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与叙述 节选

《想象与叙述》内容简介：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到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在我，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兴趣，对士大夫知识者的兴趣，对心态、精神现象的兴趣。明清之际吸引了我的，始终是人，是人物的生动性，和由他们共同构成的“历史生活图景”的繁富色彩。即使面对“事件”，吸引了我的也更是人。能感动，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是美好的事。打动了我的，始终更是那些贴近士大夫的人生境遇的思想，更直接地反映着他们在这一历史瞬间的感受与命运，他们以之回应冲击、震撼的思想。还应当承认，某些言论材料的被我选中，也因了富于感染力的表达。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也系于他们言说的态度与方式，这一点往往被忽略。言说被抽离了具体情境中的具体生命，不再是曾经鲜活的个人的言说。无论明清之际士人的经世、任事，还是清理他们有关井田的谈论，我都曾感动于明代、明清之际士人立身处世的严正……在一个堤防随处溃决，似乎一切都漂移不定的时期，我的确怀念那种严肃：对历史的庄重承诺，对意义的追寻。在别人读出洒脱、飘逸的地方，读出严肃，不消说也出于对“晚明”、“明清之际”的感受的个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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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时间点不应当如占卜似的随意拈出，尽管由理论上说，任一个点都有展开的可能。截取时间节点从来难以避免“意图”的引领。你只能尽可能设法脱出“意图”对想象与叙述的过度干预。我相信中国史五千年中，大有值得、禁得住“细读”的瞬间，问题在于有没有细读的能力。“细读”的确是一种能力。对于“历史”，我们的阅读往往太粗糙，“上下五千年”似乎可任由驰骋。此外应当随时想到，抽取尽可能小的时间单位，只是为了便于在严格限定了的范围内搜索共时空间中铺展开的“历史”，事件的诸种空间形象，逐层推展，开发出历史生活的丰富性与广阔性——“历史”的确曾经广阔地展开，且丰富到了不可穷尽。崇祯自缢、李自成军进城之外，甲申年三月十九日的京城各处，还演出着的各种故事。不同于我们的古人，当代人因了历史观的导引，已有可能关注大事件中的个人事件，即如“一个人的”三月十九日。这个人不妨是崇祯末年任翰林院检讨的方以智。明亡之际方以智的故事颇有几分荒诞。据那本被认为不足以“传信”的《甲申传信录》，这年的三月初七日，方氏曾“具疏请出淮上，招募豪杰”，未得到答复（卷一，页11。年谱告诉我们，方氏是年一月二十四日上《请缨疏》；三月十二日，请至淮上招集豪杰，未报）。原因有点微妙。据说前此曾有人提醒朝廷，京城的官员一旦出城，就会逃掉；那些谋求出京的官员，不过寻找借口避祸罢了。有这样的猜度，方以智势不能不陷在了围城中。至于在那关键的一天里方氏的经历，个别情节巧合得令人生疑。据年谱，那天方氏曾与魏学濂等集于金水桥图谋联络孙奇逢武装，后因李自成破宣武门，驰入内宫，方氏等人也就作鸟兽散（任道斌《方以智年谱》，页123）。《明季北略》卷二二《方以智》记方氏闻变，“潜走禄米仓后夹弄，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次早，家人同四卒物色及之，则家人惧祸，已代为报名矣。四卒挟往见伪刑官，逼认献银若干，后乘间逃回”（页585）。其实在这种时候，并非谁人都能像倪元璐、施邦曜似的决绝，死得义无反顾。“图谋联络孙奇逢武装”，投井而适逢担水人至，未必不是迁延的借口。关于那一天的情状，方氏曾在南逃途中作过如下描述：“奔城南，走城北，炮声轰轰天地黑。女墙擐甲皆中官，司马上城上不得

想象与叙述 作者简介

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等学术著作，以及散文、随笔集《独语》、《窗下》、《红之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