成百种征兆说话,这一命运正被到处预示;一切耳朵都已经耸起来倾听这未来的音乐。”《强力意志》,图宾根,1952,前言第2节,第3页。
“虚无主义站在门前: 我们的一切客人中这个*不祥的客人来自何方?”《强力意志》第1节,第7页。
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与俄国作家所指的含义十分接近。海德格尔认为,俄国作家所说的虚无主义与实证主义同义,表示那种只相信感官知觉可以达到的、即亲身经验的存在者,此外便否定一切的观点。这一说法似未必确切。其实,在多数俄国作家心目中,虚无主义者是一些“否定一切有价值东西、否定祖国全部文化的野蛮人物”。高尔基: 《俄国文学史》,第436页。他们是从价值着眼的。尼采也从价值着眼给虚无主义下定义:“什么是虚无主义?——就是*高价值丧失价值。缺乏目标;缺乏对‘为何’的答案。”《强力意志》第2节,第10页。
所谓“*高价值”,就是指历来形而上学所设置的赋予生存以终极的根据、目的、意义的本体,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均属此列。它们之丧失价值,使得生存失去了根据、目的、意义。随着*高价值丧失价值,附着于其上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丧失了价值。“丧失价值”,尼采用的是entwerten一词,在德语中表示一个过程。所以,虚无主义是*高价值丧失价值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形而上学解体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过程,虚无主义经历了由隐而显的不同阶段。在19世纪,自觉否定一切传统价值的虚无主义者究属少数,普遍表现出来的仅是一种缺乏信仰的状态。所以尼采说,虚无主义“正在来临”,“站在门前”,而并不把它当作一个既成事实。文明总是以某种信仰为前提的,信仰的实质是*高价值的设置。不管以往的形而上学所设置的*高价值如何谬误,倘若没有*高价值的设置,没有信仰,人类精神便会迷离失措,无所依傍,甚至走向平庸化、野蛮化。现代文明的危机,究其实质就是信仰危机。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的“成百种征兆”,指的便是到处显露出来的现代人缺乏信仰的精神空虚状态。
在尼采的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他对这种状态的描绘:“信仰的沦丧已经路人皆知……接踵而至的是: 敬畏、权威、信任的瓦解。”《尼采全集》,莱比锡,1894—1926,第11卷,第374页。“宗教的洪流已退,遗留下沼泽和池塘;民族又分崩离析,彼此敌对……科学……粉碎瓦解了曾经坚信的一切……事事都助长着正在来临的野蛮……如今地球上万般几乎都只取决于某种*粗暴邪恶的势力,取决于逐利者的利己主义和军事暴力统治者。”《尼采全集》,第1卷,第310页、311页。“没有一样东西立于坚固的足和坚定的自信……我们走在又滑又险的路上,如履薄冰: ——这条路很快就没有人再能在上面行走了。”《尼采全集》,第15卷,第188页。
缺乏信仰既可表现为惶惶不安的紧张,也可表现为无所用心的麻木。尼采讽刺道:“在我看来,今日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虚伪更为罕见了……虚伪属于有强大信仰的时代,在那时,人们甚至在被迫接受另一种信仰时,也不放弃从前的信仰。今日人们放弃它;或者更常见的是,再添上第二种信仰,——在每种场合他们都依然是诚实的。”拙译《偶象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79、80页。(以下引该书同此版本,不另注。)这种可以轻易放弃或添上的信仰当然只是一钱不值的赝品,适见出毫无信仰。所以,尼采又说:“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撒谎而‘心安理得’,毋宁说是典型的现代特征,人们差不多以此来定义现代性。现代人体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价值矛盾,他脚踩两只船,他同时说‘是’和‘否’。”拙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第318页。(以下引该书简称《尼采美学文选》。)
在*高价值丧失价值的历史过程中,基督教信仰的解体是一个决定性事件。历来形而上学都把*高价值赋予人类现实生存彼岸的某种超感性实体,而且这种实体愈来愈“神圣”,愈来愈升值,到了基督教的上帝,价值升至顶峰,同时也就辩证地开始了*高价值贬值的过程。尼采敏锐地看出,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乃是形而上学史上一切*高价值的总崩溃的标志,是形而上学基础本身的崩溃。“上帝死了”是尼采用以概括欧洲虚无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
上帝死了
海德格尔说:“尼采用虚无主义命名他*先认清的、业已支配前几个世纪并决定今后一个世纪的历史运动,他在下述简短命题中归纳了对这个运动的*重要解释:‘上帝死了。’这就是说,‘基督教的上帝,丧失了它对存在者和对人的规定性的权力。‘基督教的上帝,既是‘超感性事物’及其各种含义的主导观念,也是‘理想’和‘规范,、‘原则,和‘规则’、‘目的’和‘价值’的主导观念,它们被凌驾于存在者之上,为存在者整体‘提供’一个目标、一种秩序以及(如同人们简明地说的)一个‘意义’。虚无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运动,通过它,‘超感性事物,的统治崩溃和废除了,使得存在者本身也丧失了其价值和意义。”这段话准确地说明了“上帝死了”命题与虚无主义运动的关系:如果说“上帝”是“超感性事物”即形而上学的主导观念,那么,“上帝死了”就是虚无主义运动的主导观念。
早在中学时代,尼采阅读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他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就已经动摇。进入大学以后,在研读希腊文献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对新约作追本溯源的批判。在他的成名作《悲剧的诞生》(1870-1871)中,他**次攻击基督教,影射基督教牧师是“险恶小人”,悲叹德国精神背离神话故乡,“在服侍险恶小人中度日”。其实,在《悲剧的诞生》写作前后,尼采在别的手稿中已经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上帝死了”的思想,如此写道:“开始死亡的意志(正在死去的上帝)崩裂为个别性,它的追求永是失去了的统一,它的结局永是持续的崩溃。”“不是我们死于宗教之手,就是宗教死于我们之手。我相信古日耳曼箴言:诸神必死。”在《人性,太人性了》第二卷(1878-1879)中,尼采把人譬作囚徒,把上帝譬作牢头,把耶稣譬作牢头的儿子。牢头刚死,他的儿子说:“我将释放每个信仰我的人,完全像我父亲在世时那样。”
