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常识 内容简介

曹伯韩先生的《国学常识》一书，*初由上海文光书店于1947年2月刊行。2002年，时隔55年之后，三联书店将其纳入“三联精选”书系出版发行。在2002年版中，纠正了1947年版中的明显错讹，将原来的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为便利读者，在旧式注音符号后加了汉语拼音注释，删去原版书后所附索引。此外，对原书个别处因成书年代早而陈旧过时或不甚准确的提法，也以加注的方式做了说明。此次收入“中学图书馆文库”，即以“三联精选”版为底本，重加修订、编辑，改版发排，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或加以更正，或加注说明。《国学常识》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国学入门读物。作者以浅显流畅的文字，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文学、科学、艺术及其代表性的学人、源流、派别及学术观点，一一做了评述。读者可以凭借此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形成对于国学的完整概念；对于有志于深入研究的朋友，《国学常识》可以作为进入国学之门径。

国学常识 本书特色

国学的派别，国学与世界学术，研读古籍的阶梯，魏晋时代的玄学，佛学与儒学。

国学常识 目录

编例
**章 概说
一 所谓国学
二 国学在清代
三 国学的分科
四 国学的派别
五 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
六 欧美学术的影响
七 “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
八 国学与世界学术
九 专门研究与基本知识
一0 研究的态度及准备工作
第二章 语文
一一 研读古籍的阶梯
一二 所谓小学
一三 六书
一四 字形的演变
一五 字义的演变
一六 训诂学
一七 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一八 方言学
一九 字音的变迁
二0 语言和文字的分离
二一 双声叠韵
二二 反切
二三 四声
二四 声韵学
二五 字母
二六 韵部
二七 古音之推定
第三章 古物
二八 金石之学
二九 殷墟发掘
三0 甲骨之学
三一 古物与社会学
三二 无文字的古物
三三 古物与考证学
三四 古物与古书
第四章 书籍
三五 传写本与刻本
三六 版本之学
三七 校雠之学
三八 章句之学
三九 目录之学
四0 图书分类法
四一 辑佚及辨伪
四二 类书及丛书
四三 考证学与读书法
第五章 经学
四四 五经、十三经、四书
四五 《易经》
四六 《书经》
四七 《诗经》
四八 三礼
四九 《春秋》
五0 《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五一 经之传授
五二 今文经学与谶纬
五三 古今文学派的斗争
五四 汉以后的经学
五五 清代的经学
五六 经学的扬弃
第六章 史地
五七 所谓正史
五八 正史的内容
五九 编年史
六0 纪事本末
六一别史
六二政书
六三杂史传记及其他
六四学术史
六五史评
六六地理
六七历史哲学
六八新史学的产生
六九新史学的业绩
第七章诸子
七0诸子的学术派别
七一儒家
七二道家
七三墨家
七四别墨及名家
七五法家
七六兵家及其他
七七王充之学
七八魏晋时代的玄学
七九子学之兴起与消沉
第八章佛学
八0初期的佛教
八一佛教的中国化
八二流传中国诸宗派
八三小乘诸宗
八四传自印度的大乘诸宗
八五 中国独创的大乘诸宗
八六佛学与儒学
八七因明学
八八唯识论中的心理学
八九现时佛学的趋势
第九章理学
九0宋明理学的产生
九一周敦颐与邵雍
九二张载及二程
九三集宋学大成的朱熹
九四陆象山与杨慈湖
九五浙东学派
九六宋末至明初之理学
九七王阳明之学
九八清初各大师对于理学的批判
九九理学批判的*高发展
一00 宋明理学的没落与新理学的产生
第十章诗赋词曲
一0一文学的范围与类别
一0二*早的诗总集
一0三楚辞
一0四赋
一0五乐府
一0六五言诗
一0七陶渊明与南北朝诗
一0八唐诗
一0九李白、杜甫
一一0唐以后的重要诗人
一一一词
一一二重要词人
一一三散曲
第十一章散文和骈文
一一四散文和骈文的分别
一一五散文与骈文的分合
一一六周秦汉的散文
一一七六朝文
一一八唐宋八大古文家
一一九明清两代的古文家
一二0所谓古文义法
一二一骈文的标准化及其支流
一二二八股文及对联
一二三文艺论评
一二四文体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变动
第十二章新被重视的文学
一二五戏曲的摇篮期
一二六戏曲的成长期
一二七唐以前的小说
一二八宋元明的小说
一二九清代的小说
一三0宝卷、弹词、鼓词
一三一中国文学与东方诸民族的相互影响
一三二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关系
第十三章科学及艺术
一三三自然科学在国学中的地位
一三四天文学和历法
一三五数学
一三六物理学及化学
一三七医学
一三八应用技术
一三九科学与迷信
一四0艺术
一四一绘画及书法篆刻
一四二音乐
本书参考书目

