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未来 目录

反抗的未来 内容简介

所谓“反抗”，在词源学和普鲁斯特的意义上来讲，指的是意义和冲动相互回溯，从而揭示记忆、让主体的生命重新开始。在怀疑批判精神失去了道德审美精神的今天，本书作者在努力以自身立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中的信仰危机提供解决之道。“对谁进行反抗”和“谁能进行反抗”两个问题成为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者试图说明的是，个人如何在重新言说和寻找自我中把握回归的能力，所谓“回归”，不止是记忆，更多的是质疑和思考。

反抗的未来 节选

反抗的精神
何谓今日之反抗？
至少两个世纪以来，“反抗”一词在*初复杂而丰富的含义之外具有某种政治意味。如今我们把反抗理解为对既存规范、价值观和权力形式的一种质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当内心生命试图忠实于自身的深层逻辑时，这种否定性便成为其特征，而“政治反抗”则是否定性的世俗表达方式。反抗是我们的神秘信仰，与尊严同义。
不过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新秩序”并不利于这种反抗（关于新秩序在民主方面的好处无须再加赞扬，虽然它面临着风险，尤其在东方遭遇困境）：如果权力已经腐败，价值观出现了真空，那么对谁进行反抗？更严重的是，如果人已经被逐渐缩减为器官的聚合体，如果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主体”，而是一个不仅在金钱上而且在基因或生理上被赠与了某种“遗产”的“继承者”，只有用遥控器转换电视频道的自由，那么还有谁能进行反抗？我对现实的这幅图景加以简化并突出其严峻性质，为的是把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事情变得更为明显：如今，不仅政治反抗陷入了彼此差异越来越难辨别的各政党间的妥协中，而且欧洲文化的一个基本成分——一种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正在失去其道德和审美的意义。即使这种文化仍然存在，即使它没有被娱乐文化、“业绩文化”、“作秀文化”（show这个英语词汇用在这里正合适）完全淹没和变为不可能，那也仅仅是作为装饰品被作秀社会所容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冒着进一步被视作杞人忧天、把现状说得一团糟并以此为乐的风险，我想回顾一下我在小说《占有物》（Possessions）中涉及的几个方面。这部小说以破案情节为背景，地点是作为地球村象征的一个叫做桑塔．芭芭拉的虚构城市。有人发现了一具被斩首的女尸，死者名叫格洛莉亚·哈里森，以翻译为业，有一个任性的孩子。读者将会注意到，在*终的斩首发生前，其实有好几个凶手参与了这起杀人事件。在这幅表现女性和母亲所遭受的痛苦、集中体现了女性困难处境的画面中，我掺入了很多自身的体验：那个被斩首的母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自己。此外，我也是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帮助案件负责人诺思洛普·里克西警官进行调查的巴黎女记者斯特凡妮·德拉古。这么说也就意味着，在桑塔·芭芭拉这座有黑手党活动的虚拟城市里，对案件展开调查仍然还是可能的。“你能够知道真相”，侦探小说大致上都会对读者这么说。在这种深受大众喜爱的小说体裁里，追问的可能性一直都保持着生命力。当一个人不再读书以后，却仍然会看侦探小说，不就是这个原因吗？不就是因为作为判断能力起点的疑问，乃是帮助我们抗拒“恶之平庸”（汉娜·阿伦特语）的唯一防御物吗？我把自己的小说《占有物》以及许多类似的小说视为反抗的一种低级形式。别的形式要高级一些，但是就一定会更有效吗？
此外，针对把人变为机器、以作秀为特征、败坏了反抗文化的社会，女性世界的经验使我得以提出另外一种选择，说来很简单，那就是回归感性的内心世界。因为某些人尽管受到感觉和激情的控制，今天却仍然还能够向自己提出问题。我坚信，在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提出了那么多具有一定希望的方案和口号之后，女性走到道德和社会前台的结果，将是对感性经验进行重新评价，以此作为没完没了的技术性空论的解毒剂。考虑到人类的生存问题——如何在确保我们子女*佳生活条件的同时保护我们自身的自由？——女性对自己巨大责任的履行应该与恢复感性的价值同步进行。对于这种探索及其*大限度的交流而言，小说是个特别有益的领域。与图像文化的诱惑力、速度、冲击力以及肤浅性质相比而言，词语文化、小说叙述以及它为沉思保留的位置，在我看来乃是进行*低限度反抗的一种变体形式。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们敢肯定我们还没有走到一种无法向后回归的地步吗？从这种不归点出发，我们必须再次转向*低限度的事物，转向*低限度的反抗（re-volte），从而保护精神的生命乃至人类的生命。
因此，兼具“回归一翻转一转移一转变”意义的“反抗”，构成了我想要恢复其价值的某种文化的深层逻辑，在我看来，这种文化的锐利性质今天正面临重大威胁。不过在展开论述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上述反抗的意义上来，我认为它非常深刻地说明了我们的文化中*富于生命力、*有希望的那些方面。
反抗与“向后回归”的异同
