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内容简介

20世纪早期的欧洲：一个漂浮不定的世界，一个期待新事物却又恪守传统的矛盾交织时代。当时的主要议题是：恐怖主义、全球化、移民、消费主义以及道德价值的坍塌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
20世纪不是诞生于索姆河的战壕或者帕斯尚尔战役——而是诞生于一战之前那令人眩晕的十四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终与旧世界秩序有着悲剧性矛盾的新秩序。也是在这十几年里，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工业革命带给政治和个人的影响：人们逃离乡村及传统身份的改变，使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科学创造了新可能性的同时，又带来了背离传统的梦靥；教育转变了千百万人的观念；批量生产的物品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产业劳工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女性试图改变社会地位及两性关系的结构，进而争得话语权……
从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体现的对新世纪的巨大希望，到1914年哈布斯堡大公在萨拉热窝被谋杀，菲利普·布罗姆逐年记录了这个非凡的时代。在这幅灾难前夕华丽而动荡的图景中，在这个新世纪的舞台上，首相与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与女演员、科学家与精神病患者交相出现，生动地呈现了20世纪初期的奇观、恐惧和忧虑。

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本书特色

◆聪慧、睿智、温柔，一部奇迹之作。
——宝拉·霍金斯 《火车上的女孩》作者
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都展出了些什么稀罕物？
玛丽·居里的好奇心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
伦琴的神秘发现预示了什么？
为什么说卢瑟福的人生始于新西兰的土豆农场？
为什么说爱因斯坦激进的时空相对性和马赫的认识论印象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爱迪生的首次电椅实验为何不算成功？
为什么英国人广泛相信“白人的承担”及英国人的历史使命之说？
那个年代，同性恋是令人谈之色变的话题？
谋杀13人的惊悚事件成了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头条新闻，为何罪犯瓦格纳却没有被判死刑？
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为何被称为是“*卑鄙的谋杀”？