国学常识 节选

**章概说一所谓国学国学这个名词发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氏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大概他们就是国学两个字的*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发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两个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二国学在清代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的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氏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内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作为二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唯一任务，已是当然之理，而自己创立的学说，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也是无庸多说的。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很可以供我们利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三国学的分科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的，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他们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所以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也有诗词歌赋的文学作品，也有评论史事的论文，也有代圣贤立言的经书注疏，可说对整个学术范围内的各方面都有所贡献。但就个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浅深说，本来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学人仍然只能以一种专长著名，如朱熹以理学著名，李白以诗著名，人们决不会指朱熹为诗人，指李白为理学家。所以事实上，国学仍然是分了部门的。曾国藩把学术分成“义理”（即性理之学或理学）、“考据”（即考证学）、“词章”三大部门（戴东原亦曾如是分类），他写给他弟弟的信说：“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日义理之学，日考据之学，日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在这个指导读书方法的信中，我们看到他们怎样说明三大部门的学术，怎样主张选科，并且指出在义理一门之下，还可以按照经书的种类及史书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过三大部门的研究对象，都是经史，整个学术范围，非常狭小。诸子百家，只当做参考书，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的范围以内。三大部门的重要性，是义理**，词章第二，考据*末了，他的话完全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义理之学，照理应该还有老学、墨学等等的专科，但因儒家的独占，就没有它们的份儿了。词章之学，包括诗及古文两个主要部门，其次有赋、词、曲、骈文等。现代文学所尊重的小说及戏曲，过去不被重视。考据之学，除按照经书的种类分科外，又按照问题性质而分科，如专门考名物制度的狭义的“考证学”及专门考文字训诂的“小学”，以及专门考书籍源流真伪的“校雠学”，是三大科别，此外还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如小学内分出声韵学、训诂学，以及金石学、甲骨学等，校雠学又分成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四国学的派别讲实证的学术，分科繁而派别少，尚玄思的学术则相反。国学以古书为对象，文字艰深古奥，又不免有遗漏和错误，后世的人无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来质疑，就只好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因解释的不同，而派别便产生了。以前说的“义理”、“考据”、“词章”的三种学术，虽然是三个部门，但同时也是三个派别，因为学者所采取的道路不同，对于同一古书的解释会得到相异的结果。所以曾国藩说他们“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在考据学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谓桐城派词章之学也抬头起来。桐城派文人以“载道之文”相标榜而讥诮考据学的支离破碎，无补于圣道。考据学者则讥诮桐城派文章没有内容，根本无所谓“道”。考据学者批评义理之学的空疏，可是义理学派也讥诮他们的破碎支离。这几派之中，考据派在学术界虽然称霸，但清政府所奖励的却以义理之学为主。义理学派即所谓宋明道学，因其解释经书遇着难解之处，不去找许多古书参证，考查原来的意义，只是“望文生义”，照字面去讲，所以人们说它空疏。其实这个学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义，不是完全不注意古书的遗漏错误，我们一看《四书》的朱注便知。这个学派的特点，是在于借孔孟的话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朱熹（晦庵）的《四书注》，就是宣传他的理气二元论。陆九渊（象山）更公然说“六经皆我注脚”。的确，他们表面上是注解经书，实际上是拿经书注解自己。可是朱熹还不敢公然这样讲，他的意思只是说，按之人情物理，孔孟的这些话应当这样解才对。朱氏是主张“格物致知”的，这就是从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因为这一点，使朱陆又分成两派。朱氏的学术，渊源于程颐（伊川），所以这派叫程朱派。陆象山之学，到明朝王守仁（阳明）而有彻底的发展，所以这派叫陆王派。程朱之学，讲求穷理尽性，称为理学。陆王也讲理，但程朱的理有客观性，而陆王的理是纯主观的，陆氏说“心即理”，所以人们为与程朱的理学分别起见，又叫陆王之学为“心学”。义理之学大致和现代所谓哲学相同，所以有派别，无分科。考据之学和现代所倡社会科学相像，所以有分科，也有派别。可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古书，所以考据之学的派别，不是从理论上分的，而是从古书的传授系统上面分的。汉朝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来提倡经书的研究，许多儒生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着经书进献，据说是因为古经原本已不容易觅取，他们这些儒生都是凭着口耳相传的方法，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的。