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目录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内容简介

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的回忆录，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批判书，书中的历史问题不是秦皇汉武，不是唐宗宋祖，也不是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更不是华盛顿罗斯福，而是我党从延安到文革时期那段*惊心动魄却又*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段历史，只有这样有过切身经历又有反思精神的老革命写出来，才有真实性，才具震撼力。不信？请看！延安整风时，组织上对待那些不与党“一条心”的“两条心”们，作者写道：当时把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而被劝说（追查）多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能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思想紧张的程度非身历其境的人所能想像。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直要把你追向成“特务”，才能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你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不可能在革命阵营中有一立足之地。再比如，抗战胜利，作者在河北永年做县委书记，某次审讯汉奸宋品忍时，愤怒的群众冲向审判台，竟活剐了汉奸，后到的人只能捡了两三根骨头，边走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还比如，1957年反右时，人民大学的葛佩琦经组织上反复动员，针对党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谁知却先被《人大周报》，后被《人民日报》诬为“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 *终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哥嫂也不能幸免。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哪能想象得出来，并写出来！当然，作为回忆录，作者还回忆了几位当初一起闹革命的朋友，作家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多才多艺，书法篆刻皆通，因组织上的原因，可惜晚年得了“精神飘逸症”，作家李锐的父亲李成之（李直）比作者还早闹革命，因为几次政治运动上的错划，*后却迟迟落实不了政策。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节选

林希翎与葛佩琦
这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石派。但有的系，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得*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民大学来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现在，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我特地查阅了他的传记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了”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曾在反右倾中受到全国性的人民公社讨论会斗争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仕了人大党委书一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刘少奇讲话
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大概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时他也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场。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这也好，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说我吹捧刘少奇、王光美，吹捧“桃园经验”，顾亚立即起来更正，说“四清”时他给我当秘书，“桃园经验”的文件一直放在他那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提过一句。于是，关于吹捧“桃园经验”这条罪状，便从我的许多“三反”罪状中取消了。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相关资料

他(李新先生)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虽然我作为后辈不该这样放肆地说话。
——作家 王蒙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铲除、打倒。可是，那个一次又一次被打倒的历史，却从来也不能被消灭。它一次又一次地浴火重生，它一次又一次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来到我们中间。于是，流逝的岁月，一层又一层地在心底沉积出难以泯灭的分量。
——作家李锐
李新先生是一位思想敏锐的老干部，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在这本回忆录中，他以亲历者和历史家的独特视角，记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片断。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体验他一贯的主张——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就在于真实。
——学者 章百家

李新先生是党史和民国史界的前辈，站的位置高，自然能看到许多我辈小百姓看不到的东西。史家看到的是史料，而老百姓则看到的是故事。老先生故事讲得好，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学者 张鸣
先生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它是任何“经济效益”所不能替代的。
——学者陈铁健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作者简介

李新，1918年9月15日，生于四川荣昌县（今属重庆）。
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与李成之（作家李锐的父亲）、王方名（王小波的父亲）等为同学，关系密切，共同策划、领导四川的学生运动。之后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等职，并做过两年县委书记，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
建国后，不谋权力，主动请求进入教育界，协助吴玉章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后来长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
200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主编或参与主编多种大型专著，主要有三编十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已出二编三卷五册，中华书局1981～1987年版）、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十二卷）。合作编辑有《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孙中山全集》（第二到四卷，中华书局1982～1985年版）。个人专著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