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辞典-第二版 内容简介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等议题不胫而走。至于“神农文化节”、“荷花文化节”之类标示“文化”的群众性活动亦风行一时。“文化”这一概念以空前张力，挺进社会各阶层的话语系统，庙堂之上、沙龙之内自不待言，即使芸芸众生的日常言谈也常有“文化”二字现身。1999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上，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合作的小品，便不时冒出下里巴人颇富文化况味的佳句，令闻者发出会心之笑。“文化”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被冷落多年，竞在20世纪后期变得如此热络，实在是先前未曾料及的。

中华文化辞典-第二版 本书特色

★16开精装，2010年4月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文化史学者冯天瑜主编，何晓明、邓建华、严昌洪等担任副主编

★ 本辞典力图从文化四个层面及其互动关系来拟定条目、阐释条目，并兼顾心智文化的“雅”与“俗”两层面

★本辞典按历史时序归章，章内按文化诸门类分列条目。条目释文，力图从“文化”角度发掘内涵

中华文化辞典-第二版中华文化辞典-第二版前言

近20年来，随着文化讨论的展开和文化研究向纵深拓殖，文化哲学、文化史学(包括文化通史、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及专题文化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加之传媒的播散之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等议题不胫而走。至于“神农文化节”、“荷花文化节”之类标示“文化”的群众性活动亦风行一时。“文化”这一概念以空前张力，挺进社会各阶层的话语系统，庙堂之上、沙龙之内自不待言，即使芸芸众生的日常言谈也常有“文化”二字现身。1999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上，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合作的小品，便不时冒出下里巴人颇富文化况味的佳句，令闻者发出会心之笑。“文化”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被冷落多年，竟在20世纪后期变得如此热络，实在是先前未曾料及的。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应邀参加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次小型文化研讨会(这可能是新时期国内较早探讨文化学、文化史学的学术聚谈之一)，主持人报告说，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各大专院校基本未开设文化学和文化史课程，以“文化”命名的出版物，仅寥寥两三种，与同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云兴霞蔚的文化研究大不相称，也同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颇有声色的文化论战和文化史研究形成落差。会上，年逾八十的周谷城先生即席讲话。鉴于那时人们于文化学、文化史都隔膜已久，对“文化”概念也只限于“被政治、经济所决定，又服务于政治、经济”这么一种认识，周谷老的谈话便侧重于界定“文化”。他操着浓郁的湖南乡音说，文化有点像“泥鳅”，难以抓住，只有边研究边把握，轮廓才会逐渐清晰起来，所谓“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周谷老又说，什么是文化?一块天然的石头不是文化，而是自然，经过有意识的人类对它加工，就变成了文化。

时间逝去十多年，周谷老也作古数载，而他那风趣的神态和举重若轻的说词，至今仍历历于眼前耳际。20年来，我在研习文化史的过程中，为着把握“文化”概念，参酌过多种论著，涉猎过不少学说，但得益真切的，还是周谷老那深入浅出的一席谈。以诸君案头的这部文化辞典而论，将文化界定为“自然的人化”，除取义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外，也受启迪于周谷老当年的“石头之喻”。

文化作为“自然的人化”，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的内在心智的塑造，因此，文化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部类。技术体系表现为文化的器用层面，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整个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价值体系表现为文化的心智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细缊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形成文化的精神内核。以上就是习语所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介乎二者之间或二者之外的，还有文化的制度层面和文化的行为层面。前者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表现为种种规约、体制和机构，诸如国家模式、法律体系、赋役制度等；后者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以礼俗、民俗、风尚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

器用、制度、行为、心智，是本辞典所涉及文化的四个层面，而心智文化记录着累代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精神内涵，是不停流逝的广义文化的摹本，也是本辞典的展开部。心智文化又可分作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两个级次。前者约指不定型的、作为潜意识存在的“俗文化”，后者约指经由文化专门家加工过的、定型了的“雅文化”。器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中跃动着心智文化的灵魂，反过来，器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又提供着心智文化的源头活水，并成为心智文化的物化形态和实践形式。本辞典力图从文化四个层面及其互动关系来拟定条目、阐释条目，并兼顾心智文化的“雅”与“俗”两层面。

本辞典还是一部中华文化辞典，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历史的辞典，这就需要进而界定“中华”。