后来却有人贡献古本经书了，那些书据说是藏在什么古建筑物（如孔子故宅）的夹壁中间，或者什么山岩里面，被人家发现出来的。有了这一套古字的原本，于是就有一班儒生来研究它。由于这种版本和前面那种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于是在研究者方面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实两者的分别不但在文字上，就是内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这点后面再说）。这两派经学家所做的事，或系考证古书的真伪，或系考证古书上的名词器物和制度，或系探讨古代文字的意义，或系探讨经书的微言大义，所以一般称为考据之学，因为考据之学创于汉朝，又称汉学，而和汉学相对待的义理之学，因为创于宋朝，就叫宋学。在词章之学方面，古文和骈文不但是两个门类，同时又是两个派别的名称。骈文是四六对偶的文体，古文（这个古文和经学上的古文，名同而实异）是不要对仗的散文，研究骈文的就反对古文，研究古文的就反对骈文，因而形成两大派别。清朝除这两大派对立外，古文派内部又有桐城派和阳湖派的分别。五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考证学派所用的方法是欧洲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从考证学大师戴东原的治学方法可以证明。梁启超曾举出它的十大特点，大意如下：（一）凡建立一个主张，必须依靠证据。（二）选择证据，以时代为标准，时代越古的证据，就越认为可靠。（三）孤单的证据不能建立确定的结论：其无反证者暂时保存之，得有续证则渐又信仰之，遇有力之反证则抛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都认为不道德。（五）*喜欢集合许多同类的事项，做比较的研究，而探寻其一般的规律。（六）采用旧的学说，必须明显地引用，反对暗中偷用。（七）彼此见解不同，尽量发展论争，弟子也可以驳难本师，被批评者并不生气。（八）论争以本问题为范围，采客观的理智的态度，对于对方意见亦同样尊重，反对谩骂讥讽及牵涉题外。（九）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十）文体主张朴实简洁，反对哕哕嗦嗦。以上这种方法，显然是西洋所谓实证主义的具体应用。胡适也曾经说过清代考据之学的特点有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这两者就是科学方法的要点。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虽然是进步的，但所研究的对象非常狭隘，所获得的成果非常微末——虽然有极可宝贵的收获，但就多数学者所耗费的精力而比例地说，那成果是相对地小。除天文学及算学外，广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完全不被清代学者涉及。即就古学而论，所谓名物制度的考证是很少辉煌的成绩的。*大的收获只是在文字训诂方面。当时以考证著名的有戴东原及惠栋两派，戴派比较地富于批评精神，研究的成绩就比较多，文字训诂方面的收获是他们的功劳，惠栋派拘守汉儒传统，缺乏批评精神，其考证支离琐碎，不得要领。六欧美学术的影响欧洲自然科学的输入不自清末始，在明朝就开始了。从明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到清康熙三十九年（一七○○）之百余年间，西洋教士来到中国的有七十四人，著书二百七十种，除关于宗教者外，还有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伦理学等科的。中国历法，因受这个影响而有所改革。经学家因受这个影响而将天算之学纳入经学的范围，他们认为，经书里面有说及天象及历法之处，研究天算专门之学，正是通经致用的一部分工作，所以当时考证学大师戴东原，对于天文及数学，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考证学派之采用科学方法以研究经学，也不能不说是受了西学输入的影响。这个影响如果扩大，各种自然科学都有从经学里面逐渐生长出来的可能。例如从《禹贡》的研究，已发生了地理学的一部分（沿革地理）；从《毛诗》草木虫鱼的研究，可以发生动植物学。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没有新的发展，政治方面又为雍正帝的高压政策及乾隆帝的怀柔政策所笼罩，加之，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保存奉祀祖先等项旧的习俗，大为中国士大夫所不满，以致欧洲来华教士大受排斥，中西交通为之中断，所以西学影响，仅达到古书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为止。七“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传统的经学，到了康有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正统的考证学派（即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过此以后，人们都采用新工具、新材料来研究中国古文化了。完全采用新观点来整理国故，是从“五四”以后开始的。“五四”以后与“五四”以前的异点，在于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对于流俗之见虽然敢于批评，终于不敢彻底推翻传统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传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则始终不肯逾越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范围（他谈文字学，以许氏《说文》为绝对可靠，反对旁人根据甲骨文、钟鼎文以批评许氏之说）。“五四”以后，胡适、梁启超、顾颉刚诸氏的整理国故，是没有丝毫偶像观念的。胡适曾说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学术的思想，采取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他解释第三点说，整理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国学常识 作者简介

曹伯韩，（1897-1959），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著有六部语言学专著以及20余部历史，地理、国际关系、青年修养等社会科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其中《国学常识》、《民主浅说》、《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等文化普及读物，均曾产生过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