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尤其明显的是在基督教神学中，人被要求“向后回归”，你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保存着这种回归说的痕迹或者仍在加以实践。圣·奥古斯丁所谓的“重新言说”，就尤其指向这个目的。该学说的基础，是人与先在的造物主之间的回溯性关系。对自身的存在发出追问、对自我进行寻找的可能性，就来自这种“回归”的能力：它既是回忆，同时也是质疑和思考。然而，技术的发展使人更多了解到的是各种稳定的价值观，却不利于回归和寻找之类的思想（例如重新言说与寻找自我）。此外，基督教的非神圣化，甚至它本身固有的倾向，都在促进稳定、促进处于自身不变性中的人与世界媾和。这使得本来体现了基督教末世论特征的回溯性追问这种与世界和自我的“战斗”不再受到尊敬，即使尚未变为不可能。
于是，对价值标准的质疑转变成了虚无主义：这里所说的“虚无主义”指摒弃了旧的价值标准，转而崇拜新的价值标准却不对其提出疑问。为了彻底摒弃旧事物，两个世纪以来被视作“反抗”或“革命”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放弃了回溯性追问，以便新的教条取而代之，在政治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如此。
如今当人们提到“反抗”、当媒体使用“反抗”一词时，通常的意思恰好是以虚无主义的态度中止回溯性追问，以便用所谓的新价值标准取而代之，而新价值标准恰恰因为是价值标准，所以忘记了对自身进行追问，并因此从根本上背叛了反抗的本义，即我尝试让你们理解的意义。虚无主义者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反抗者，对于该意义更为详尽的阐述，你们可以在我已经出版的《反抗的意义与非意义》和《内心的反抗》两本书中读到，在此我无法逐一提及。因为是伪反抗者，所以虚无主义者在新价值标准的稳定性中已经安之若素，而这种虚幻的稳定性其实是致命的、极权的：极权主义乃是中止反抗、使其背叛自身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不再进行回溯、不再进行思考。这一点无论我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对此汉娜·阿伦特曾作过精辟的反思。
所以我要寻找使反抗行动得以延续和更新的那些经验。尽管要付出犯错误和遭遇困境的代价，反抗行动毕竟冒着一种无限“再一创造”的风险开启了精神生命。它之所以重要在于我们无法再抱幻想：要得到幸福或者无论哪种宁静的生活，仅靠不断复苏被技术窒息的反抗是不够的。反抗把言说的人暴露于难以忍受的冲突性面前．但这种冲突性却能够让人表达出必然会有的快乐和病态的绝望心情，当今的时代恰好窃取了这一令人生畏的特权。与这样的反抗相反，虚无主义者则陶醉于对“旧事物”的彻底摒弃，或者陶醉于“新事物”不可逆转的确凿性之中。
现在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反抗，自我封闭于“旧的价值标准”里，甚至自我封闭于不反思自身、不对自己提出追问的“新价值标准”里；要么与此相反，不断地进行回溯，直至回溯到可再现之物、可思考之物、可忍受之物的极限。直至可以“占有”它们。这里所说的极限，已经被本世纪文化的某些进展所明确显示出来。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现代人的反抗，并不完全是去恢复那种奠定了基督徒内心精神的与上帝之间的回溯性联系。基督徒的求索在回溯到终极存在之后便告结束，随后他便可以重新得到安宁。而现代人在踏上回溯性追问的道路时。却将这种追问引向了一种再也难以平息的冲突性。历史上，这种冲突性尽管曾以类似于艺术和神秘主义的方式出现，但从未达到过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看到的这种强烈程度和普遍程度。
正如“过程”的概念将现代史与建立在伟大人物命运和天才之上的古代史区分开来一样，“自我构造”的概念确定了当代史的特点，就本世纪而言，当代史就是由一次次的危机构成的。同样。我确信“反抗者”的概念使现代人既区别于在上帝面前重获安宁的基督徒，也区别于与基督徒正好相反的烦躁的虚无主义者。
作为反抗的精神分析学
这里所说的反抗既有弗洛伊德的意味（他促使我们重新关注魔鬼般的无意识），也有某些当代作家的意味（他们是心理极限状态的探索者）。这种反抗在什么意义上完全不同于基督徒特有的与上帝的回溯性联系、有别于对存在的“尚未达到”或“已经超过”的探寻？让我们大胆提出**种回答：区别主要在于，现代性的反抗虽然始终存在着向统一性、存在和法律权威接近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却前所未有地伴随着不断瓦解和分散的离心力。
不仅如此，以上冲突性还产生出一种快感．一种不仅仅是被消费社会或作秀社会惯坏之人的自恋或自私的任性情感。对于维持心理生命、对于体现了人之特征的表现能力和追问能力而言，这种快感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弗洛伊德的根本贡献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乃是新的阿基米德支点，它为始终依赖于他者（I’Autre）和他人的心理现象开辟了一个得天独厚的领域，只要这种心理还有反抗的能力，生命便会在这里找到自身的意义。就是在这片领域之上，弗洛伊德创立了要求分析对象进行回忆的精神分析学，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新的生命，也就是对心理进行重新构建。
