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 内容简介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解释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悖论的转型现象：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崩溃和政权的剧烈嬗变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失序以及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是同时完成了向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的转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东欧国家告别专制政治与计划经济的双重羁绊，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东欧国家转型出现这种结局的机理何在？《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作者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探讨东欧国家转型的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并且与之前拉丁美洲国家的转型进行比较，从而令人信服地指出，东欧国家中的某些至关重要的结构、制度、文化因素一方面制约了各种导致混乱、失序乃至危机的问题的出现或者减缓了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它们也确实有利于转型比较平稳的运行和实现。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为匈牙利人，作为一个亲历东欧历史性变革的学者，他对东欧转型的观察、理解、分析和思考有一种活生生的现场感。这也是本书让人感兴趣的特色所在。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东欧人本身对其转型历史的看法和评价。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 本书特色

在苏联解体之后，关于东欧会出现大范围政治与经济崩溃的黯淡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虽然经济衰退的程度很深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东欧的政治生活中却没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那种剧烈动荡的现象。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中东欧人对体制变革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的抗议要少于十年前的拉美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中东欧社会在面对经济困难时主要采用了较少破坏性的抗议形式？为什么许多人担心的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回潮没有出现？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能够抵御危机的威胁？经济危机对这一地区的政治领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激励作者写作《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的是这样两个问题：预言的失败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现实。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前言

与悲观性预言不同的是，尽管东欧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深刻和持久的衰退过程，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却似乎在那里扎下了根。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和十年前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相比，东欧人为何较少地对体制性变革所带来的残酷的社会后果表达抗议？为何那里没有出现地区性的威权或者民粹转向？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为何被证明为具有抗击危机的能力？以及经济危机以何种方式影响到该地区的政治局势？本书着重讨论的就是上述这些问题。我希望通过与拉丁美洲加以对比来帮助拓宽东欧转型研究的视野，反之亦然。我还希望向比较政治经济分析领域中那些想要探究东欧经验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报道该地区事务的记者们提供有趣的阅读材料。
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写作本书。从1993-1996年，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97年，我在位于华沙的中欧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在布达佩斯时，我参与了系里的一个名叫“转型目标为何”的研究项目。我们的目的是对中东欧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作出恰当的概念性说明。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 目录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 节选

