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自选集 目录

蒋子丹自选集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蒋子丹的相关著作，内容有小说、散文、随笔等，其中散文又分国四部分，分别为：忆、思、行、读。

蒋子丹自选集 节选

当夏季再次来临
当夏季再次来临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客厅里的长沙发空着，每日氲氤其上的红花油气味，早随着母亲的体温退尽了，飘散了。因为母亲生病瘫痪一度变得乱而拥挤的家，复又宽敞、整齐了，也空洞了。大自然的季节用而复始，人的生命的季节不能轮回。在失去母亲后的**个夏天，热带海岛上每天的黄昏，无论雨或晴，一次次唤起的都是这同样的感想，简单但顽强。
母亲生前阅读的*后一本书，是我在四川出版的散文集。那时候她已经被查出脑血栓，只是痛还没有严重到不能看书的程度。她每天一页两页地读着那些被排得错字层出的文章，尤其对记录往事与故人的篇什感兴趣，因为那里边的人和事也是她所熟悉的。看到高兴处，她会专注地笑出声来，完全像个正在游戏中的孩子。她的笑声曾是那样深刻地感动过我，让我宽慰：倘若我的这些文字从来没有过别的用处，仅仅是引得母亲在病中开心如此，也已经足够了。可惜母亲并没有坚持把那本集子看完，在不间断的治疗中，她的病仍然一天天地沉重了。
与母亲的诀别让人猝不及防。
那天，她似乎没有太多的异常迹象，也可能是那些迹象被她一直清醒的神态和谈吐所掩盖。整整一下午，母亲都在跟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外孙谈话，教导这个襁褓中就由她亲手抚养的青年人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母亲的眼睛明亮而清澈，久病的脸上显出的是一种健康人的红润。后来，当我发现在长时间谈话之后她的呼吸有些急促时，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我们把她抬下楼抱上汽车，开到她曾经几进几出的医院，前后不过20分钟，她的心电图已经成了一条直线。母亲病重瘫痪以后，不止一次嘱咐过我，在她弥留之际千万别给她往心脏里打针或者撬开嘴巴插什么管子，要让她安安静静走。我嘴里答应着，心下明知事到临头我是绝不可能真正按照她的要求拒绝医生抢救的。也许母亲看出我的心思不放心我，也许她的确害怕人们像对待我父亲那样，在几个小时里弄得天翻地覆依然终告不治，她才选择了一种符合自己意愿的办法离去。这天晚上，正是世界上由*多的人们一起欢度的节日——平安夜。
收拾母亲的遗物时，我在她的床头发现了她没有读完的散文集。“头七”的夜里，我和哥哥姐姐们焚烧了一些物品祭奠她，其中也有那本散文集。当那些明亮的火苗渐渐暗下去，终归成为一小堆灰烬，我突然后悔地想到，以前曾经出过的八九本书中，居然没有一本正式题记过“献给母亲”的字样。
为了弥补这个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弥补的缺憾，我在母亲去世后结集的一本新的散文集前面，郑重题记了“谨以此书献给我辛劳一生的母亲”的扉页。等它面世之时，我要专程将它祭供于母亲墓前。可以想像，那个时节她与父亲合葬于湘江之畔的坟，一定已被春天的青草覆盖了。那就让我的书化成粉蛾一样的灰，在故乡的风中，翩跹于青草之上吧。
两代人的驿站
1983年春天，我**次来到上海，为收集我父亲蒋牧良的旧作，以备出版社重新出版之用。在南京路的上海图书馆，我逐页查阅一摞摞被岁月尘封的杂志报纸，忙不迭招呼每一篇父亲署名的大小文章。父亲已经在十年前作古，他的著作和手稿也都在文革中失散，对我而言，这个生我养我的人，正日渐一日抽象成一个符号，从我生命中淡出。可是，随着那些发黄发脆的纸片在我眼前展开，父亲逐渐在他的旧作里复活。可以说，我对父亲精神与文学的了解概始于斯。
那些天的南京路是漫长的，那些天的图书馆是沉郁的。傍晚时间，闭馆的铃声响过，我走出那间地板有些摇晃的阅览室，听守库的老先生，咔达一声将两扇厚重的门锁上，就仿佛又经历了一次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我从那个世界里走了出来，把他留在黑暗和寂静里。
我走到了大街上。初春的街树刚刚长出小小的嫩芽，湿润的风徐徐吹来，昏昏沉沉的额头，像被搽了清凉油一样爽然。归家的上海人，个个心无旁骛，朝着将为自己开启的门，将为自己亮起的灯步履匆匆。只有我，漫无目标地游走在外滩高楼的夹缝里和淮海路里弄的屋檐下。夕阳的光线像源自一盏渐渐暗去的灯，短去了锋芒，我用脚步丈量的每一寸景象，都那样的结实和陈旧，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五十年前父亲的目光触摸过它们。