通过对自由联想的叙述，通过使人重获新生的对旧的律法（家庭禁忌、超我、理想、俄狄浦斯和纳喀西斯心理障碍，等等）的反抗，每个人独特的自主性以及他与他人的新型关系得以产生出来。然而，精神分析学反复造访并加以改造的这座别具一格的“弗洛伊德式记忆殿堂”，并没有被汉娜·阿伦特意识到，她所称颂的是圣·奥古斯丁式的记忆殿堂，因为她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关于“普遍性”的科学。
重新找到否定的意义
为了论述的方便起见，我将法国大革命当作现代的起点。这个时代突出了回溯的否定性一面，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经验，都成了对冲突和矛盾的体验。存在本身受到了虚无的困扰，这是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以来的哲学大致告诉我们的，海德格尔和萨特也以不同方式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黑格尔哲学中。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共存是以辩证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至于海德格尔，早在《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一书中，他就区分了内在于判断的否定和一种有别于思维否定的虚无：哲学家是在感觉和焦虑中去寻找他所说的烦的核心形式的，这种烦也许是人作为存在的“被弃者”、“被抛者”所具有的特征。此在是一种烦，出离自己则是抛弃的另一种说法。对这种类似性我们是否作过充分的思考？
在《存在与虚无》（1943）中，萨特的论述更多是以区分思维所特有的否定和非思维性质的原始虚无作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烦之上。他强调自由，这表明在哲学领域和他的政治无政府主义领域，他归根到底更接近黑格尔而不是海德格尔。
今天我重读他们的上述著作，并请你们也重读一遍，是因为这些著作显示了欧洲思想的一个了不起的时刻。在那个时刻．“回溯”——也就是认识到自身及其真理的主体所作的追问——让主体真正熟悉了精神疾病。因为，无论是概念背后的、需借助概念以消除其令人不安冲动的虚无化力量（黑格尔），还是海德格尔的烦或分裂感，乃至作为基本暴力，作为对一切身份、信仰和法律的质疑充实了萨特自由概念的“有害的虚无”。当我们让所有这些学说来解释人类现实以便理解其逻辑时，它们都会碰到一种令意识感到苦恼的心理现实，并且受到存在的撞击。主客体的界限消失了，冲动在一阵阵地发作，语言变成了音调，变成了存在的记忆，变成身体和物质的音乐性表达。海德格尔试图通过阅读荷尔德林的作品，找到这种准精神的苦恼，萨特则紧紧抓住一种综合的和半透明的意识避开了这一问题。对于这样一种意识状态，《家庭的白痴》中论述的福楼拜以近乎忧郁的风格、《演员和殉道者》中论述的热内以近乎反常的游戏，提供了比阿尔托一类作家的彻底破坏更多的通向推理思考和人道主义的可能。
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潮流，就属于上述关于虚无和否定性的思考范畴，我希望这一观点能够让你们感到意外。这里所说的不是由“自我心理学”主导的美国式精神分析，而是弗洛伊德在生物学与哲学的存在概念交界处对心理现象所作的根本性思考。我们在弗洛伊德写于1925年、至今仍然隐晦难懂的《否定性》一文中看到了这一点。在海德格尔发表《什么是形而上学》之前几年，弗洛伊德首次在思想史上将两类否定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一种是心理冲动所特有的排斥，另一种是内在于判断的否定性。大体上，他主张象征和（或）思维同属于否定性的范畴，在某些条件下，否定性不过是“排斥”或者心理冲动特有的断裂现象的一种转化，弗洛伊德在别处将其叫做“死亡冲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排斥性的冲动转变成了具有象征作用的否定性？所有关于父亲功能（拉康）、或者关于“足够好的母亲”（威尼科特）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梅勒妮·克莱因则由此创立了她著作中*具独创性的部分，指出了这种远远早于自我统一出现的、排斥性的、分裂性的冲动特征所具有的重要性：它所代表的，就是早于“抑郁”阶段出现的、被称作“类精神分裂偏执狂”的阶段，从这个阶段产生了象征体系和语言。
……

反抗的未来 作者简介

于丽娅•克里斯特娃（1941— ），中译名又作克里斯蒂娃。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著名文本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家，小说家。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常任客座教授。克里斯特娃和罗兰•巴特同为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创立者，主要学术著作有《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1969）、《长篇小说的文本》（1970）、《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自己的外人》（1988年）、《心灵的新疾患》（1993年），《感性的时间》、《汉娜•阿伦特》（1999）、《梅勒妮•克莱因》（2000）等。此外，和阿尔贝•加缪一样，克里斯特娃将小说和广义上的艺术创作看作是当代反抗的一种有效形式，并在此意义上创作了《武士们》（1990）、《老人与狼》（1991）、《占有物》（1996）等多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