第二章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
在本章中，我凭借对拉丁美洲经验的研究以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何以在东欧国家取得成功。更具体地讲，我将讨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通过对这两个地区发展路径的特征与结果的简要比较分析，我着重提出一些使它们能同样受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与策略的影响并接受这些观念与策略的重要的共同条件。我也会指出它们之问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可能会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地区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相互间的差异。
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何得以胜出？
大卫·利普顿与杰弗里·萨克斯在1990年初将东欧1989年革命领导者的政治决定称作是“对欧洲的回归”，这种回归包括建立多党制议会民主体制以及有着大规模私人部门的市场经济体制。利普顿与萨克斯也强调指出，在选择采用任何一种西欧经济模式之前，这些国家应该具有市场制度的“共同核心要素”（Lipton and Sachs，1990，1-2）。尽管在没有先选定某一种具体的市场体制模式之前就建立“核心”的市场制度似平并不可行，他们的实际意思可能是说，东欧民众在确立转型方案时必须在下述问题上达成共识：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制度”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利普顿与萨克斯发现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共识要多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
我的目的是理解东欧民众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达成这种共识。实际上，首要的问题便是：人们如何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对政策改革的共识？更具体地讲，我想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为何在东欧国家胜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
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我相信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是有助益的。人们要想将这种研究视为目前条件下的一种适当且有益的类比，就应该记住：到共产主义垮台时，新自由主义式的方略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政策范式。也是在1990年，约翰·威廉森（Iohn Williamson）发表《华盛顿所说的政策改革意味着什么》一文。在那篇文章中，约翰·威廉森描述了“华盛顿的对经济问题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机构当时的流行观念”，这些人物与机构包括国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的财经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思想库（Williamson，1990；Williamson，1993，1329）。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cher）在评论华盛顿共识时总结道：“关键的事实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参与发展问题讨论的各方目前都在说着同样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就是指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Fischer,1990，25）。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策略？
在使用“新自由主义策略”、“新自由主义方案”或者“新自由主义措施”这些词汇时，我采用的是亚力杭德罗·福克斯利（Alejandro Foxley）的定义。他们的含义既包括短期的新古典主义式的经济稳定措施，也包括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前者是指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措施以及汇率政策（通常都意味着贬值），后者的目标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增加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这类结构性改革包括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Foxley,1983）。
同样，我的分析也有赖于对政策改革方面的“华盛顿共识”的更详细的说明。约翰·威廉森对“华盛顿共识”有这样的描述：“它是世界范围内学术潮流的结果；拉丁美洲国家（主要是通过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努力）助长了这种潮流，而东欧国家则*鲜明地体现了这些潮流。”（Williamson，1993，1329）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s Carlos Bresser Pereira）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共识的学术渊源，并断定七国集团国家的财政部以及二十家*重要的商业银行的总裁们共同认可这一共识（Bresser Pereira，1993，19）。这种政策方案包括下列一整套措施与手段。
1.必须要恢复财经纪律
2 有必要减少政府补贴，尽管教育与卫生保健事业应该成为公共开支的重点
3.有必要进行税务改革，并且税务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扩大税基及降低边际税率
4.必须让市场来确定利率，而且真实利率必须为正值
5.汇率也必须由市场来决定
6.有必要实行自由化的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机制，尽管并不一定要实行国外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
7.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应该废除
8.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
9.对经济活动的管制要解除
10.产权要得到保护与保障
早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方案被正式称为“华盛顿共识”之前，对其的应用已经遍及全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稳定方案一直被用来作为克服宏观经济与外部失衡的手段。可是，在1980年代中期，当债务危机在第三世界国家爆发并且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外汇危机成为常规现象时，实际上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实施过一种或几种新古典主义的稳定措施。只有几个国家——阿根廷、巴西与秘鲁——实施的非正统的稳定方案没有主要依靠限制需求的措施（Nelson，1990，9）。而且到1980年代中期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措施，而根据上述标准，这些措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这类措施包括实施灵活的汇率安排、提高真实利率水平、刺激出口、对公共部门的投资方案做合理化改革、加强收入征收工作、削减对公共服务与公共分配物品的补贴、实行贸易自由化、进行税收改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减少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世界银行，1988，转引自Nelson，1990，9）。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而言，这些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它们大大背离了以前的发展模式，即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转向对主要社会团体的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这些利益集团也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到了1980年代晚期与1990年代早期，反对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人士似乎在对政策与理想社会理念的争夺中失利。巴巴拉·斯道林斯（Barbara Stallings）认为现在就宣称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获得胜利仍为时尚早，可是即便是他也强调指出：“当代的这种方向性变革的幅度比19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大。”（Stallings，1992，76）在1980年代末直至1990年代，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继续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在发生这种世界性战略转向的同时，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参与也越来越多。这既体现在它们所批准的方案的数量上，也体现在他们所提供的金融支持的程度上（Stallings，1992，70，78）。
东欧国家1990年代的情况如何？从1990年1月到l995年4月，二十六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有二十五个国家曾尝试过一次或多次施行财政与货币稳定措施（其中的六个国家实行了几种不同的方案），并引进市场化的（灵活或固定）汇率机制（Fischer,Sahay and vegh，1996，50）。大部分稳定方案都是非正统的措施，因为它们含有收入政策以及政府对工资增幅的不同形式的控制（比如累进制的或限制性的税收或收费）。
东欧国家迅速地在国内市场、对外贸易以及建立新的私人企业等方面推行自由化政策。以德·梅罗（De Melo）、德尼泽（Denizer）和杰尔布（Gelb）在1995年提出的三种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标准（De Mel0，Denizerand Gelb，1995）——国内市场的自由度、对外贸易的自由度以及私人企业的经营环境——来看，东欧地区经济自由度居中的国家的得分值已经从3增加到70。根据这种衡量标准，得分为0代表中央计划型经济，而得分为100则表示该国实行的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典型经济体制（Murrell，1996，31）。到1994年，东欧国家经济自由度得分的中位值高于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平均值：捷克共和国的得分为90，而匈牙利、波兰以及斯洛伐克的得分值均为87；并且众所周知的是，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在1996年成为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彼得·默雷尔（Peter Murrell）总结道：“从总体上看，这是经济史上*剧烈的经济自由化时期。”（Murrell，1996，31）
尽管各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大部分东欧国家迅速地提高了私人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根据1994年底的估算，捷克共和国的贡献率为75%-80%，波兰与匈牙利的贡献率均为55%，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贡献率为40%。罗马尼亚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5%，保加利亚的这一比例为24%，克罗地亚是40%，斯洛文尼亚是40%，同时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来自私有部门（Brada，1996，77）。
我们在后共产主义世界看到的事情发展过程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发生的情景相似：新自由主义的方案获得压倒性胜利。怎么会以及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东欧国家为什么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这种状况？
社会性认知与外部压力
全世界的人“像寻找经济发展的圣杯那样”涌向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略。对这一现象有两种流布较广的解释。根据**种解释，这种转向是社会性认知的一个范例（Kahler，1990，31）。依据这种看法，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事实证明它比其他竞争性方案更为优越，而且政府部门*终逐渐接受了这种方案。人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Keynesian Policies）或者发展经济学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与其他地方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东欧国家，人们针对斯大林式的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体制——这一地区所特有的替代性方案——提出差不多同样的看法。人们常常会提到，社会主义体制必然会带来经济的崩溃，无论这种体制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还是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Kornai，1990，1992a；Sachs，1990）。根据这种看法，经济专家与公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社会主义体制是无法改革的。可是，一旦现存的体制破产，他们自然就会转向采用正确的战略。
……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 作者简介

贝拉·格雷什科维奇，匈牙利人，现为中欧大学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系主任，教授。于1977年和1980年从布达佩斯经济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又从匈牙利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欧洲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欧元区域的扩张、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以及公民社会的比较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