1936年，父亲一生中*为重要的小说集《锑砂》，作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之一种出版刊行。主编巴金先生在丛刊的前言中说，我们的丛书，“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个丛刊里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以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已经可窥见这个同盟的面容，年轻而自信，忠实于文学，不屑于商利，并且关怀着社会的底层。鲁迅、巴金、茅盾、张天翼、欧阳山、吴组缃、艾芜、沙汀、萧军、靳以、曹禺、郑振铎、李健吾、荒煤、芦焚、何其芳、丽尼……这些曾经照亮了我们眼睛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在文坛上出道不久的写作者，被这样朝气蓬勃的阵营所接纳，会给他的创作带来怎样难得的动力，况且还有敬如父兄的鲁迅先生，在青年人围坐一旁的时候，划上一根火柴点燃了烟卷，同时也点燃了他们心中那个叫作方向的东西。这个方向即使在先生故去之后，还被父亲和朋友们坚定地信赖着。父亲与欧阳山先生执掌着“鲁迅先生殡仪”的横额，走在为先生送灵队伍前列，他们留在照片上那前行的姿态告诉了我。然而，事实上，八一三事变的硝烟，很快暗淡了那个悲痛的行列中残存的希望，上海沦陷了，大伙风流云散，父亲也在日寇占领当局的通缉之下，逃离去了大后方。当他与张天翼一起，坐着颠簸的破汽车西行的时候，他的长篇处女作在上海的某个印刷所的排字间，被战火化为了灰烬，连一个字也没留下，而他自己也再未回到上海来。
在我的履历表上，1983年是我开始从事文学写作的**年，想来与这次搜集父亲旧作的经历有关。不过那时候，我并不曾料想，上海将是我们父女两代人共同的文学驿站，甚至于起点。父亲一生重要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上海发表，迄今为止，我自己重要的作品《黑颜色》、《左手》、《桑烟为谁升起》也都发表在这儿，更要紧的是，我也曾跟父亲一样，在出道之际感受过被一个文学阵营接纳的鼓舞。记得那几年在长沙热闹的文学聚会上，上海来的人，上海来的信，上海来的杂志和报刊，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那个地方总是吸引着全国有志作为的文学青年。对那个时期的写作者来说，上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贴近和亲切的。每个写累了的晚上，站到窗前望上一望，总觉得在看不见什么地方，有一片灯光为文学亮着，那有可能就是上海。
在我的印象里，被法国梧桐浓阴遮蔽的建国西路看上去朴素而僻静，秋风一吹，五角形落叶就铺满了人行道。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的存在，赋予了这条路特别的意义和潜在的能量。普通不过的一座民宅，清静整洁的一间间小屋子，每天都在迎候全国各地的作家。两位恪尽职守的老师傅，全天候坐在门房里，听这些人上上下下的脚步敲打木质楼梯，便可以知道他们愉悦或者沮丧的心情，而那心情所牵系的东西，多半在一页页稿纸之上。
隔开多年再去上海，所闻所见与*初的感受自然是大不相同了。高楼、工地、热气腾腾的商战和引领时尚的消费，是这座万家灯火的大都市*富特征的布景和当仁不让的主角。我在一片陌生里漫步街头时，想起一些文学的陈年旧事，也只关乎我和我的同辈们。**次来上海拜访过的前辈，如王西彦、赵家璧、钱君陶等先生早已辞世而去，我已经不会再去什么地方找到父亲的足迹，甚至连一种寻找的心情业已不存。
手足
大姐要走了，远涉重洋去加拿大。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无端就鼻子发酸，其实离她正式起程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
自从迁居海南岛，我总有一种与亲人失散的感觉。想清楚了不过是中间多隔了一道窄窄海峡，寄信多走一两天，打电话每分钟多花几毛钱，坐飞机延长个把小时路程的事。可是奇怪，感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有个朋友告诉我，从物理学的角度上讲，海浪频率跟人的心率同步，所以乍来海岛上生活的人常常会产生漂浮不定的感觉。说出这番高深理论的朋友从来没学过物理，她的话可能根本无书可对。倒是我在深夜失眠之际，的确曾把整个岛屿想象成一条大船，正载着我漂向不知终程的远方。
大凡人一清闲就爱东想西想，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回想往事，尤其想念母亲和同胞手足。我们兄弟姊妹一共六个，阵线拉得很长，*大的哥哥和*小的我之间相隔十六七个年头。我满周岁那天，全家六个孩子有一张合影，我整个被大哥捉在膝上，露着两颗刚长的乳牙嬉笑，而大哥已经地道是个英俊青年。也正因为我小成这样，故而自幼备受哥哥姐姐们爱护，直至长到三十多岁迁居海南。
每次去北京出差，都在大姐、二哥家轮流住，而且不管住谁家，都是进门吃现成的，吃完就看电视，他们体恤我每日奔波劳累，衣服也不要我洗一件。晚上大姐夫总是自愿撤退，成全我们姐妹在枕席上海阔天空神聊。有时无意瞥见大姐头上丝丝白发，而记忆中的童年故事还历历在目仿佛昨天，心中不免怅然。大姐呢，见我忙里忙外工作写作都还像回事，就会说没想到短腿毛丫头也成了点小气候。短腿毛丫头的典故是大姐的专利，她上高中时，只要跟同学们出去玩儿，我就像小尾巴似的跟着。大姐不愿带我，只愿意带长我三岁的二姐。于是就向我解释说，因为我短腿跑不快才不得已而为之。害得我哇哇大哭一阵之后，又踢腿又劈叉，发誓要长出二姐那么双长腿。自是枉费心机。