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目录

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节选

确定性的瓦解
科学对于局外人是个好地方。非同寻常的制高点有时候让人能见其他人之所不见。玛丽·居里从她的祖国波兰一路奋斗到法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另一位科学天才的人生始于新西兰的土豆农场。他是一个早慧的男孩儿和有天赋的研究者，他在基督城市上学，申请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传说申请成功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在地里收庄稼。他直起背，说：“这是我挖的*后一颗土豆。”
厄恩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为了了解物质的本质、原子的结构而研究放射现象。在同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一起做的试验中，卢瑟福观察到超薄的金箔受到辐射时，大部分阿尔法射线（放射性物质释放的三种辐射之一）会穿透金箔，而少部分阿尔法粒子则弹离箔的表面。卢瑟福认为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也就是说，原子并不是过去以为的那样。在此之前，原子，按他自己的想象，类似葡萄干布丁：扎实、均匀，里面散布着一些类似于六便士和葡萄干的电子。然而，这样的电子不会允许相对较弱的阿尔法射线穿透。只有在原子是由基本上为空的空间构成，更像太阳系而不是葡萄干布丁，其整个被压缩成一个太阳似的核心，这个核心比围绕它的轨道转动并决定原子的量的电子小几千倍，这种情况才可能发生。事实上，物质既不扎实，也不是静止的，而是—至少部分是，能量的一种状态，持续处于运动中。实际上，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不动的—在原子的水平上，一切都是速度和能量，无数颗星座旋转并飞过空无一物的空间，互相轰击和干扰，拥有无限的能量和电荷。
物质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或者二者的聚合，也是另一位科学的局外人工作之余考虑的主题，这位局外人就是伯尔尼国际知识产权瑞士办公室的“三等专家”、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他从理论家角度构想的世界观强化了伦琴、卢瑟福和居里夫妇等人的发现。然而，他的怀疑不仅仅关涉物质构成这样的小事情，而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爱因斯坦之后，世界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
由于理论的进步与仪器的改善，遥远星球和电磁场的观察将当时的物理观念推向极致，并暴露出与当时世界科学模式的差距。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科学家：为解释光和电波经过空间的运动，科学长期假定了一个介质，即天空的存在。正如声音脉冲造成空气振动，但并不能在真空（没有气体）中运动，能够在真空中运行的光波和电必定也需要看不见的太空作为一个传播媒介。
因此，找寻这种太空及其存在就成为物理学的一个主要挑战。*著名的一个尝试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这两位科学家假设，如果地球沿着其轨道围绕太阳旋转时经过宇宙太空，那么，地球在其椭圆轨道（转向两极的时候更快，快接近它们时速度下降）上飞过太空时，从地球上看去，其飞过太空的不同速率应该导致光速的不同，正如逆风行驶的自行车手感觉风速快过与风向一致的自行车手感觉到的风速。正如两位朝着风暴的不同方向行进的自行车手在一个酒馆坐下来，通过加上或者减去他们两人在骑车过程中测量到的风速，得到真正的风速，以此核对大风的速度，迈克尔逊和莫雷认为利用测量到的光速的差异，就可以确定地球相对于太空的速度。
迈克尔逊和莫雷的实验基础是经典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所谓的伽利略不变性。在17世纪，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假定物理法则对所有观察者都一样，独立于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运行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从比萨斜塔上掉下去，并被站在地面的第二个人看见，那么，他们测量到的降落时间是一致的（虽然降落者因为担心别的事情而没法观察），因为时间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绝对的因素。
实验采用*复杂的、专门为此目的制作的工具，但结果总是不满意。独立于地球在其轨道上的速度、独立于一天或者一年当中的时间，测量到的光速总是相同。然而，如果光速独立于自此观察它的行星的速度，两项因素中必有其一是真实的：要么由于未知的原因，实验本身有缺陷，要么物理法则并非在牛顿和伽利略界定的所有情形下都起作用。科学家们陷入了僵局：对运动物体在时间与空间中本质的描绘与观察到的现象相冲突。关于光速及其经过时间的空间活动，物理学失去了做出准确预测的能力，也就是对一个科学命题的解释能力。
爱因斯坦的天才之处在于，他从可观察到的事实抽象出空间与时间理论的智力勇气，以及敢于思考不可思考的事物的勇气。1899年，在其实验证明无果而终后，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宣称：“物理科学的主要基本法则和事实都已经被发现了，并且现在已经牢固确立，所以，它们被新发现所取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的未来发现必须到小数点第六位以后去找。”—他的这番话准确地代表了当时许多物理学家的信念。在物理学迎来对世界的全新理解之前6年，它的一位主角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爱因斯坦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知识意义上的叛逆者，他才不会被这种正统给吓着呢。他认识到，如果说迈克尔逊和莫雷没有找到他们寻找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思考的格局太小，没有把自己的分析从人类的经验领域解放出来。想一想那个从比萨斜塔掉下来的倒霉的意大利人和他那在一旁观看的朋友吧。他降落的时间对他和他的朋友可能看起来是一样的，因为在宇宙背景下，到地面的距离和降落的速度都非常微小，但是如果换到更大的范围，就会出现非常不同的情景。
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掉落者从事故中幸存下来，然后运气很差，又被装进早期的宇宙飞船，以光速一半的速度飞向遥远的星球，那么，某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会发生：宇航员基本注意不到时间流逝的差异，但是，飞船上的时钟似乎会比地球上的观察者的时钟慢。想象一下空中有一个新的星座，它定期向宇宙发射一系列闪烁的钟表。宇航员自己的怀表（这是一个奇迹，它从斜塔上掉下来的时候没有摔坏！）仍然正常计时，观察两个等距的天文钟的静止的观察者同时看它们稳定地滴滴答答，显示同样的时间，因为他的眼睛看到时钟的光传播耗费同样的时间。然而，在宇宙飞船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通过一个时钟的时候，宇宙飞船会在半途遇到从第二个时钟飞向它的光（其行进的速度是光的一半），因此会更早接收到它的信号，它在途中遇到的每个时钟都是这种情况。对于飞船上的人来说，飞船外的时钟走得更快，时间也流逝得更快，而在飞船里面，时间则是恒定的。