“中华”是一个有着漫长演变过程的词汇，我们有必要把握其古义和经过时代转换后的现代义。

古代华夏——汉族立国，多建都中原(黄河中下游)，处于四夷之中，故称之“中华”，意谓“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与先秦常用的“中国”、“中土”等词相近似。“中华”一词，先秦、秦汉尚未出现，直至汉胡交织、华夷混融的魏晋南北朝，“中华”一词方开始使用。《魏书·礼志》称，“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居中华，德祚微浅”。《晋书·陈颗传》记陈颗与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北齐·高昂传》称，“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这些文献所用“中华”，或指中原发达的文化，或指拥有礼乐传统的华夏族。

。如果说，“中国”与“中华”原先都是地理概念，而“中国”后来逐渐转化并定格为政权、国家性专用名词，那么，“中华”则更多地被发挥其文化内蕴，《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这段释文在指出“中华”本与“中国”词意略同之后，进而开掘“中华”特定的文化含义。近人章太炎对于“中国”与“中华”两词的区别更有明晰的分疏：

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既然“中华”是一个富于“文化”底蕴的词汇，故本文化词典没有冠以“中国”，却选定“中华”二字。

应当指出的是，20世纪初叶正执著于“排满革命”、“光复旧物”的章太炎所说的“中华”，指的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拥有发达的文化。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逐步以“中华”称谓中国诸民族联合体，并在推翻清朝后，定国名为“中华民国”，还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实指中国诸族共和，从而赋予“中华民族”以中国各族共同体的内涵。

纵观历史，中国各族得“中华”之共名虽在晚近，其实，诸族文化的交往融会已久历岁月，而一部中国的文化史，正是这个诸族共同体在悠久年代间共同创造的。本辞典并非汉族文化的辞典，而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由多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辞典。这便是本辞典冠以“中华文化”的意蕴所在。应当指出的是，中华文化自发端之日起，即不断与外域文化发生着交互影响，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异彩纷呈的动力之一。本辞典各断代多设“文化交流”专节，便是此种历史真实的反映。

本辞典除**部分为文化学条目外，其他诸部分均竖分横写，即按历史时序归章，章内按文化诸门类分列条目。条目释文，力图从“文化”角度发掘内涵，以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辞典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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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文化关键词之一，指文化从创造点散布到接收点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价值传播。文化传播既可以通过人口迁徙的途径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符号介质来达成。作为文化创造的自然延伸，文化传播既是创造价值赖以实现为财富的基本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形式，即给接受群体带来新的文化因素，甚至常在传播过程中赋予原创价值以新的价值含量。此外，结合环境因素看，无论内容还是价值和符号意义的传播，均会作用于群体及成员的社会化素质，故该术语通常与文化适应具有内在关联。影响文化传播的因素有：（1）文化的价值效用量。价值量越大，文化信息量越大，传播的范围越广，传播的程度越深。（2）文化传播者的身份或声望。传播者的威望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接受心理及态度，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传播的力度与广度。（3）文化信息在传播中途受到的干扰程度。一般说来，干扰力量与传播的广度、深度成反比（特殊情况除外），而人为的干扰往往导致信息的变质，并引起文化在传播中的变异。（4）文化接收者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水平。接收者价值取向、文化水平与传出文化价值效用的不同对应，不仅影响文化传播的时空效益，还关涉到传人文化的变异性质，其结果可能是简单的文化复制，也可能是价值扩大或缩小的文化表现，或使原有文化价值变质而转化为新的文化形式。文化传播形式有多种，从总体上可分为群内文化传播和群外文化传播两大类型，前者指文化在群体内部从创造者扩散到部分或全体成员（接收者）的过程，它是一种文化实现的基本条件；后者指文化从创造群体扩散到接收群体的过程，它是文化扩张或文化融合的基本前提。两大传播类型之下还可划出若干细目。从空间上可分为：（1）直接传播：两点之间的无中介传播；（2）间接传播：三点以上，经过中介点的传播。从时间上可分为：（1）历时性传播：上下相继的时代之间的文化纵向传播；（2）共时性传播：同一时期内的文化横向传播。

中华文化辞典-第二版 作者简介

冯天瑜，男，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985"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创新基地负责人，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实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及武汉市地方志副总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