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集 内容简介

《曙光集》可以说是这二十多年间作者的心路历程——他走过的，他思考的，他了解的，他关心的，他热爱的，以及他期望的一切。
《曙光集》仍然采用了Selected Papers的排序方法。数字表示写作或发表的年代，数字后的字母没有特别的意思。特别要提出的是，书里的文章由不同译者翻译，译名不尽相同，如80b中的“韦耳”与85j中的“魏尔”指的都是H.Weyl。

曙光集 本书特色

《曙光集》精选了杨先生及其友人所写的五十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等50多篇文章，其中约有一半文章系首次结集出版，很多篇目也从未发表过。全书涉及杨先生深刻的科学观点、独特的社会见解和丰富的个人情感，既展现了二十世纪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学科的历史，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一个民族的浴血重生的历史。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总结之作，还是一部开来之作，它既是杨先生面向过去的生动总结，又是他面向新世纪的曙光展望之作。书中十六幅*绚烂的彩图不是放在书的开头，而是放在书的结尾，所以这《曙光集》的名字叫做《曙光集》。这只是曙光，光芒万丈的时刻还在后头。

曙光集 目录

曙光集 节选

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
“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认为这是罗曼史”。——杨振宁、翁帆接受台报专访
原载《参考消息》2006年7月11日。
[台湾《联合报》7月6日报道]题：杨振宁、翁帆相对论婚姻——接受本报90分钟深度专访
婚后首次来台的杨振宁和翁帆于7月5日接受本报专访。专访之后，杨振宁偕翁帆中午参加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颁奖典礼，并做《21世纪的科学发展》专题演讲。
穿着碎花洋装的翁帆掩不住的青春气息，她是杨振宁的伴侣，也是他的“耳朵”。佩戴助听器5年的杨振宁坦然地说，到了这年纪，听力不行，“你们得大声点儿”；若是不清楚，他只消望妻子一眼，翁帆会握着他的手，用略带潮汕腔的普通话把问题重复一次。以下是访谈内容：
“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做了延长”
问：两位结婚快两年了，结婚对你们各自的人生，*大改变是什么？
杨振宁：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婚后，我们从彼此学习到一些自己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年纪差很多，媒体有非常多讨论，不过有一点大家都没注意到：一个人到了八十多岁，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
假如我没跟翁帆结婚，我会觉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三四十年后的事，透过翁帆的生命，与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下意识里，这个想法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
翁帆：振宁讲过：“有些事我看不到了，可是再过三四十年，你帮我看。”我们心底难免有点伤感，但大家都晓得这是一个事实，每个人都会经历。对我来说，婚后经常要旅行，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这跟我以前的生活不一样，因为我结婚前还在念书。
问：杨振宁的过去，翁帆没有参与，会造成隔阂吗？或反而可以分享不重叠的人生？
杨振宁：我认识很多人，有的认识很多年，像这两天翁帆和我会看到很多人，我都会预先向翁帆介绍，这个人多少岁、做什么研究。我想人相处了以后，年龄差别没什么重要性，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透过跟翁帆的接触，我也认识很多和她同年纪、在潮州长大的中国年轻人，帮助我对中国今天的各种现象多一些了解。
问：会不会在价值观上因为世代差距有不同看法？
杨振宁：像吃东西，毕竟我在美国住了快60年，而她*近才长期接触外国生活。
翁帆：我发现他吃中餐和西餐的量不一样，西餐吃得较多，中餐通常吃一点就说饱了。
杨振宁：又比如说她对中国的补药，相信的程度比我大了很多很多。
翁帆：中国人普遍觉得人参是好的，广东人喜欢煲汤，里头会放些药材。这些我相信对身体有好处。他一边喝，一边说不相信。不过只要他肯喝，我还是会煲给他。“我走了，翁帆可再婚”
问：你们谈论科学吗？跟诺贝尔奖得主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感受？
翁帆：我想他首先是一个人。当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很少去想他是什么得主或什么人物，只把他当作丈夫一样来相处。
杨振宁：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比如说我看电视或看电影，了解的速度不如一般人，一方面是我的耳朵有点问题，不过不只是这个。我跟翁帆看电影，她会觉得：喔，原来杨振宁这人并不怎么聪明。
问：结婚两年，院士做过的什么事让你*感动？
翁帆：嗯，现在我刚好想起两件事，心里觉得是甜的。有一回我们在日本，早上我病了，头晕、肚子疼，没法起床，振宁到楼下帮我拿一碗麦片粥上来，喂我吃。（杨：多半时候，都是她照顾我。）
另一件是在三亚的酒店，他通常比我早起看报纸、看书。那天他不想开灯吵醒我，就到洗手间里去看。我醒来后跟他说，你可以开灯的。
问：你似乎对自己的年龄很坦然？