然而,也许这些只能算作“上帝死了”命题的前史。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是在《快乐的科学》(1882)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中。在前一本书里,尼采描写一个疯子大白天打着灯笼在市场上寻找上帝,他对聚集在市场上的人们说:“上帝哪里去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并且以经典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命题:Gott ist todt(“上帝死了”)。在后一本书里,尼采又从各个不同角度多次重复了这个命题。
长期以来,“上帝”观念始终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它凝聚了一切*高价值,向人许诺不朽、至善和宇宙秩序。有了上帝,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从灵魂不死中找到了安慰,动物性的人从上帝的神性中发现了自己的道德极境,孤独的个人从和谐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博爱中感受到了精神的充实。基督教诚然贬低了人的尘世价值,却在幻想中赋予了人以某种永恒价值。上帝的灵光使人显得渺小,但同时也给人生罩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基督教世界观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超自然的世界秩序。所以,哥白尼的天体说不但打击了神权,也打击了人类中心论,而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乐观气氛中沉醉不久,使开始觉察到人失去上帝后的悲凉境遇了。
自从帕斯卡尔以来,许多宗教思想家都指出,死亡问题是宗教意识的核心,宗教源于对不朽的渴望,是对死后虚无的绝望症的治疗。因此,宗教意识的衰落必然导致悲剧意识的复苏。上帝死了,灵魂不死的希望落了空,短暂的个体生命重又陷于无边无际的虚无的包围之中了。上帝的死意味着人的死成为无可挽救的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说:“一旦我们如此拒绝基督教的解释,把它的‘意义,判决为伪币制造,我们立刻以一种可怕的方式面临了叔本华的问题:生存究竟有一种意义吗?”后来加缪解释说:“人已经对自己的不朽感到彻底失望,被迫承认自己注定要死的命运,从而,人就决定杀死上帝。现代人的悲剧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上帝之死不但剥夺了生命的永恒性,而且剥夺了生命的神圣性。上帝创造的那个目的论宇宙崩溃了,万物复归于混乱。人只是宇宙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有何神圣可言?既然无神圣可言,也就无道德可言,因为道德总是以人对自身的某种神圣性的信念为前提的。人因为近神而获得尊严,正是这种尊严感支撑着道德,道德又反过来支撑着这种尊严感。没有了神,人的尊严遭到空前打击,他感到自己被降到了与万物相同的水平。“现代的普遍特征:人在他自己的心目中难以置信地丧失了尊严。长期充当现实存在(Desein)的中心和悲剧英雄;后来,至少致力于证明自己与现实存在之决定性的、自在地有价值的方面的亲缘关系——如一切形而上学家之所为,他们想维护人的尊严,凭藉他们的信念:道德价值是主要价值。谁放弃了上帝,谁就愈加热烈地信仰道德。”然而,在尼采看来,这是徒劳的,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崩溃之后,“一切必定随之倒塌,因为它们建筑在这信仰之上,依靠于它,生长在它里面:例如我们的整个欧洲道德。广浩连锁的崩溃、毁坏、没落、倾覆现在呈现在面前了……”对于基督徒来说,天国既是死后灵魂的归宿,也是生前善行的报偿。失去了天国,灵魂没有了归宿,生命和道德一齐失去了根据。
……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基本趋向是否弃以柏拉图的世界二分模式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从这个角度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尼采最早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是他在哲学上做的主要工作,也是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他完全是以哲学的方式进行这种批判的。对哲学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着重读一读本书的第二、三章,其中分别阐述了尼采的两个用当代哲学的眼光看十分前卫的观点。其一是“语言形而上学”,揭示了语言在传统形而上学的形成中起的关键作用,把语言问题作为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提了出来。其二是“透视主义”,论证了认识即解释,不存在摆脱透视关系的所谓本体世界,世界只能作为现象存在。这两个观点显示了尼采的卓越的哲学悟性和创见。
当然,尼采毕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于抽象概念王国的学院哲学家,他是痛感时代的虚无主义疾患,为了探究其根源和疗救之途径,才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全面批判的。在本书的第一章,归纳了他觉察到的虚无主义征兆,包括对信仰的无所谓态度,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生活方式的匆忙,不复有宁静的内心生活,勤劳——也就是拼命挣钱和花钱——成了唯一的美德;文化的平庸,内涵贫乏而外表花哨,商业成为文化的灵魂,记者取代天才,报刊支配社会。读到这些,我们会觉得尼采仿佛是生活在今天的时代似的。我想说的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也可能有值得一读的地方,有助于我们反思时代的弊病。我相信读者还会发现,虽然本书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并不难读。在不损害内容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学术著作写得明白通畅,我认为是一种好的趣味。
——摘自《文艺报》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已退休。
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
随感集:《人与永恒》、《风中的纸屑》、《碎句与短章》
诗集:《忧伤的情欲》
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
纪实文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
1998年底以前作品结集为《周国平文集》(1-6卷),译有《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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