平心而论，大姐带二姐出去玩儿实在很应该，即便她腿不长。那会儿她才区区九岁年纪，已经在课余为母亲分担了一半家务。二姐跟我年龄间隔*小，可她事事都迁就我。除非我倚小卖小蛮不讲理地骂她过分，她才忍无可忍给我一巴掌，还嘴道：看是打的痛还是骂的痛。爸爸妈妈总说二姐老实，老实人从来只做扎实事，我算领教了。领教之后就去找二哥告状。二哥比二姐更老实，更少言语，只不过两个老实人之间常常有点小摩擦，比如为一条绸子红领巾的归属或别的小事情。我吃了亏就希望借助二哥的武力报复二姐，人小鬼大可见一斑。如今二姐在广州一家美术学院当差，与我的地理间隔比起其他几位仍然*小。我去内地出差，总设法路过广州，去吃二姐做的广式饭菜。她对烹饪有天生的兴趣，调到广州没几年就将菜市场的各类菜蔬尝了个遍，并把二姐夫和他们小女儿的胃口调整得很有鉴赏力。
妈妈说二姐是个辛苦命，可我觉得二哥比二姐更辛苦。他当了八年水兵之后复员回北京，赶上文革中期我父亲受审查，被当成黑五类子女分去一家商场站柜台，一站站了二十多年。那家商场地处著名的王府井，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进京的客人都要光临的地界。每天顾客盈门，不得一刻清静，营业大厅早晚空气浑浊人声鼎沸，就连逢年过节也是强制性发给加班费并无节假可休。我进京公干，常去柜台找二哥，他站在里边我站在外边，谈话断断续续总被嘈杂市声打搅。有一回我正在场，一位顾客买货挑三拣四不说，而且态度刁蛮。二哥越是耐心周到，那人越是没完没了。实在看不过去，我跟那人大吵起来。二哥见状，也不劝解，一边应付其他买卖，一边看我们吵。那人吵着吵着，忽然发现我也站在柜台外边，忙煞住话头说：关你什么事？狗拿耗子！二哥听了笑，事后还对我说，你的脾气干我这行，三天就给气死了。我哭笑不得，恨恨地说：就你脾气好，好得气死牛！
要说我受到所有的哥哥姐姐爱护，那倒也不尽然，起码小哥哥一直受我照顾。他一岁时患乙型脑炎损伤了智力，四十多岁了心态还像个十来岁的儿童，时不时暴躁起来，也只有我喊得住他，到底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带他上学、看病乃至做一切事情，直到三十六岁那年搬离长沙迁来海南岛。搬家时，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位四十多岁的傻哥哥，尽管他不知把我气哭过多少次，我为他操过多少心。以前碰上他不听话，我就吓唬他：早晚有一天我会搬开住，让你一个人去神气。这回真搬开了，且又搬得这样远，好像实现了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反倒对他生出了满怀的歉意来。按说我带了他三十多年，当妹妹当到这份儿上也算是尽了心，可就是摆脱不了内疚的感觉。有人回家乡，带些糖果给他，仍将他当成儿童对待。现在他和大哥住在长沙，大哥是个电影导演，大概很难顾得上他，小哥哥的归宿便成为我们家来往家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一个我预感到要长久谈论的话题。
父亲去世近二十年，母亲年迈七十有五。他们一生辛劳，养育了我们儿女六个。而今我们山南海北，京广铁路广州——长沙——北京，好像父母的血脉长藤联结着哥哥姐姐。我用这样的想象解释我与亲人离散的感觉——原来我跟他们压根儿不在同一块陆地上生活。
小时候，看过一本关于蒲公英的童话，知道蒲公英的种子一俟成熟便会撑着小伞漫天飘荡就地安身。细想起来，父母亲真像一株蒲公英草，兄弟姊妹真像毛茸茸的草种子。我们曾经聚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命运之风将我们吹散，去别处生根立命。每到年节，我给哥哥姐姐们写信，爱用一句似乎并不贴切的祝词：但愿入长久，千里共婵娟。记得读那本童话的时候，我还不怎么识字，大部分章节是由哥哥姐姐给我讲述的。童话里的月亮，每天都是圆的。
……

蒋子丹自选集 作者简介

蒋子丹，1954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
高中毕业后做过湖南省话剧团演员、湖南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及文学编辑。
1983年开始写作，1987年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做专业作家。1988年迁居海南岛，先后在《海南纪实》和《天涯》杂志当编辑。1995年以后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被聘为海南大学兼职教授。2005年调入广州市文联做专业作家。
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大不容易》，长篇随笔《边域凤凰》《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动物档案》，以及小说集《黑颜色》《左手》《桑烟为谁升起》等七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时候》《岁月之约》等六部。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文在境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