杨振宁：是，很幸运，我现在身体很好。假如我不能行动了，我们的关系和对前途的看法不可能跟现在一样。有人认为我们的年纪差这么多，兴趣可能完全在不同方向，过去经验也不一样，会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程度。不过，我觉得这些婚姻不成功的可能性在我们之间都没有。
问：婚前你们曾讨论过如何排解别人的议论或亲友的压力吗？
杨振宁：亲人的看法当然是我们比较重要的考虑（杨有三名子女），不过在我们两家的情形，他们没有任何异议。至于朋友，我想绝大多数都觉得这是一桩不寻常的婚姻，不过他们也认为是值得做的事情。
*近我们到美欧去了一趟，因为翁帆是念英文的，所以她和别人交谈一点困难也没有。我曾经想过，如果她不大会说英文，我们会不会结婚？这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人的感情很复杂，不过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翁帆：我们结婚是先自己决定，再通知家人。当然希望他们支持，不过我想，首先是我们自己做了决定。振宁说过，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罗曼史，我也这样觉得。我这样想没什么特别理由，只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
杨振宁：我想（看了翁一眼），翁帆也许不会反对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讨论结婚的时候，我跟翁帆说，将来我不在了，我赞成你再婚。她说：“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但我的话是有哲理的。人生非常复杂，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我告诉她，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一生这么多幸运很少有的”
问：杨院士曾说自己一辈子非常幸运，人生每个转折都占了很大便宜，这话怎么讲？
杨振宁：一个人到了我的年纪，不可能不想到一生的经历（翁伸手轻轻拿掉杨脸上的一根头发）。我在安徽合肥出生，当时的合肥，像还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状态，没有电，没有马路，大的公共汽车因城门太小进不来。直到父亲在我六岁时回国，到厦门大学当教授，把我和母亲接去，我才从19世纪跨进20世纪，**次看见抽水马桶、罐头水果，也**次吃到香蕉和菠萝。
到美国时我二十二岁，“二战”刚结束，这以后五六十年来，全世界人类生产力大幅增长。这与我个人一生命运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在美国当研究生时，正好物理学有新的一支刚发展，就是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一个年轻人能和一个开始蓬勃发展的领域结合在一起是*幸运的，那景况像是“遍地黄金”。那也是美国学术研究大发展的时候，各校、各研究所都在扩充，机会非常多。所以我从没找过工作，都是职业来找我，这当然非常幸运。
在个人生活方面，我跟杜致礼结婚五十多年，现在又跟翁帆结婚，不管别人怎么想，在我自己看起来，都是很幸运的。
而这么多幸运结合在一起是很少有的。
翁帆：我想我没他那么幸运，这是肯定的。不过我也觉得，我一切都还不坏，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问：你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总评是什么？有遗憾之处吗？
杨振宁：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为冲锋陷阵。年纪大的人冲锋陷阵的本领不能和年轻人相比，这点和文学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历史学家），比我大三四岁吧，著作和研究还是在前沿做得很好。我现在基本上渐渐从*前沿退下来，改走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注意的是过去一两百年学术上发展的总趋势。我到各地去演讲，讲题都与这有关。这些年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现在翁帆帮我整理文章，翻译成中文，打算出一本《杨振宁选集》。1985年我出过一本英文的Selected Papers（《（论文精选》），现在等于出续集，但用中文出版。
问：杨院士曾说大陆应多几个比尔·盖茨，不必多几个诺贝尔奖得主，意思是……
杨振宁：这是有媒体断章取义，我的意思是中国更需要的是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或能发明任天堂的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经济效益。得诺贝尔奖当然好，问题是目前哪个更重要。
问：你对21世纪的中国有很大的期许？
杨振宁：对，我想这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发展吧。一个这么古老的文化、这么多的人口，从一百多年前濒于灭亡的状态走到今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情，对21世纪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常常想，我这点也很幸运，到了八十多岁的年纪，还能看到我所关怀的一个文化传统处在崛起的状态。
