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民国时期的档案出发，重点研究了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台湾籍民的聚居缘由，生产、生活状况及其心态变化。本研究认为，“亚细亚孤儿”意识确实是存在的，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就是主要的历史原型，但他们多数人*终克服了迷惘、失落的“孤儿”心态，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并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本书分为九章，**章绪论部分解释了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对相关的学术史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阐述了心态史学的概念、理论及方法，提出了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介绍了本著述的史料特点，并对本研究的突破和不足作了简要的说明。
第二章系统考察了1895年至1937年这四十二年间福建地区台湾籍民的基本状况。文章从厦门、福州等地警务部门的案例记载出发，详细叙述了福建省台湾浪人违法犯罪的情况及其恶劣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少数台湾浪人制造事端，以达到“以华制华”和离间两岸民众情感的罪恶目的。
第三、四章介绍了抗战爆发后福建省台湾籍民的基本动向，分析了非沦陷区台湾籍民被集中迁移崇安县的原因及其心态变化。文章认为，台籍浪人在福建胡作非为所积累的民怨，加上金门、厦门沦陷中台籍浪人的助纣为虐，引起福建民众的愤慨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使国民政府将福建省内台湾籍民集中迁移至崇安县。福建省政府的不信任对多数饱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籍民而言，无形中造成了心理伤害，成为“亚细亚孤儿”意识形成的肇始。
第五章至第七章详细论述了1938年至1947年间崇安县台湾籍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心理情绪。文章从崇安县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台湾籍民的自身情况展开分析，认为他们的生活较为困苦。虽然国民政府对崇安县的台湾籍民进行了系列安置和赈济，例如阶段性生活费补助、安排垦荒和独立谋生、对老弱妇孺进行救济等，但受限于抗战时期的紧张局势、经济动荡以及崇安恶劣环境因素的影响，台湾籍民的生活难有根本的起色。生活的困顿，使他们产生焦虑情绪；当局严密的监管举措，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原有的失落感和苦闷心理，这是此阶段台湾籍民的主要心态。
第八章阐述了崇安县台湾籍民参加台湾义勇队的基本情况，分析多数台湾籍民克服“亚细亚孤儿”意识，投身抗战的原因。文章叙述了台湾义勇队的组建经过和大致活动，指出崇安县台湾籍民*终克服“亚细亚孤儿”意识的消极影响，在抗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肯定了多数台湾籍民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不屈外侮的民族“气节”，赞扬了他们不畏艰苦挫折、勇于追求“自我实现”和民族解放的精神。
*后一章再次揭示了福建台湾籍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以崇安县台湾籍民为中心，对“亚细亚孤儿”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升华进行简要的回顾。笔者强调“以史为鉴”，吸取“亚细亚孤儿”意识产生的历史教训，主张客观理性地看待这段特殊的历史，为化解两岸同胞问的历史“心结”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 本书特色

《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是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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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 节选

《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有关内容简介：有关台湾籍民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尤为热络，成果也极为丰硕。开启研究行河的首推日本学者中村孝志，中村先生充分利用了日本外务省、台湾总督府以及日本驻华领事馆等机构的档案、文书和内部报告，初步介绍了华南地区台湾籍民的基本情况、台湾总督府在中国华南地区兴起办学校、医疗机构的报纸事业的三大政策，对台湾籍民与台湾总督府“南进政策”之间的关系有比较细致的阐述。

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 相关资料

根据省政府的训令，“除一部分由垦务所接管从事垦荒外，其余准从事独立自由职业，惟工作地点以本县境内为限等因奉此。查际此非常时期，该项台民虽准独立自由，但仍须严密注意，切实防范，以杜意外”①，县政府向有关的区长、主任以及各保甲长做了相关指示，台湾籍民的工作、生活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限定于崇安县，防备“轨外行动”，而管理员作为台民的直接监督人，更是肩负重大的监管责任。实际上，除了不能离开崇安县外，台湾籍民并没有其他的行动限制，当然赴郊外或其他区、镇时，需要打笺条给管理员，以便领取外出证明。②如果台民外出打工或者临时离开，而没有事先向管理员报告的话，就会被当成潜逃，一旦被管理员、宪兵或警察追回的话，台民一般要被拘禁。翁秀煌在1939年12月24日，“承赤石茶叶改良场工头吴国准佣雇，前往为工人，开垦茶园”，这属台民自谋工作，原本是崇安县政府允许及鼓励的，但由于翁秀煌“未曾向管理员声情许可，然后前往”，结果被当成潜逃，“致取罪戾，追回拘禁”，其妻陈日请茶叶改良场的吴姓工头出示证明书，希望县政府能够释放翁秀煌。③类似的情况还有陈东崎，他曾在崇安县城区警察所充当伙役，后来“因病收差”，继而“暂代电报局分送电报或干劳工”，但可能更换工作后没有及时向管理员汇报，后被当成潜逃而“羁押狱中”。④对于外逃的台湾籍民，如想申请保释，一般要“觅具连环妥保”，才可获得释放。当然，如果台湾籍民真的失踪或者外逃成功，管理员算是严重失职，要受到相应的处罚。1941年5月，台民王亦嫩、吴乃珪，临时被电厂雇佣装置电话杆，结果“去后据报行踪不明，潜逃无踪”，县政府“查该管理员吴口管理疏忽”，“由本府予以撤职”⑤，显然台民如失踪或外逃，管理员是要被追究责任，甚至被撤职处分。

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 作者简介

黄俊凌，1977年生，福建漳州人。200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海峡两岸关系史、光复后台湾历史。在《台湾研究集刊》、《社会科学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数篇论文，出版两部编著。