静止的观察者会有相反的观感：飞船内的时间似乎扩大了，随着宇宙飞船接近光速，这种效应会进一步增强。事实上，时间并非绝对价值，尽管时钟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所有人滴滴答答。依据每一个观察者的活动，时间是相对的，即便这种效应只有在非常高速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从比萨塔掉落的人测量时间的方式和旁观者一样，但是，飞船里面的人却并非如此。
这一优美的观念使得爱因斯坦得以解释为什么迈克尔逊和莫雷无法测量相对于地球速度的光速的变动。测量的时间相对于测量者，而事实上，光速则是恒定的，高速率状态下时间扩大意味着，光速并不是相对于观察者的速率，而总是测得相同的值：每秒299792458米。没有任何不具备质量的物体真的能达到这一速度（这样做要求无限的能量），但是，物体越接近这一速度，相对于较慢的或者静止的观察者，时间的流动就越慢，抵消了相对于光速的运动之间的差。地球在空间中的运动—时间比光慢得多—的时候，*小的时间膨胀也可以逆转从地球上测量到的光速的任何可能变化。
这一后来被称为狭义相对论的理论于1905年在《物理学年鉴》一经发表，年轻的专利局职员立即成为科学界的明星。爱因斯坦将空间和时间从人类经验中，从理解世界的旧方式中解放出来。他遵从了逻辑一致性，而不是感知。他认为，以前的理论无效，因为它们基于错误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这种概念的基础是比光速低得多的小的速度带宽。除开爱因斯坦的理论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潜在于他理论之下的大多数数学和物理学概念已经存在，但是他的同人谁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勇气往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跨进未知。居里夫妇、卢瑟福及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和丹麦人尼尔斯·玻尔等科学家已经表明，物质的本质并不是其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这下，空间和时间本身也被改变了。
爱因斯坦激进的时空相对性和厄恩斯特·马赫的认识论印象派（我们已经在上一章中谈到了，认为世界甚至自我不过是个体感觉的聚合，给人以牢固和固定的感觉，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另一个类似的哲学，或者类似的先例—因为它是15年之前、于1889年发表的—是法国人亨利·柏格森（1859—1941年）的伟大著作《对意识的即时测试数据》（英文书名是《时间与自由意志》）。他认为时间成了空间的人质。就空间中的运动而言、在时钟的表面测量时间，使得时间这种纯粹存在、纯粹品质的持续遭受量、计数和衡量的控制。柏格森写道，被体验到的纯粹时长与空间、与表盘上一分钟的缺口和另一分钟的缺口之间的距离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时长的经验很不一样：恒定的扩大和收缩，时而一闪而过，时而又奇慢：
如果我的眼睛跟随表盘、与摆的震荡相对应的指针的运动，我并不像别人以为的是在测量时间；我仅限于计数同时的时刻，而这是很不相同的。在我之外，在空间中，唯有时针和震荡的单个位置，因为它们之前的位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我之内，我的意识中有一个事实的持续组织过程和事实相互渗透的过程，而这构成真正的时间。
通过使这种生活的时间经验受制于空间的测量，西方文化有效地使生活经验成为事实和数字、英尺和吨构成的硬邦邦的空间文化的奴隶。柏格森的言外之意是，为了商业和科学成功，文明剥夺了它自身*基本的自由。
对柏格森而言，意识必须得依赖记忆才能创造一个连贯的世界画面，在此过程中，心灵的卓越作用类似于摄像机，展开静态图像，给人一种持续运动的幻觉，一种身份的幻觉：
如果你取消意识……事物就会分解为无数的震动，所有的震动都以不间断的连续连接在一起，互相捆绑在一起，……那么，一位跑步者的成千上万个连续动作就收缩成一个单一的象征性姿态，这个姿态是我们的眼睛感知到的、是艺术复制的、每个人心目中那个男人跑步的形象。
柏格森会为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脏》（1902年）中的几句话而高兴：“一个黑暗的身影挡住了经理屋子明亮的门道、消失了，然后，大约一秒钟以后，门道本身也消失了。”叙述者看见的显然是闷热的非洲夜晚一个纯粹、无任何干扰的时刻。在非洲夜晚的炎热中，除了人形、形态及其他印象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全部由心灵活动塑造成一个连贯的世界（按照厄恩斯特·马赫的说法，一种人格）。
科学家们将客体世界碎化为相对价值和无形力量，物质和时间就像一个老姑婆客厅的明代花瓶一样被打翻在地，而哲学和艺术则把破碎的残片收拢，并为之举行盛大的葬礼。美国哲学家、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威廉·詹姆斯（1842—1910年）说，真理本身只有，也只有能够被证明具有有益的效果，才有重大意义：所有对你有好处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他认为，这个实用主义定义之外的一切都属混乱和经院哲学。
德国人汉斯·费英格在他的 《仿佛的哲学》中声称，如果说真理只不过是有用的虚构故事，那么，所有的思想莫不如此。他坚持认为我们把世界作为知识模型，并把这些模型当作仿佛对应于本质上不可知的真实。这些模型本质上是处理日常生活、科学和艺术挑战的知识工具。它们与任何真实全不相干，但是它们准确到足以预测未来、确立因果关系。然而，*终，这些模型—上帝、心灵、原子—都只不过是心理地图和有用的虚构故事，在被更好的东西取代之前，它们都是有效的。
西班牙人奥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年）诅咒他做研究的德国大学城马尔堡阴郁的天气，从而粉碎了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并将其转化为个人的情况和可变的角度：“这种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独特的事实……并不存在：有多少种观点就有多少种事实。”观点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对于以其所见之物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尤其如此：身份的转变和时间与空间的碎片化在艺术中，在毕加索、布拉克、马勒维奇、康定斯基、卡拉和波丘尼的画布上，得到了*为惊人的戏剧化表现。
在事实和真理的疲劳及对语言本身的怀疑和多种经验观之中，现代性诞生了。总是语带讽刺的罗伯特·穆齐尔在开篇就对比科学家对客观性和经验内容的争夺，以此为他的《没有品质的人》定了调：
大西洋上的气压*低；它向西移动，在俄罗斯上空达到*高值，没表现出要转弯向北的架势。等温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气温与年平均气温、与*寒冷和*炎热的月份的温度及与非周期月度温度的变化都处于常规关系。太阳、月亮的升起与降落，月亮和金星及土星环的光线变化，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现象，都与天文年鉴的预测相吻合。空气中蒸发的水处于其*高的弹性状态，空气湿度很低。一言以蔽之，这真的非常好，但是听起来有点儿老套：这是1913年8月一个美丽的日子。
……

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作者简介

菲利普•布罗姆出生于汉堡，在维也纳和牛津接受史学训练。他是记者、广播员，经常为欧洲和美国的报刊杂志写文章。著有《拥有与持有：收藏家与收藏的温馨历史》和《百科全书：理性在荒诞年代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