有位印度裔诺贝尔奖得主（Naipaul）也七八十岁了，他对印度文化前途的关怀就像我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一样，可是他没有我这么乐观。另一个几年前过世的大学者萨义德，关心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但对它的文化前途同样没有我乐观。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这20年来中国的经济情形、国际影响都提升得很快，这有长远的历史道理，这道理还会继续下去。
问：那你对台湾的未来一样乐观吗？
杨振宁：我对台湾的发展也采取乐观的态度。我们是天作之合
这是杨振宁与翁帆在2006年2月19日的《亚洲周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
2006年1月22日的《亚洲周刊》上面刊载了平路女士的文章《浪漫不浪漫？》。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平路女士，也没有看过她的文章。但是她点了我们的名字，说三道四了一通。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亚洲周刊》上作一回应。平路在短短一千多字的文章中：
嘲笑和骂了老年人身体不好的窘态；
嘲笑和骂了儒家传统的种种；
用了多种言语描述老夫少妻婚姻有“解决不了的孤独”。
在我们看起来，整篇文章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
文章中说：“或许因为快乐而悲伤，或许因为悲伤而快乐……问题是，谁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呢？”
平路女士：我们现在就告诉你我们相处的真相：我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与你所描述的、或所期望的，完全不同。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你一定不喜欢这个成语，其实像许多汉语成语一样，它是极富内涵的四个字。）
不管平路女士怎样解说，在我们读来，她的文章中多处是在咒骂我们。我们是骂不倒的。可是她是否应该反省，应该道歉呢？
附：浪漫不浪漫？
平路女士原文，原载《亚洲周刊》2006年1月22日。
不久之前，音乐会中见到那位老科学家与他的新婚妻子。
其实，我见到的是他们的后脑袋，唧唧咕咕不时在私语。看起来，年轻妻子频繁请教，得过诺贝尔奖的老科学家耐心作答。小鸟依人一般，妻子时时把一头秀发靠了过去。
结束时他们起身，沿着走道往出口走，众人让路，眼光里有朝圣般的景仰艳羡。男士们大概也深受鼓舞，有为者亦当如是；女士们瞪着她光洁的面孔，这一刻优劣立判，是的，年轻就是胜利。
两人十指紧扣，走道两边频频轻呼：
“好浪漫！”
“没见过的，真罗曼蒂克。”
这么样目光所聚，背叛了世俗？不，我要说，他们恰恰是切合于世俗。
远远看着，白发红颜，像浪漫的佳偶。
几乎淹没了真相。尤其我们的儒家传统温柔敦厚，总为贤者讳。不像日本，作家习惯写作诚实的私小说，譬如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人，将老之际，便用文字坦露面对年轻女性苍凉而异色的心境。
但在儒家传统的道袍之下，老夫少妻的匹配对照于社会期待，反而相得益彰：他们是常规的遵循者，不是顽勇的叛逆者。
男性家长制的权威操控，其实，正是儒家文化中被一再遵循的家庭模式。儒家的丈夫角色如父如兄，因之，*可以消受白纸白璧般无知无瑕的小女人：幼齿的“幼”、尚青的“青”、乃至雏妓的“雏”，对男人来说，意味着无须拼搏就可以轻松操控。
更何况，儒家文化对女性的训育也注重在妾妇之德：所谓的妇德、妇红、妇言，都教女人及早放弃自己的自主性，甘愿把心智停留在稚嫩的髫龄。
对妻子，毕竟是一种太长久的压抑，所以儒家文化的家庭结构包含着隐隐的暴力：日后，不满足的妇人用扭曲的欲望或变态的凌虐，掌理家、支使子媳、或顿挫那只无能的老兽。
真相是……
老夫少妻怎么过日子？
眼前飞着细小的蚊子，视网膜有破洞，膝盖头也飕飕地风湿骨刺，睡到夜晚有欲尿的感觉，站着，憋气，却又像滴漏一样迟迟出不来。
老男人的夜，实情像叶慈的诗篇《航向拜占庭》吗？
An aged man is but a paltry thing/老年男人无非琐屑小事。
A tattered coat upon a stick/竿子上荡着一件破布衫。
还有彼此体温也解决不了的孤独。
见诸艾瑞丝·梅铎（Iris Murdoch）的丈夫John Bailey描述他们晚年相处的书（英文书名是Elegy for Iris，中文译成《挽歌》），写道“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孤独”，当杨振宁碰到翁帆，老年的孤独碰上青春的孤独，加起来，说不定正好是小说家马奎兹的题目：
一百年的孤独。
无从跨越的还有……两人之间两个甲子的时代，其中难以跨越的时代感。他的生命章节已经写到*后，而前面那些关键的章节，萧条异代不同时，她甚至尚没有出生，又怎样用超前的心智一起去重数、去缅怀、去相濡以沫？
即使两人偶有温馨的时光，不是昂扬、不是灿烂，像是站在晚霞的回光里，随处带着淡淡的哀愁，或许因为快乐而悲伤，或许因为悲伤而快乐……
问题是，谁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呢？
对隐然合于流俗的事，华人世界总喜欢锦上添花。因此，这“美丽的礼物”，目前看来，将为大师的晚年红袖添香；为传统老男人的生命，添加上令人羡慕的尾巴。
我在意于它强化的仍是某种“迷思”（Myth）。教导俗世男女，追求*传统的标的物。偏偏有人说他们充满勇气。这是混淆视听的说法。
其实，他们依着传统的模式相遇与相交，像是某种形式的郎才女貌、某种形式的各取所需，其实并非异类的情爱，亦算不上艰辛的苦恋痴恋，过程既不惊世、也不骇俗，后来婚礼果然祝福盈庭，如果要说当事人有勇气，他与她的勇气加起来也比不过任何一位毅然出柜的同志朋友。
明明是在传统架构里镶嵌得宜，却名之为浪漫、名之为勇气……
而我担心的尤其是，这浪漫的“迷思”将影响深远：它关系着女人继续把皮相青春当作本身可欲与否的唯一标准。
……

曙光集 作者简介

杨振宁，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